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好奇的是，伊顿的一切在奥威尔的著作中总有一种含沙射影的气息。10年后，珀尔s巴克评论一部时说，他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作者采用安德鲁·兰[andrewng（1844—1912），英国学者、诗人、荷马专家及翻译家，以写童话故事和翻译荷马史诗著称，著有《法国古代歌谣》、《荷马的世界》及12卷世界童话故事集等——译者注]“剽窃《奥德赛》文风的手法”。毫无疑问，理查德·里斯著作的读者们有着自由的左倾思想，他们喜好类比。《巴黎伦敦落难记》里的一名侍者身着燕尾服和白衣领衬衫，被认为是对伊顿学生的描写。这所私立学校的形象甚至延伸到竞争对手的身上，这样一来，《让叶兰继续飘扬》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女朋友罗斯玛丽所戴的那顶时髦的帽子“低低地压近眼眉像是哈罗德公学学生所戴的草帽”。奥威尔著作中的明喻或许在一千个读者中只有一人能理解。事实上，伊顿的影响在他的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们有点迷惑不解的是，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奥威尔不想逃避这种影响了。奥威尔在后来写给康诺利的信中充斥了对伊顿哈罗德之间比赛的叙述。斯塔福德·科特曼是与奥威尔一起呆在西班牙的，一天早上，他们还在战壕里，奥威尔问他是否记得伊顿学生划船时所唱的歌，他简直就是大吃一惊（他唱了，主要是为了让奥威尔高兴）。如果40岁出头的奥威尔还不能算一个地地道道的伊顿人的话，那么，他肯定已经是一个被伊顿的形形色色的罗网所包围的人了。例如，1946年4月，他与多位伊顿教师联系，其中有下列3位：高；md希尔，他给奥威尔写信，中肯地评价了奥威尔发表在《学生周刊》上的文章；乔治·利特尔顿，他希望奥威尔为他正在编辑的系列丛书写上一本书。

这并不意味着奥威尔对伊顿的批评就不那么过火了。传统教育的弊端似乎得到了印证，那就是，奥威尔在33岁的时候就把希腊字母忘得一干二净了。你可能会这样认为，奥威尔后来对30年代和40年代的脂粉气十足的唯美主义者和思想左倾的文人同性恋者的憎恨至少在他学生时代就已经扎下根了。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他与伊顿的文学社团没有任何联系。在奥威尔离开伊顿之后不久，伊顿文学社团的中坚人物是哈罗德·阿克顿和布莱恩·霍华德，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活动，出版《伊顿烛光》，这是一份只出了一期、十分激进的文集，但是，其中浮华炫耀的脂粉气似乎并没有躲过奥威尔的眼睛。阿克顿和霍华德真是十分奇怪的人物，他们给大多数伊顿学生留下了持久的影响。追根溯源，《让叶兰继续飘扬》中对30年代文学圈子里的“有钱的年轻野兽们”的攻击可能盖出于此。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奥威尔对伊顿的态度，有时候就爆发出一种过度的憎恨。一位私立学校毕业的年轻朋友回忆说，在40年代，他与奥威尔就私立学校制度可能会终止的问题进行过一次交谈，当他说到他希望私立学校死亡时，奥威尔的脸上有一种“欣喜”的表情。理查德·里斯在侏罗突发的一阵面部痛苦的表情无意中泄漏了一条不为外人所知的伊顿学生俚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奥威尔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伊顿了。奥威尔在1948年为《观察家》撰写的最后一篇书评的文章是《bw希尔的伊顿杂录》。并不喜欢伊顿的艾弗·布朗委托别人写了一篇文章，主观臆断奥威尔会赞同他对伊顿的憎恨，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奥威尔回应了一篇四平八稳的文章。在文章中，大家所熟悉的批评变得温和，有的地方甚至被赞扬所替代，“伊顿有着宽容的、文明的氛围，让每个学生都有发展个人才能的公平机会”。在奥威尔生命的晚期，戴维·阿斯特问他是否考虑将自己的儿子送往伊顿读书，他只是抱怨了伊顿的校服式样——“学生穿着它像个儍瓜”，而奥威尔对伊顿给予他从事自己喜欢事业的机会、自由呼吸的空间和宽松的环境深表感激，给阿斯特留下了经久不可磨灭的印象。另外，他还认为，那些次要的私立学校步履维艰，要做更大的努力。

