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文协与文抗)

我们党第一次有文艺协会是一九三六年在保安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协会的理事有成仿吾、李一氓、李伯钊等十多人。这个协会在环境简陋、条件困难下，出版过油印小报《苏区文艺》，在《红中华报》出副刊，参加编选《红军长征记》稿件，在红大建立文学小组，还组织文学问题的讨论，组织纪念鲁迅、高尔基的群众集会，演出高尔基的《母亲》。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李应生(朱正明)、吴奚如、徐梦秋、大戈、王亦明、朱光和我负责的。抗战开始，文协大部分人上前方，工作受到影响。一九三八年前后，更多的文化人涌入延安，延安重新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由当时在延安的艾思奇、周扬等负责。一九三八年夏天，西北战地服务团从西安回到延安时，是艾思奇、柯仲平分别担任文协的正副主任，机关设在城里的小教堂里。西战团内几个诗人，如田间、史轮、邵子南等和文协的同志们一道搞街头诗。我在马列学院学习近一年，于一九三九年初冬调到文协。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对我说：“现在要你到文协工作。你在西战团做群众工作还是有办法的。文协现在人数不多，党员很少，有几个人的历史还不清楚，组织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情绪不太好，你去后多做思想工作。另外，还有文化俱乐部，已经决定要建立，你负责兼管这项工作。”我当时表示，我实在不会搞什么俱乐部工作，我是否可以先做筹备工作，成立以后，另外任命负责人。后来是由萧三同志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我就这样结束了一年的学习生活，回到文艺工作岗位上来了。

这时，艾思奇同志仍是文协主任，他住在中宣部，隔几天来文协一次，有时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来一次。另一位副主任柯仲平领导民众剧团，经常下乡演出。我到文协名义也是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有事便与党支部书记师田手同志商量，有些重大事情便找艾思奇同志。这时文协机关人员很少，只十几个人：雷加、吴伯箫、李又然、李雷、庄启栋、王禹夫、王力夫等；还有一个哲学家、一个管理员、一个炊事员。大家都住在中央机关所在地杨家岭的后山沟，除自写文章外，还在抗大、陕公、女大等处建立业余文学小组，文协的同志们分头去辅导，此外还出一个小刊物。大家工作比较简单，生活平和，关系也不复杂。一九四。年春天，举行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协代表大会，新选的主任是吴玉章同志，艾思奇和我任副主任，艾仍是中宣部文委负责人之一。会后就渐渐热闹起来了，机关里人增加了，萧三从鲁艺搬来，高阳也从鲁艺搬来，刘白羽从前方回来了，萧军和舒群一同从重庆也来了，舒群应鲁迅艺术学院邀请去了鲁艺。我曾建议最好萧军也一同去鲁艺，但有关方面没有同意，便留在文协了当时，在我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重庆成立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萧军、舒群建议成立这个协会的延安分会。中宣部洛甫同志同意后便成立了，这就是通常说的文抗，它的理事人选包括了文协和鲁艺的许多人。开始的文抗实际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萧军提议文抗出版《文艺月报》，是经过洛甫同志批准的。我曾向周扬同志提议，把这个月报的编辑部设在鲁艺，由荒煤、萧军、舒群编辑，周扬同志领导。但周扬同志不同意。结果由萧军、舒群和我编，这样舒群才又从鲁艺搬到文抗，而《文艺月报》的担子便自然地落在我的肩上了。月刊的头两期是三人合编的，每一期在稿件的选择上都有一点不同意见，我却常常处于少数。因此在编第三期时，我就表示要退出编委。我特意向洛甫同志申述了工作中的困难和渴望写作的心愿，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底或二月初就离开文协，到川口农村体验生活，并在这里写短篇《夜》。我离开《文艺月报》的编辑工作后，和它再没有工作联系；萧军、舒群分别编过几期，可能还有别的同志参加意见，我就不太清楚了。这时文协人更多了，草明、白朗，还有于黑丁、曾克等先后从大后方到来；鲁黎、伊明、林默涵、魏伯等大约都到了文协，一时显得十分兴旺。但人一多，关系自然也会复杂起来。我那时实在怕管事，只想住在乡下，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因此我很少回机关。艾青、罗烽、张仃、厂民、逮斐，还有早一些的欧阳山，都是我在川口乡下时到延安的，文协的事这时就全部是艾思奇同志管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底，中宣部把我从乡下叫回来，因为《解放日报》创刊，调我负责编辑文艺栏。于是我搬到了清凉山《解放日报》社。这年五月间，有一次文协开会，事先通知了我，但我因为要发稿没有去成。傍晚在清凉山下遇到从文协开会回来的周扬同志，他下马同我谈了一下情况，说他到文协参加了文抗理事的选举，原来文委的意思是准备让欧阳山负责，但很多人不同意，选举的结果是七个主席，轮流负责。据我记忆，这七个人是刘白羽、艾青、萧军、舒群、白朗、罗烽、于黑丁；于黑丁兼秘书长。从这时起，文协的人员没有什么变动，但名称则只称文抗了。后来在延安南门外，重新建立边区文协，属西北局领导，人员则全换了。文协下面有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边区群众报》等单位。时隔多年，现在的人搞不清楚文协、文抗，常常来问我，我简单地回顾一下，并记述如上。

