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成了该做的事情，回到了地面上。

外面有很多人，汽车开的临时栈道出现在木屋的周围。

我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人，走上了临时的栈道，在中段，我遇上了王四川，他竟然在半路等我。

我初看到他吃了一惊，但并不感动，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一定会在半路上等他，不仅是情谊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是同类了。

对视中，他问我道：“成功了?”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们走了两个星期，在大雪中看到了伐木林场的小火车，偷偷爬上火车，等到在一个木站下了车，已经冻得连话也说不清。

我们又在木站冒充其他林场迷路的建设兵团，拿了大衣和一些干粮，坐火车回到了佳木斯。

那时候还没有全国联网，我们的身份证和军官证通行无阻，可以去任何大食堂吃饭。

后来王四川问我有什么打算。

我说想回山西老家去，但这不太现实，以后我爹妈问起为什么要回去，事情会很难办。

只有先找一个偏远的地方待着，我想到了大庆附近的一些山村，那里还在做地质普查，我们可以冒充地质队待上一段时间。

王四川觉得可行，我们查了地图，找了一个不通火车只能步行进去的山村，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兑换成粮票。

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发现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小村子，这个村子里的人甚至对抗日战争的事情也不熟悉，因为没人愿意走这么远来抓几个壮丁，四周又全是山。

我们在村公所用全国粮票换了一间屋子和一些生活用品，在村里挨过了整个冬天。

快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粮票已经用完了，有一拨供销社的人来做普查，我们朝他买了一个收音机，播放当时的广播故事，来换取粮食。一直挨到立夏，我们才走上了回途。

不能去单位报到，我先回了老家，编了一个故事告诉爹娘，说自己做了逃兵，差点死在苏联人手里，大部队以为我牺牲了，先藏了起来——在那个消息闭塞年代的乡下，这样说是不会露出破绽的。

老爸对于我的事情非常意外，但我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我得以暂时躲在了家里。

当时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打仗打完以后找不到部队，只好回老家，在部队里是作为烈士，以后重新登记户口的时候，就要找其他身份顶替。

我父亲托他部队里的朋友，尝试帮我找个空户口顶上，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

另一边，袁喜乐也没有任何的消息，我没有收到任何信件，不知道她是什么情况。

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受不了这种煎熬，决定去找她，又找了借口离开了家乡。

那段时间我蓄了胡子，一眼很难认出来，倒也不是很担心，身上的证件齐全，如果不被人特地去查，吃饭坐车什么还都是免费的。

七二三工程是如此绝密的一个项目，我知道一切都绝不可能在表面上被查到，但是，袁喜乐还活着，我一定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她。

她是东北人，我走遍了东三省几乎所有的医院，一路上，经过了不少地方，除了东走西看，空下来的时间，就是想着和她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那些日日夜夜，说实话时间真的不长，但闭上眼睛，一切却仿佛都在眼前。

然而，袁喜乐却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无论怎么寻找，都没有一丝线索。

我从坚持，一直找到绝望，再找到麻木，一直到我再次见到王四川，我的心里，已经认定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王四川重新回到了矿上工作，他的父亲权力很大，他顶了一个身份，也不求发展，只求能在那个小地方安稳地待下去。

他看到我的样子，说会想办法让他父亲也帮我项个身份，被我谢绝了。

“文革”的苗头当时已经逐渐展现，各种运动风潮涌动，这个国家的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在这个时候，还是小心一点好。

后来说起了袁喜乐，他听了我的遭遇，提醒道，她是跟着大部队出去的，当时最合理的情况，很可能是到部队医院，然后被家里人领回了家。

袁喜乐是孤儿，会由单位负责，安顿在单位所在城市的精神病院里。所以，很可能不在东北，而在南方。

于是我又辗转到了南方寻找，她的名字很奇特，重名的情况会很少，所以我连错误的希望都不曾有过，只是害怕命运和我开玩笑，对于每一个医院都是亲自问过和看过很多遍。

一路麻木又不敢放松地找过来，却还是没有消息，一直到了第二年的冬天。

我来到了成都市郊区的双流精神病院。

那是我在四川的最后一站，成都的冬天，少有地下着冰雨，十分的寒冷。

我刚找到医生，拿着王四川父亲开给我的介绍信，想去病房看看，走过走廊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

那个女人正看着窗外的冰雨，玻璃上倒映出她模糊的容颜。

我走了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转过身来，我们四目相对。

我想说话，但是那一刻，却什么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