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康太尊见自己在江南省城，于教育界上颇能令出惟行，人皆畏惧，他心上甚为欢喜。暗暗的自己估量着说道：一班维新党，天天讲平等，请自由，前两年直闹得各处学堂，东也散学，西也退学，目下这个风潮虽然好些，然而我看见上海报上，还刻着许多的新书名目，无非是劝人家自由平等的一派话头，我想这种书，倘若是被少年人瞧见了，把他们的性质引诱坏了，还了得，而且我现在办的这些学堂，全靠着压制手段部勒他们，倘若他们一个个都讲起平等来，不听我的节制，这差使还能当吗？现在正本清源之法，第一先要禁掉这些书。书店里不准卖，学堂里不准看，庶几人心或者有个挽回。但是这些书一齐出在上海，总得请制宪下个公事给上海道，叫他帮着清理清理才好。

至于省城里这些书坊，只须由我发个谕单给他们，凡是此等书一概不准贩来销售，倘有不遵，店则封禁，人则重办，一面传齐各书铺主人，先具一结，存案备查，一面再饬令警察局明查暗访，等到拿到了，惩办一二个，也好儆戒儆戒别人。主意打定，第二天上院，就把这话禀明了制台。白制军本是个好好先生，他说怎么办便怎么办，立刻下一角公事给上海道，叫他查禁。

其实有些大书店都在租界，有些书还是外洋来的，一时查禁亦查禁不了，不过一纸告示，谕禁他们，叫他们不要出卖而已。

到于省城里这些书店，从前专靠卖时文、卖试帖发财的，自从改了科举，一齐做了呆货，无人问信的了，少不得到上海贩几部新书、新报运回本店带着卖卖，以为撑持门面之计，这也非止一日。又有些专靠着卖新书过日子的，他店里的书自然是花色全备，要那样有那样，并且在粉白墙上写着大字招帖，写明专备学堂之用，于是引得那些学堂里的学生，你也去买，我也去买，真正是应接不暇，利市三倍。不料正在高兴头上，蓦地跑进来多少包着头穿着号子的人，把买书的主顾一齐赶掉，在架子上尽着乱搜，看见有些不顾眼的书，一齐拿了就走。单把书拿了去还不算，又把店里的老板，或是管账的，也一把拖了就走，而且把账簿也拿了去。一拖拖到江宁府衙门，府衙门不收，吩咐发交上元县看管。到了县里，查了查，一共是大小十三爿书坊，拿去的人共总有二三十个，依康太尊的意思，原想就此惩治他们一番，制台也答应了，倒是藩台知大体，说新书误人，诚然，本来极应该禁止他们出卖，但是我们并没有预先出告示晓谕他们，他们怎么晓得呢？且待示谕他们之后，如果不遵，再行重办，也叫人家心上甘服，似此不教而诛，断乎不可。康太尊还强着说：“这些书都是大逆不道的，他们胆敢出卖这些大逆不道的书，这等书店就该重办。”藩台听他一定要办，也不免生了气，愤愤的说道：“志翁一定要办，就请你办，但是兄弟总觉不以为然。”康太尊虽然是制台的红人，究竟藩台是嫡亲上司，说的话也不好不听，今见藩台生了气，少不得软了下来，吩咐上元县勒令众书店主人，再具一张“永远不敢贩卖此等逆书，违甘重办”的切结，然后准其取保回去。所有搜出来的各书，一律放在江宁府大堂底下，由康太尊亲自看着，付之一炬，通统销毁。然后又把各书名揭示通行，永远禁止贩卖。康太尊还恐怕各学堂学生，有些少年，或不免偷看此等书籍，于是又普下一纸谕单，叫各监督各教习晓谕学生，如有误买于前，准其自首，将书呈毁，免其置议。如不自首，将来倘被查出，不但革逐出堂，还要从重治罪。当时这些学生，都在他压力之下，再加以监督教习从旁恫吓，只得－一交出销毁，就是本不愿意，监督教习要洗清自己身子，也早替他们搬了出来销毁的了。这件事虽算敷?过去，但是康太尊因为未曾办得各书坊，心上总是一件缺陷。此时江宁省城正办警察，齐巧是他一个同年，姓黄，也是府班，当这警察局的提调。康太尊便请了他来，托他帮忙，总想办掉几家书坊以光面子。黄知府这个提调，本是康太尊替他在制台面前求得来的，如今老同年托他此事，岂有不出力之理？而且自己也好借着这个露脸。回去之后，便不时派了人到各书坊里去搜寻。内地商人，不比租界，任你如何大脚力，也不敢同地方官抗的，况且这悻逆罪名，尤其担当不起，于是有些书坊，竟吓得连新书都不敢卖，有些虽卖新书，但是稍些碍眼的，也不敢公然出面。在人家瞧着，这康太尊也总算是令出推行了。从来说得好，叫做“无巧不成书”，偏偏康太尊办得凶，偏偏就有人投在他罗网之中。