《解放日报》文艺栏

一九四一年四月底我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五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创刊。创刊号上的文艺稿件是戈宝权同志翻译、爱伦堡写的《另一个法国》。博古同志主张文艺稿件不辟专栏，好的文艺作品可以放在报纸的二版、三版甚至头版。按照这个意见，发表的文艺稿件都不辟专栏。直到九月十六日，《解放日报》改版，由两版增为四版，这才决定文艺稿件辟专栏，每周出四五期，每期占版面的八分之一。到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出满了一百期的时候，我就离职了，而且在这以前就搬住在文抗。一百期以后就改由舒群同志主编。在三月十二日的一百零一期上和三月十二日的一百零二期上，我和舒群同志都写了文章，谈到了他上台我下台的事情，可以帮助大家回忆。陈企霞是我到《解放日报》不久从青委机关调来的。中间有一段时间刘雪苇也参加编辑工作，但不久便回到马列学院。黎辛也是我离开前调来的。这以后文艺栏人事上还有什么变动，我就不谈了。

博古同志主持报社，给我的印象是极为审慎的。总编辑杨松同志也很负责。文艺栏发表的稿件，几乎每篇都经他们过目。博古多次对我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绝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搞“轻骑队”。那时文化沟口有一个大墙报，叫做《轻骑队》，是住在文化沟里的青委工作的同志们编的。他们还把每期墙报油印若干份，分送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领导人，让这些人在窑洞里也能看到墙报。博古同志也有一份，他经常拿到报社编辑部大家传看。陈企霞没有调文艺栏以前，曾是《轻骑队》的编委之一，他来后，博古建议他辞去这个职务。《轻骑队》登的文章，短小精悍，对延安生活，有所批评与针砭。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轻骑队》出刊一周年的时候，《轻骑队》的编委会就编辑方针和实践在《解放日报》上作了自我批评。因为博古同志曾一再强调我们不搞“轻骑队”，所以文艺栏在开始一段就只登，诗、翻译作品，报告文学都登得很少。即使有个别论文、、诗歌，引起读者一些意见，我们一般都不答复，也不发展争论。所以初期的文艺栏还是风平浪静的。

对于住在文抗或住在鲁艺的知名作家，我们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存门户之见。对于一般来稿，更是这样。因为鲁艺文学系的学生多，我们又希望多发表一些年轻人的作品，所以在文艺栏上，发表鲁艺的来稿较多。我在一百期的总结中，曾说发现了三十多个年轻作家，其中可能有一半以上是鲁艺的学生。《解放日报》社地处鲁艺与文抗的中间，往北到文抗，往东到鲁艺，不管去哪里都得走十来里路。陈企霞、刘雪苇都不是喜欢跑的人，如要约稿都是我一个人踽踽独行，来回三十里路，还得抓紧时间，免得在外单位吃客饭，增加主人的麻烦；因此我就也跑得少了。在延安，左联时代我认识的老人只有周扬和周文。我们都各有工作，只在开会时见见面，难得深谈。我主编文艺栏时，组稿不力，可能是有的，但只要翻开过去一百期的《解放日报》，就可以看出这块小小的地盘，还是尽到了责任，文艺栏成了各方面的作家们的发表园地。向隅的人，或登得特别多的人，似乎都没有。可能有的人写得很多，但没有投稿到报社来，我们便无从知道。文艺栏编辑部或我个人，都没有小圈子，都没有对某些人的作品有亲有疏，或者排斥歧视。现在距那时已有四十年了。四十年来，人世沧桑，几经沉浮，但历史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个人，即使是帝王老子也很难凭一己的金口玉言，包写历史。历史是公正的，真伪将经受千秋万代和亿万人民的检验。