还留下一些有关埃里克最后一学期的零星资料。10月份的公开朗诵是伊顿教学日历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挑选出来的学生要面对其他的学生和家长朗诵文学作品，埃里克朗诵了斯蒂文森［sevenson（1850—1894），英国作家，19世纪末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主要作品有《金银岛》、《化身博士》、《绑架》等——译者注］的《自杀俱乐部》。《伊顿年鉴》赞许说，“文明用语的语言技巧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文明用语的平稳和不带感情的冷静语调使得故事效果突现，自然而然大获成功。”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埃里克和一个名叫约翰·海盖特（此人后来臭名昭著，因为他与伊夫林·沃［evelynwaugh（1903—1966），英国家，擅长讽刺英国上层社会的流弊，著作有长篇《衰落与瓦解》、《邪恶的肉体》、《旧地重游》和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荣誉之剑》三部曲等。奥尔德斯·赫胥黎、伊夫林·沃和乔治·奥威尔被认为是“反面乌托邦”的代表人物——译者注］的第一任妻子私奔了）的学生一起代表最高年级的学生充当校长西里尔·阿林顿鞭笞犯错误学生时的“监督生”。海盖特把这件事情写入了有关伊顿的《体面人》之中，只是把“监督生”的人数减至一人。安东尼·鲍威尔对这两个人都很熟悉，据他所说，奥威尔对这样的描述十分生气，他原先是“怀着敬畏”拿出笞杖，“痛苦却尊严地”假装望着窗外，觉察到了受笞学生的嗤笑。1921年11月29日，伊顿公学里的资助生与非资助生之间举行了一场对墙踢球的比赛，埃里克作了在伊顿最后一次的重要亮相。在这种比赛中，通常是由“触地”得分的。正如在橄榄球比赛中，首先要使球“触地”，然后使球触地的一方才可以努力射进门而得分。要使球触地，必须把球扔出，撞击在球门柱上或者撞击在场边一棵标明可以撞击的树上。所以，得分可谓难于上青天。多年来，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埃里克做到了，他把球猛掷给朗登，朗登把球投进了门。毋庸置疑，这件事情发生在埃里克身上有着很大的象征意义：他在学校生活中的正式场合里的稀有成功或多或少地要胜过其表面现象。3周后，埃里克收拾行囊，向朋友们告别，把一本罗伯特·瑟维斯著作《一个见异思迁者的韵文》作为分手礼物送给瓦格纳，永远地离开了伊顿。

奥威尔之脸

奥威尔对人们的脸感兴趣，达到心醉神迷的地步。在他看来，人们的脸有能力首先传递隐藏在皮肤里的特征，比如一个人的性格以及在特殊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等。一个在巴塞罗那文明用语营里的意大利民兵诗兴大发，握着他的手吟诵道，“我在你脸上看到了你的一切任何力量都不能剥夺我的这种能力威力十足的炸弹都炸不开你那水晶般的心灵”。奥威尔在医院里最后所作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条隽语：“人活到50岁时就有了一张他应该拥有的脸。”倘若事先告诉奥威尔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他就能从这个人的照片上说出子丑寅卯来。他相信，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一本个人风格极强的著作时，你总是可以从字里行间窥视到作者的一些特性：这些特性不是精确的照相式，而是一种写意的投影式。比如，大名鼎鼎的狄更斯著作时，奥威尔就看到了“一张毫不胆怯、敢于公开奋战、悲天悯人的男子的脸”。

