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之文，其源出于《论语》。郑氏《易》云：“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言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盖当其用，则为典谟训浩；当其未用，则为论撰说议。圣人制作，其用虽异，而其本出于一也。周秦诸子，各守专家，虽其学有醇驳，语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则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笔之于书，而非有意为文章华美之观，是论说之本体也。自学不专门，而文求绮丽，于是文人撰集，说议繁多。其中一得之见，与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于古人。

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诸体杂出，自致参差；或先后汇观，竟成复沓。

此文集中之论说，所以异于诸子一家之言也。唐马总撰《意林》，裁节诸子，标其名隽，此亦弃短取长之意也。今兹选文，存其论之合者，亦撰述之通义也。

《文选》诸论，若《过秦》、《辨亡》诸篇，义取抑扬咏叹，旨非抉摘发挥。是乃史家论赞之属，其源略近诗人比兴一流，与唐、宋诸论，名同实异。然《养生》、《博弈》诸篇，则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诸子风衰之会也。萧氏不察，同编一类，非其质矣。

诸子一变而为文集之论议，再变而为说部之札记，则宋人有志于学，而为反朴还淳之会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习气；而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阅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余，取其偶然所得，一时未能结撰者，札而记之，积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义理率多可观，而宗旨终难究索也。

永清文献荒芜，论说之文，无可采择，约存一首，聊以备体，非敢谓有合千古人也。

【译文】

论说的文章，根源出于《论语》。郑玄《易》说：“云和雷构成‘屯’，君子因此整理丝线经纬。说的是讨论著作礼乐，施行政事。”大概君子在受任用时，就作典漠训浩一类文章，在不受任用时，就作论撰说议一类文章。圣人创作，那功用虽然不同，而那根源出于同一个。周、秦诸子各守住专门一家，虽然他们学术有纯正有驳杂，言辞有平稳有偏颇，但推究他们的本意，就都是取他们想要实行而不能实行的，写在书上，而不是有意修饰文章华美的外貌；这是论说文的本来体制。自从学术不专门，而文章追求绮丽，于是文人编文集，说议繁多。其中有一点见解的，和偶然说对的言论，往往也有和古人一致的地方；但根底不深厚，主旨不高超，有的各种体裁混杂出现，自己造成参差不齐；有的把先后合起来观看，竟成了重叠堆积；这是文集里的论说文和诸子一家言论不同的原因。唐马总撰《意林》，削减诸子篇幅，标明他们的出众言论，这也是舍弃短处采用长处的意思。现在选文章，保存那论说和古人一致的地方，也是撰述的普遍适用的道理。

《文选》诸论，像《过秦论》、《辨亡论》等篇，意思追求情调起伏长声吟咏，意图不在揭露发挥，这是史学家论赞之类，那来源大致接近《诗经》比兴一类，和唐、宋人诸论名称相同，内容不同。但是《养生论》、《博弈论》等篇，就已经自有主旨。这本来是文集盛行、诸子风气衰落之际。萧氏不考察，同编在一类，不是那本质啊。

诸子文第一次变化成为文集中的论议，第二次变化成为笔记体中的札记，就是宋人有志于学术而返回淳朴风气之际。但是嗜好多方面，既不能排除文士习气；而作得太轻易，又不能到达那深人研究而左右逢源的地步。普遍察看作者，探求那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的剩余，采取偶然有心得而一时不能组织成篇的，写成札记，积少成多，聚集成书罢了。所以辨析道理大多值得观看，而宗旨到底难探索。

永清文献荒废，论说文没有可选择的，保留一篇，暂且用来充作一种体裁，不敢认为有和古人一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