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欲喊不能的刘先生，心里想：你真傻，看见卫兵的枪便真信我母亲的谎言了，她在枪杆子下将自己的童贞缴了械。假如你见到我父亲，你一定会大梦初觉：啊，这是多么男人的一个男人；他这样爱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设。

这时候刘先生的女儿走进来。神色是那种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种坚信自己所忙的桩桩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终记不住她的名字，因此只有等她眼睛看着我时，我才能跟她说话。可一般认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却在讲着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电话上跟她情人讲不堪入耳的话。她说：这些中国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开化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是是。我能说什么？

她说：我问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电话？她说：没有哇！你知道我有电话插拨，所以我没办法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现在突然赶回去，偷袭她。现在内地女人很鬼，买张很便宜的电话卡，先打电话给男方，然后那男人再把电话打回来，这样他们放心大胆一聊可以聊两三个小时！

我说：刘先生刚才张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样子。

她说：那个男人是跟着内地一个什么贸易代表团来的。说是要在美国受训六个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袭地回到家，从后院悄悄进了门，还不知她一天到晚拿电话胡扯八道呢。后来我就在电话上装了个小录音机。晚上一听，我的上帝，全是她轧姘头的事！她英文很臭，轧姘头的词汇倒蛮全的！

我说：是不是叫医生来看看？别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对劲。

她说：你说我怎么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这种人？

我见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自己又摇头又踱步又叹气。她个头比我高三四厘米，宽度也超过我不少。刘先生说我和她长得颇像，连尺码都一样，看来是他的主观愿望。她有个三个音节的英文名字，不是简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条米色休闲裤，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开襟的，一颗纽扣也不扣，露出里面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吊带背心。她没戴任何珠宝，却挂着所谓的抽象首饰。名设计家的这类首饰，往往比真珠宝还贵。她整个人看上去昂贵而朴素，有种知识分子气质，装束却不是知识分子阶层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选择，我会一丝不苟地拷贝她的这身装束。我也会像她一样随便、洒脱、自信，让所有看着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和我就会合而为一，现在这个朴素而昂贵装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会像她这样对护士高雅而和蔼地轻声说话，满不在乎地请护士找最贵的守候人，似乎“开销”这样低级趣味的顾虑从来就没有污染到她。她对护士说：一定要请最有经验的，不要移民，那种英语都说不正确的人再认真都会误事。我必须把我父亲托给能完全信赖的人。

我也会像这样一边交代着事项，一边看一眼“卡迪亚”手表，然后打开“芬迪”桶形包，从里面拿出“香奈尔”化妆盒，以及一管“香奈尔”口红。我也会有几十种颜色的口红，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饭、吃晚餐、参加鸡尾酒会、出席黑领结晚会，看芭蕾听歌剧或交响乐或室内乐，进入摇滚吧、爵士吧，去海滨浴场，去逛商店，去参加葬礼、婚礼，去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总之每个口红颜色都绝对符合场合，都和背景协调相宜。

她跟护士说：我当然情愿自己留下来陪我父亲。不过我明天晚上的宴会无法取消，因为是州长竞选的募捐宴会，我又是这位州长候选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刘先生先一步占领我母亲，那么现在这个有双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个州长的密友该有这样一双眼睛，浓妆之后将对人对事更加视而不见。任何人都别想让她从那份自我专注中分心，她那绝无针对性，绝不个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边沿错过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热络，制造着抽象的情境。这情境中的她是大泼墨、大写意的，因而高雅美丽，可望不可即。我会以她那只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细极长极的香槟酒杯，跟晚会上所有女人一样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动或静，让又细又尖的高跟鞋举着身体，犹如高脚杯托起一盏盏香槟酒。我也会像这类场合最得体的美丽女子一样，把跟人的交往维持到最浅，把谈话内容维持到最淡，绝不拿任何一个真实的笑脸当真。我这样款款走过一个米莉那样的老贵妇：你好吗？她回答：还好，只是我的母亲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个寒噤。我母亲和刘先生一个失之交臂，我便错过了做这个简妮弗或加西卡。

我发现她现在在跟我说话了。她谈的问题非常深奥，因为是有关美国的混账遗产法。她说她父亲没听她劝告，没如何如何，结果导致了怎样怎样的后果。我只懂得后果是她可能会少个几百万。如果我父亲不及时攻下我母亲，刘先生就会在我母亲体内造出这么个简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谈着父亲的身后财产。用一串串鸟兽语言的法律词汇。我也会像她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静超然地谈钱。这样谈，钱便不再是个好东西，而只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样的客观。可以使人在钱面前不再两面三刀：心里爱它爱得作痛，嘴里却要讲它坏话；私下里同它亲得不能再亲，人前却要扭怩，却要反感，却要说：“不就是钱么？！”

简妮弗（加西卡）不必这样。她不必作态，佯装，她就这样坦荡、大方地谈着由父亲死亡而给她造成的一次财富增长。原来对钱做许多姿态的人，对钱厌恶、不屑的人都是没有钱的。对钱满不在乎的人，钱之于他们恰恰是性命攸关。

这个对钱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点就是我。

我对简妮弗（加西卡）说：我可以留下来守候刘先生。

她说：那太好了。我付你每小时十五元。

我说：好的。

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写下她的电话卡密码，交给我，让我每小时给她打个电话。她突然想起什么，目光平直地看着我。

她说：你很需要钱，是吗？

是的。

听我爸爸说，你的男朋友是个外交官。

未婚夫。我们订婚了。

那可得恭喜你。

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但我想她的心里纹丝不动。

你得原谅我的直率，美国外交官工资可不怎么样。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没钱；外交官比邮差、军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点。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邮差。我说。