奥威尔如此强调人脸的特征，倘若在他的著作中不是被大量运用的话，那就会令人惊讶了。他早期的每一本的开头都是稍稍描绘一下主要人物的面相，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永远引人入胜，因为有的面相描绘并没有揭示出其隐匿的标志。《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中的弗洛莉有着这样的一张脸：“尽管在阳光下还是十分憔悴，消瘦的面颊、深陷的眼窝和疲惫的眼神”。《牧师的女儿》一书中的多萝西·黑尔在镜子里看到她自己“有着一张瘦瘦的、白白的却毫无特色的脸，双眼无光，鼻子有点太长：如果你近距离细察，就能看见眼睛周围的鱼尾纹，不讲话时，嘴巴松弛，毫无生气”。《让叶兰继续飘扬》一书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在麦基肯尼先生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了自己的形象，认为“不是一张好看的脸，虽然还不到30岁，却是一脸的老气横秋，脸色苍白，嵌印着深深的皱纹”。或许，唯一例外的是乔治·鲍林，这是奥威尔30年代创作出来的一个不算太坏的人物，鲍林认为自己有“一张不算难看的脸：褐红色，与金黄的头发及浅蓝的眼睛十分协调”。尽管如此，即便是鲍林，最后还是掉落了满嘴的牙齿。

必须指出，这些人物都是奥威尔书中的男、女主角，不管他用什么样复杂的手段表现出来，奥威尔对他们充满同情和敬意，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象征。我们再来看一下奥威尔笔下的次要人物，就像是在检查维多利亚蜡像馆里的蜡像。多萝西在早晨圣餐上的唯一伴侣是古董似的梅菲尔小姐，她有着一张远古时代的脸，没有一丁点儿血色，嘴巴“大得吓人，嘴角松弛，湿漉漉的，下嘴唇因年纪老了而垂悬着，还流着口水，牙龈暴露，一副假牙暗黄暗黄，像是一架旧钢琴上的琴键”。如果梅菲尔小姐像是一条上了年纪的猎犬，那么，戈登的姐姐朱莉娅就是一只笨拙的大鸟：“一个高大、粗俗的女孩……有点太长的瘦脸——她就是这样的一种女孩：即便是处在青春期的顶峰，人们还是不可抗拒地称之为一只笨鹅”。至于说到骑兵部队军官维罗中尉不顾伊丽莎白·拉肯斯蒂恩的爱慕而去追逐弗洛莉，不管在维罗的身上表现了怎样的铁石心肠、残暴冷酷和无所顾忌，最终，他的脸还是被描绘成一只兔子的脸。让我们再深入地探究一下书中瞬间形象和稍纵即逝的印象。戈登透过书店的窗户朝外面看，看见一位过路人正在随便翻阅，他想，“这家伙的脸这么难看，毫无血色，满脸赘肉……从面相来判断，他是威尔士人。”戈登很看不起科纳·泰伯尔在伯凡克思广告上泰然自若地望着观众的脸，认为这是“一张狰狞的白痴脸，就像一只孤芳自赏的老鼠脸”。猎犬、鵝、兔、老鼠：这些都是奥威尔在农场上播种的拟人的种子，许多年后，诞生了《动物庄园》。

弗洛莉的脸、康姆斯道克的脸、鲍林的脸，没有哪一张脸上留有奥威尔本人脸的痕迹，然而，他的朋友理查德·里斯认为，奥威尔在描绘多萝西·黑尔的脸的时候，加入了表现自己女性化方面的词汇，有些形容词反复出现，比如，“瘦瘦的”、“苍白的”。奥威尔笔下的人物就像他们的创造者那样，落后于他们身处的时代，甚至像《让叶兰继续飘扬》中的罗斯玛丽头上的两根白发，她都拒绝拔下来。无论青年人在什么地方出现，他们肯定是不负责任的。例如，鲍林就读的私立学校的退休教师的好友波蒂厄斯长着一张“清癯的、流露出梦幻般神情的脸，光泽不多，但是看上去像一张孩子的脸，虽然快接近60岁了”。波蒂厄斯虽然在年轻时拒绝文明用语主义，但是，他的“基本的道德准则”却从来也没有建立起来。

维罗中尉的脸可能是个例外（“一张兔子脸，但这是一只强硬好斗的兔子”），其他的脸并不包含或者代表任何一种权力。在某些方面，由于大量的细节描写，倒反而削弱了脸的表现力。值得注意的是，奥威尔在描绘现实中或者中的成千上万文明用语文明用语时，他的语言概括得多、精炼得多。对从内涵到外表都想仿效温斯顿·史密士的“老大哥”［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译者注］头的描写仅仅是“黑头发、黑胡子，充满权欲、出奇的沉着”。这样的描述就使得这张脸有着一种震撼、令人慑服的气味。令人奇怪的是，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君，奥威尔的反映并不能叫人满意。1940年春，奥威尔写了一篇有关文明用语的《我的奋斗》的书评，奥威尔在文章谈到了文明用语的标准像，他认为文明用语长着一张“可怜的、狗一样的脸，是一张遭受着无法忍受折磨的人脸，从男人的角度来说，这张脸的表情有点相似于无数张文明用语受难时的表情”。绝大多数现代评论家可没有表现出这么多的怜悯，但是，奥威尔在文明用语的脸上却看到了某种东西：过度自怜自艾。

