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上如何我看不到，因为严严实实盖着被单。乱七八糟的管子和电线从被单下面伸出来，各种颜色的液体正通过那些透明的管子流进他的身体。

他的左手却被铐在头顶的床架上。

“伤得很严重。”安德烈脸色阴沉，声音里有无以言表的沮丧，“当时有其他嫌犯受到刺激癫痫发作，值班的警察才赶过去，否则他就被人当场打死了。”

我的脑子里象飞进一群黄蜂，一直嗡嗡响个不停，眼前除了他的脸，只剩下一片空白。

“嘉遇。”我单腿跪在床前，低声叫着他的名字。

他的眼皮微微颤动了一下。

我知道他听得到我说话。我贴近他：“你能过去的，多少坎儿你都过来了。”

他铐在床栏上的手略动一动，我连忙伸手紧紧握住。

安德烈在一旁催促：“时间到了，我们走吧。”

我只当没听见，凑在他耳边说：“嘉遇，不管付什么代价，我都要让你出去。”

他身子轻轻一抖，手指蓦然收紧，猛地睁开眼睛，口型是一个清楚的“不”，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摇头，忍了多时的眼泪飞溅而出：“不，不，我不想再听你的话。”

他的目光凝结在我的脸上，象关了电源的电视机屏幕渐渐黑了下去，眼中的焦点消失了。

“嘉遇？”

他的头歪到一边。

床头的仪器开始发出尖利的告警声，护士按着对讲器大叫：“医生！医生！”

安德烈把接近疯狂的我拖出监护室，我无法反抗他铁箍一样的双臂，只能拼命踢他的小腿，“他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铐着他？你们有没有良心？”

他忍着疼用力按住我：“玫，你冷静！”

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把他推进手术室，两扇大门在我眼前无情地关上。

时间仿佛被凝固了一样，许久纹丝不动。

我呆呆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右眼下的肌肉不受控制地跳动。安德烈走过来挨着我坐下，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我想对他笑笑，却连嘴角都提不起来。四周乱遭遭的，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声音，金属器械的碰撞，医生护士偶尔的谈话，仪器的嘀嘀声……

那些声音忽远忽近，我不能理解它们的意思，也懒得去一一辨识。

不知过了多久，手术室内忽然传来某种仪器拉直了的尖叫，我听到炸了窝一样的嘈杂声，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大声喊着：“一，二，三……”然后是连续不断的砰砰声。

砰，砰，砰……

一声接一声，如同重锤砸在我的心脏上。

“上帝！”安德烈手中的纸杯落地，咕噜噜滚出去很远，咖啡液泼在地板上，就象干涸的血迹。

“那是什么？”我茫然地问。

“电击，他们在做电击。”

他的话一个字一个字进入我的耳朵，却象雨点打在油布伞上，蓬蓬响着四处迸溅，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下午四点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两个便衣警察过去和医生说话。我也想上前，却被安德烈紧紧拽住。

远远地透过人群，我只能看到孙嘉遇的脸，在透明的氧气面罩下，颜色惨白得不像真人。

“安德烈，请你放开我，我可以控制自己。”我试图维持平静。

安德烈根本不听我的，手指扣得更紧。

他的同事走过来：“他不能再见任何人，你们回去吧。”

安德烈慌忙站起身道歉。

那警察看着我摇摇头，又对安德烈说：“安德烈，我看她快要不行了，她需要休息。”

我坐着不肯走，安德烈没有办法，只好等我情绪稍微平复，才采取强制手段带我离开医院。

外面的天色阴得厉害，厚厚的灰色云层集结在北部的天空，空气中蕴藏着暴风雨前的反常宁静。

他为我打开车门，我愣愣地站着，身后似有个钩子拖着我的脚步，我抬不起腿上车。

“玫。”他想拉我的手。

我一把抓住他，就象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扯着他的衣袖苦苦哀求：“帮我，安德烈，我要让他出去！”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到你。”他慢慢拨开我的手，“对不起，我是个警察。”

“警察？你们警察都是狗屎！”我在伤痛之下突然爆发，“明明一个垃圾国家，还要口口声声公正和民主，告诉我，你们的民主和公正在哪儿？如果不是警察局收了别人黑钱找他麻烦，怎么会有今天？如果不是有人故意放水，看守所里怎么会出这种事？我们送的那些钱呢？都拿去喂了狗了吗？吃了原告再吃被告，你们比黑社会还要无耻！”

安德烈愕然地看着我，英俊的脸上出现一种痛楚的表情，混合着伤心和失望，他看我很久，然后低下头，一言不发转身离开。

我楞了一下，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追上去一把抱住他的腰，“对不起，安德烈，我说错话。”

这些难熬的日子，也只有他陪着我逐日挨过。

安德烈一动不动站着，终于艰难地开口：“你说得对，这真是个肮脏的行业！”

他用力掰开我的手，头也不回地发动车子离开了。

我已经完全脱了力，蹲在地上蜷缩成一团。

后来就起风了，硕大的雨点毫无预兆地从天上落下来。我在雨地里站着，无言地仰起脸，狂风挟带着暴雨打在脸上，虽然象鞭子抽过一样的疼痛，却分明能减轻心中无以名状的煎熬和痛苦。

有人撑着伞从身边匆匆跑过，回头看我几眼，眼神完全象在看一个疯子。

直到一辆越野车在不远处停下，司机下车把雨衣披我身上，连搂带抱地将我塞进司机副座。

“邱哥……”我象见到亲人，到底哆哆嗦嗦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