至于《文艺月报》，我参加过第一、二、三期的编辑工作。第三期还未编完，我就离开文协，到了乡下。那里交通不便，几乎就没有读到它。我调到报社工作后，就不再是文协的副主任；新成立的文抗，我也不是负责人；我同一些人一样，无非是一个挂名理事，偶然参加过一两次会议，这都是有文字记载，可以查证，不是我信口胡说的。当《文艺月报》对报纸发表的、诗有批评时，我们并不生气。在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下，谁对作品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对这些没有表态，也没有在报纸上展开争论。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曰、十八日、十九日，我们连续发表了周扬同志的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文抗的舒群、萧军、白朗、罗烽、艾青等五人联名写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他们漫谈的时间是七月二十日左右，文章发表在八月一日的《文艺月报》上。这篇《漫谈集录》对周扬同志文中所提的作家要到生活中去并无异议，只对周扬在漫谈中的态度和对作家写不出作品的原因的几条假设不同意。五人的文章发表后，是不是在鲁艺、在文抗引起过更多的议论，我不知道，我们文艺栏听到也少，也没有收到其他的或同意、或反对、或再解释的来稿。我们也无意去组织文章，展开争论。当时《文艺月报》发行数量很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广泛。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但我们文艺栏的确曾为某些文章而紧张过，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紧张是博古同志从杨家岭带回来的，说中央有人对六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发表的《一个钉子》有意见，并嘱咐我们注意，要重视杨家岭来的意见。《一个钉子》发稿时，编辑部的同志都看过，都没有意见。此后曾反复读，还是悟不出有什么问题。写两个同志发生冲突矛盾，只是为着一颗钉子，一个要拔，一个要留，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才是对公共财物的爱护。看起来这是小题大作，很容易解决的事，把钉子拔下来留着，不就不成问题了吗？何必小题大作呢？但我们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写检讨，事情就过去了。接着是十月十三曰我们发表的《厂长追猪去了》，这篇稿子是周扬同志亲手交给我的，说是鲁艺文学系一个同学写的。我读后也觉得很好，但顾虑是否写得太实，容易引起风浪，就把文章交给博古同志看。博古看后笑道：“这是左琴科笔法。”既然如此，我就决定发表了。果然，不出几天，安塞纺织工厂的厂长来信了。查问写文章的人是谁，说写的是他，写得不合事实，他不同意……我回信说这是写，是虚构的，文章里也只是说这位厂长有点事务主义，没有坏意，希望他不要多心。一九四四年我决定下工厂，问边区政府建设厅高自立同志到哪个工厂去好。高对我说，陕北二十几个工厂，就数安塞那个厂好，可惜你们报纸讽刺了厂长，把他得罪了。以后我仍然到了这个厂，而且同这位厂长相处很好，这是后话。

文艺栏第三次受到的批评仍是博古同志从杨家岭带回来的，这次是关于马加同志的《间隔》。写一个老干部、游击队长喜欢一个从城市来的女学生。但他那种简单、纯朴、粗鲁的爱是使这位女学生害怕的，他们中间有很大的间隔。马加没有把这位老干部写好。自然，老干部中会有个别人是这样的。作者显然是不同情这位老队长的。作者挑选一个自己不同情的人作为代表人物是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老干部的。我们在编辑部的会议上作过检查，但没有写文章公开发表。这篇发表时受到的批评不重，整风学习中谈得较多。但那时我已离开报社了。

此外，当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议论，说文艺栏太死板，太持重，太缺乏时代感了，看它好像是看旧杂志。因此在第一百期编者的话中我说过：“……文艺栏及改版后初期的《文艺》都使人感到不活泼、文章较长的缺点……于是在极力求其合乎读者的需要上，我们设法改正，并且愿意使《文艺》减少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在去年十月中就号召大家写杂文，征求对社会、对文艺本身加以批判的短作。更尽量登载有关戏剧、美术、音乐方面的作品，把所占比例减少很多……”此外，报上逐渐出现了一些受读者欢迎的非作家写的一些杂文，如田家英、林默涵、羊耳等。开始他们的短文是针对着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于是这样的话又传来了：“你们的子弹打得太远，不知别人读到没有！石沉大海，不起作用……”这样才有几篇文章稍带一点批评延安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但也没有更多反响，好像轻微的刺激是可以忍受的，而且谁也不曾像今天那样去对号入座。所以仍是平安无事。这时，在漫画展览会上也发现了引入议论的作品。这些看来似乎都是前奏曲。文艺栏中引起批评的文章是三月九日第九十八期登载的我的《“三八”节有感》和三月十三日第一百。二期、三月二十六日第一百。六期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后来，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听到有人传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就是因为有这两篇文章，是这两篇文章才引起的。这样的说法，据我记忆，在延安的时候，我没有听说过。在一九五五年划丁、陈反党集团时没有听说过，在一九五七年划我为右派时也没有听说过。我不能不多多思考。以毛主席那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仅仅因为这两篇文章就召开那样一个隆重、严肃、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而且，会前亲自和那末多的作家、艺术家交换意见，会上又那末深刻地分析解释那末多的根本问题。会议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内情，我不知道，也不愿乱加揣测。世界上有许多事原不是一些本分人可以揣测或理解的。