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脸的描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奥威尔究竟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脸以及别人又是如何看待奥威尔这张脸的。并非安东尼·鲍威尔一个人发觉，对于多尔的描绘非常相似于堂吉珂德，事实上，保罗·波茨在50年代撰写的充满深情的回忆录就被命名为《自行车上的堂吉珂德》。奥威尔在伦敦飘泊的日子里，一位居住在伦敦东部的女人见到过他，这个女人说，奥威尔的形象使她想起斯坦·劳蕾尔。在某些方面，由于遗传了利摩赞家族的特征，奥威尔的脸并不是一张典型的英国人的脸。鲍威尔再一次注意到，奥威尔在巴黎的小餐馆里与法国工人的相似之处。奥威尔对自己的个人形象不感兴趣，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冷漠。后来，在搜寻他的照片以便公开发表时，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冒了出来。这个问题在1946年才得到解决。那年，奥威尔的朋友弗农·理查兹受命在伊斯林顿坎农堡广场的公寓内为他拍摄一些有代表性的照片(照相机的镜头最终还是拍摄到了邻近的大街)。尽管奥威尔的面部表情冷淡，但有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直记在我心中：奥威尔出色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与青年形象彻底分手。我们从放在麦克利斯像旁的、上了年纪的、满头白发的萨克雷[hackeray（1811—1863），英国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长篇《名利场》、《彭登尼斯》、历史《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势利人脸谱》等——译者注]的相片上，至少能看到几许与奥威尔面部表情相似的地方。我们把英国广播公司所拍摄的著名的“麦克风前的奥威尔”那张相片与吉辛莎·巴迪康姆为奥威尔拍摄的童年时代的快照放在一起时，根本认不出他们是同一个人。奥威尔在《狮与独角兽》中问道，“你与母亲保存在照相册内的你5岁时的相片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就奥威尔个人来看，甚至连生理上的相似之处都荡然无存。

奥威尔童年时代与成年时代的外形变化令人吃惊。在伊顿求学时的照片，甚至孤身一人在缅甸警察部门时的照片，都显示出奥威尔是一个脸蛋胖乎乎的、几乎像圆圆的月亮一样的人。而在1934年，在丹尼斯·科林斯南方海岸的照片（时年31岁）看上去像40岁的人了。3年后，在文明用语工党举办的暑期学校里与西班牙的同志们在一起时的快照看上去像一个年近50岁的人了。分别15年之后在30年代看见这些照片的奥威尔的朋友们对于他的这种巨大的反差都震惊不已：康诺利注意到了奥威尔脸上饱经风霜的印记与原先丰满的、抽着雪茄的面相之间的鸿沟。《动物庄园》发表后6个月，弗农·理查兹在伊斯林顿的公寓里为奥威尔拍摄的照片是我们迄今所知的奥威尔最后一次拍的照片。理查兹为奥威尔拍照片时带着妻子玛丽露易丝，在这两位拍摄现场朋友的鼓励下，奥威尔看上去比以前任何一次所拍的照片都放松。在这次拍摄过程中，奥威尔虽然还有点心不在焉，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把理查兹的裤子当作他儿子的尿布、摆出各种姿势、做出卷烟的动作、推着婴儿车走上一段路、抽出一把一半出鞘的缅甸剑、在摄影师的摆布下做出形形色色的造型。有一张照片给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奥威尔戴着帽子、挺着腰板坐在一块木头上，面无表情，这是一张没有激情的拉长的脸，眼睛似乎盯住一切、又似乎空无一物。42岁时，奥威尔看上去像55岁至75岁之间的人，“充满了智慧和不可思议的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