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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胡赛尼(2)

今年一月，我有幸与联合国难民署去乍得访视当地难民营，这个难民营收容了二十五万来自苏丹西部的达佛地区（darfur）的难民。在那里我有机会与当地的难民、地方官员与人道志工对谈，并有机会了解到当地摇摇欲坠的制度。那是一场令我无法抹灭和难以忘怀的经验。目前我正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一个“援救达佛(aiddarfur)”的计划。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到位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营去看看。

5 问：你所呈现在塔利班政权下的阿富汗的现况可能让很多读者感到相当惊讶。例如，众所周知的塔利班禁止电影与音乐。但是很多读者也不知道，即使《铁达尼号》这部电影无法在阿富汗上映，透过了在黑市偷偷放映的电视与录像带仍造成了铁达尼号的热潮。阿富汗地区如今被塔利班政权掌控的程度有多少？在传统之下流行文化是如何生存的？

胡赛尼：塔利班破坏艺术文化的行为，最恶名昭张的就是轰炸损毁了世界遗产巴米扬大佛，对于阿富汗的文化与传统艺术有了毁灭性的影响，塔利班也烧毁了无数的电影、影带、音乐、书与字画，他们监禁电影制作人、音乐家、画家和雕刻师。这样的限制迫使一些艺术家放弃创作，其他只能暗地里进行。有些建造了地窖，让艺术家可以作画或让音乐家演奏，有些假装聚会缝纫其实在成立读书会撰写，如女诗人chrisinamb所组成的读书团体hesewingcirclesofhera。有些则是以其他聪明的方式来隐瞒塔利班，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一个画家在塔利班的命令下，被迫将他的油画作品上的人面涂掉，只是他用的是水彩，当塔利班被逐出之后，他便将作品上的水彩洗掉以还原作品。这些只是艺术家们铤而走险、用以逃避塔利班严密掌控压迫各种艺术形式的例子中的一部份。

6 问：你在创作《灿烂千阳》的时候，与创作上一本《追风筝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胡赛尼：当我在创作《追风筝的人》的时候，并没有读者在引颈企盼，不过在《追风筝的人》成功之后，写第二本相对来说就困难许多。开始创作的阶段，对于我是否有能力再创作出一本成功的，我会有些许疑虑与缺乏自信，尤其是我知道有相当多的书店、我的出版商当然还有众多喜欢我的读者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我的新作品。这是非常棒的，毕竟你希望有人会期待你的作品，但是有人对你的作品有所期待也是令人焦虑的。

我的妻子可以证明我确实经历过这些恐惧，但我逐渐学习以平常心看待。当我提起笔创作，故事情节开始进行时，我发现我融入了主角玛丽雅姆与莱拉的世界，而这些忧虑自己逐渐消失。故事的发展让我可以忽略周遭的噪音，我可以专注在我自己创造的世界。

比起第一本，我觉得第二本《灿烂千阳》更具野心。这个故事是跨世代的，横亘了将近四十五年的时间，故事经常性的转变场景与时代背景。相较于《追风筝的人》，这本书融入了更丰富的人物以及多元视角的方式，并将阿富汗曾发生的战争与政治动乱，依其年代带出更多的细节。这表示我要花更多的精神在表现人物的内在性格，以及对各角色人物施予压力并形塑其命运的外在世界等层面加以平衡。

7 问：这两本书中有相同的主题吗？

胡赛尼：这两本中，主角同样面临困境，同样被外力压得喘不过气。他们的生活不断地被残酷而无法原谅的外在事件所影响，而他们所做关于自身生活的一切决定也都被他们所无法控制的事件所影响，例如革命、战争、极端主义与压迫等。对我而言，这些事在《灿烂千阳》中更是如此。例如：《追风筝的人》的阿米尔有许多年的时间是离开阿富汗移居美国的，阿米尔所逃过那些令人恐惧的事件与艰难困苦的生活，这本小说的两位主角玛丽雅姆与莱拉却是亲身经历。就此而言，比起阿米尔的生活，那些在阿富汗发生的事件让玛丽雅姆与莱拉的人生更为困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