更幸运你没找个艺术瘪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我说：可不。

她哈哈哈地乐起来。

我也跟着乐。不乐挺伤和气的。

她的面孔又公事公办了。她说：我先给你三天的工钱——七十二小时，我全算你工时。你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你刚才听见我跟护士谈守护人的价钱了吧？

听见了。

我们谈的三十块一小时是有过训练，也有证书的。

噢。

我刚才出的价有谈判余地。你可以提出你的价钱。

她可真坦诚，真大方，一点儿不羞涩。

我说：那就二十五块一小时。

二十。怎么样？

行。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成交。

她取出一个大钱夹，里面有一个支票本。她开支票的手势很漂亮，把支票从本子上扯下来的动作更漂亮。以这漂亮的动作，这帅劲，她买房子置地，买设计家的窗帘、家具，买她那匹价值五万元的马。讨价还价的乐趣不在于省下几千或几万块钱，而在于她占了上风，成了一局游戏的赢家。她的讨价还价还是她愚弄人，打趣人，抬举人的一种方式，或是她的调侃或调情。她可以在讨价还价中嗔怒，娇憨，发嗲，她可以撅嘴或仰面大笑。你若不给足她空间时间让她把所有的回合完成，那你就没伺候她把一项游戏玩尽兴。

她企图挑逗我伺候她玩游戏，我却老实巴交的怎么都行。穷到我这地步，也就没什么回合跟她玩了。我也被她谈遗产时的实事求是态度所感染，居然不感到钱是个丑字眼。穷成我这样，大概也能出来一种大气。能诚实地承认穷，诚恳地表达对于钱的兴趣，就是穷者的尊严。能够正面表示对于钱的进取心，是向文明迈出的一步。我为自己迈出的这一步感激简妮弗(加西卡）。

我说：谢谢你，简妮弗。

她说：不用谢。不过我的名字不是简妮弗。我叫玛伦达。不过没关系，千万别跟我道歉。她笑起来。

对不起。

你看你看，我叫你别道歉！记住，你非常棒，用不着说“对不起”。

谢谢。

你“谢谢”也说得太多。

好的。

玛伦达拥抱了我。我们都属于***不大的女人，所以拥抱起来显得特别紧密。

我送她到走廊上。我想我是喜欢她的。假如四十多年前我爸爸没有突然出现，打乱了我母亲和刘先生的计划，这个撕下支票就扬长而去的漂亮女人就是我。我看着她的背影，心想，真那样的话我没什么意见。

她转身对我招招手。

我也招招手。手里捏着她给我的支票。所以我脱口说道：谢谢！

你看——又是“谢谢”！

我右脚支出去，成了松垮垮的“稍息”。我这姿势在玛伦达眼里是谦卑的，是形体的苦笑，有点像《茶馆》里王掌柜的“稍息”。

我想我这么个穷光蛋，又是在异国做穷光蛋，“谢谢”与“对不起”就是我的信用卡和支票簿。可以容我且混一阵呢。

我揣着上千元钱回到芝加哥，第一件事便是去珠宝行赎我的钻戒。

我对老板笑了笑说：还认识我吧？

老板也笑了笑说；当然。

我说：我想赎回我的戒指。

老板从腰里拖出一根镣铐般的粗链子，上面至少有五十把钥匙。他看也不看就从那堆钥匙里拈出一把，打开一个柜台的门。取出一枚贼亮的玩艺儿。它被套在一根白丝绒的模拟手指上，贵重得我都不敢认。

老板伸出两根小泥肠手指头，拈起上面金色的小价码签说：三千二百元。

我说：啊？！

三千二百元。

你只给了我七百块，就从我手上买走啦！我瞪着这张笑眯眯的脸。它看上去并不像这样吃人不吐骨头。

如果我当时是六百块从你手里买来，我这时候还得请你付三千二百。

怎么可以这样？！我天昏地暗地看着十多天前还属于我的东西。

老板脖子一缩，两手朝两边一摊，黑眼仁全翻上去，表示他清白公道，毫不愧对上帝。

我也得吃饭啊。他说。

你是得吃饭，可你也不能顿顿吃龙虾吧？

他更加笑眯眯了：那是我的胃口问题。

噢，一共才十多天，你就赚了两千五？

价钱好商量。我可以给你圣诞节前的折扣。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漂亮数字，三千元整。大过节的，那点零头也算我一份圣诞小礼物。听上去怎么样？

听上去很残忍。

你如果有现钞的话，我不收你税。他的小泥肠食指在小计算器小九九一番，把得数亮给我：你看，这是税钱，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圣诞礼，这一来就不小啦。

我看也不看就出了门。他还在我后面叫唤：你回来！咱们可以再好好商量！

我心想，我要再回来的话一定要弄只黑袜子套在脸上，弄支枪端在手里，吆喝着你把那五十把钥匙挨个使一遍，我得把五十个柜子全清理干净。

我只好戴着假钻石去见安德烈了。他给我的圣诞礼物竟是一大帮人：他的父母，他的祖母、继祖父，两个高中好友，三个大学友好，以及劳拉，都被他邀请到芝加哥来给我一个圣诞大团聚。

我来到密西根大道上的“联合大陆”酒店，见劳拉和安德烈正坐在大堂的吧里，巢上放了两杯黑马提尼。劳拉问我要不要也来一杯黑马提尼，因为这个酒店除了它的著名室内游泳场之外，就是它著名的黑马提尼了。我说我反正一窍不通，还是来点吃的比较实惠。

劳拉马上说：喏，你看这个怎么样？生菠菜拌松子。要不来一客“卡威亚”？

我说：什么是“卡威亚”？

安德烈告诉我“卡威亚”是俄国鱼子。

我说：有炸薯条吗？

劳拉说：你管那叫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