写《“三八”节有感》时，我已经搬到了文抗。因为一九三九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就想以陕北革命为题材写一本。为此曾找张秀山等陕北的老同志。但那时陕北革命中有些重大历史问题尚未作出结论，有些事不便细谈。后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开过高于会，弄清了历史，我写这本书的念头又活动起来了。我找了高岗，他表示欢迎，建议我先到绥德走走，我的心更动了。我怕博古同志不放我，我便先找凯丰同志，他同意了，我又去找中组部，中组部也同意下调令。我这时才敢告诉博古同志，并且以暂住的客人的身份很快搬到文抗，借住在罗烽同志的母亲的窑洞里。随后舒群同志搬到《解放日报》社接替我的工作，我就搬进了他住过的窑洞，《“三八”节有感》便是在这里写的。

《“三八”节有感》

三月初我便搬到了文抗，但心思却跑得更远，跑向那红军战斗过的陕北的荒山深沟去了；只是因为一个按摩医生为我治疗腰疼，行期迟了几天。三月七号，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我连夜挥就，把当时我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了。这两起事件的当事人今仍健在，可能会想得起来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我的确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信笔所之，没有想到这将触犯到什么地方去。我也没有想到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被批评者应有的体谅，更想不到敌人可以用来反对党的。四十年之后，现在我重读它，也还是认为有错误的。毛主席对我说过：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几十年来，我在这一方面就比较审慎了。但当时我毫无感觉，认为写得对。也许那时已经有人在背后议论了，但我个人却处之泰然。

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四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这次会毛主席自己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还是没有感觉，只奇怪：你曹轶欧不搞文化工作，为什么批评我咧？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同志。我一向是喜欢他、尊重他的，我完全信任他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充满了善意，不会难为的。因此他当时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呢？第二天我特地跑去看他，叫他老乡，说不打不成相识，我来听他的意见来了。第三天，他到文抗来看我，在我那里吃中饭，谈得非常融洽、亲切。我们之间的这种无私无间的同志关系，不管后来有人怎么说，我是永远永远放在心里的。第三个又接着发言了，话题只有一个，还是《“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参加这次学习会的文艺界人士只有周扬和我，他坐在后面一点，我坐在靠主席台右边，他没有发言。博古同志原是坐在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懂得他问的意思，后来，当我有了一些经验以后，我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谢他呵！

这次会上一共有八个人发言，只有一个人，(可能是徐老)谈的是别的事。最后，毛主席作总结，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文艺整风时期，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我自己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一次检查，并且发表在六月十六日的《解放日报》上。组织上也没有给我任何处分。把这篇文章定为反党大毒草，并且大张讨伐，是一九五七年把我划为右派以后的事。遗憾的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总结历史教训，领导全党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讨论，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时候，还有个别同志不顾历史事实，也丝毫不体谅二十年来我在逆境中工作生活的艰辛，还指名道姓，坚持说这文章是反党反革命。我为这位同志感到可悲，又有点可笑。但同时，我不能不想到，要肃清左倾遗毒在文艺思想、文艺批评、文学历史研究上的影响是多么不容易呵！

文艺座谈会

整风学习开始，中宣部指定我担任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刘白羽、郑文等同志。胡乔木同志领导我们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党中央召开这样一次空前的文艺座谈会，表明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一贯重视，对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的一贯关心，对文艺战线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危害的警惕和抵制。召开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由一篇文章就算是由《“三八”节有感》而引发的吧，但绝非仅仅为了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章。座谈会以及毛主席的讲话，很明显都是为了正确解决在新形势下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潮***现的基本问题和倾向。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个別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的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的“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文艺》第二十六期发表了我的《我们需要杂文》一稿。写文章的起意，或者用今天的眼光去检查文章的内容，都不像后来有人指责的那样，说这是我在号召暴露黑暗，甚至把我晋封为暴露黑暗派的头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然没有深入细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当时在文抗整个机关，每个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气，每天开会，互相启发，交换批评，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这一段严肃、紧张、痛苦、愉快的学习经历，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一生中幸福的一页。

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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