且说这几年，各省都派了学生到东洋游学，分别什么政治、法律、普通、专门，也有三年卒业的，也有六年率业的，都说是学成功了，将来回来，国家一定重用的。于是各省都派了学生出去，由官派的，叫做官费生，还有些自备货斧出去的，叫做自费生，官费生出去的时候，都派了监督督率着，凡事自有照应，自费生全靠自己同志几个人，组织一个团体，然后有起事来，彼此互相照应，前两年风气已开，到东洋游学的已经着实不少。但是人数多了，自难免鱼龙混杂，贤愚不分，尽有中文一窍不通，借着游学到海外玩耍的，亦有借着游学为名，哄骗父母，指望把家里钱财运了出来，以供他挥霍的，这两等人所在难免，因此很有些少年子弟，血气未定，见样学样，不做革命军的义勇队，便做将来中国的主人翁，忽高忽低，忽升忽降，自己的品格，连他自己还拿不定，反说什么这才是自由，这才是平等，真正可笑之极了。

如今我要说的这个人，正害在坐了这个毛病，所以才会生出这一场是非来。闲话少叙。且说这人姓刘名齐礼，亦是南京人氏。十七岁那年，他《五经》只读过两经，就有人说要带他到东洋游学，他父母望他成名心切，也就答应了。谁知这孩子到了东洋，英国话既未学过，日本话亦是茫然，少不得先请了人，一句句的先教起来。东洋用度虽省于西洋，然而一年总得好几百块钱交结他，偏偏凑巧，这刘齐礼的天分又不好，学上一年零六个月，连几句面子上的东洋话亦没有学全，一直等到第三年春天，方才进了一爿极小的学堂，家里的父母却早已一千多块钱交结他了。后来他父亲肉痛这钱，又倚间望切，想寄信叫他回来，齐巧他自己在东洋住的也觉得腻烦了，正想回来走走，便于这年放暑假的时候附轮内渡，先到上海，又到南京，赶回家中，拜见父母。学问虽未学成，样子却早已改变了，穿了一身外国衣裳，头上草帽，脚下皮靴，见了父母探去帽子拉手，却行的是外国礼信。父母初见面也不及责备他这些，只是抬起头来一看，只见他头上的头发，只有半寸来往长短，从前出门的时候，原有一条又粗又大的辫子，如今已不知那里去了。

父母看了伤心，同他为什么要铰掉辫子？他回称割掉辫子，将来革命容易些，后来有他的朋友从东洋回来说起，说他的这条辫子，还是有天睡着了觉，被旁人拿剪刀铰了去的。当时他父母听了他这副攀谈，又见了他这个样子，心上也懊悔，好好一个儿子，坏在外洋，但是事已如此，说也无益，只得隐忍不言。

谁知这刘齐礼在外国住了两足年，回得家来，竟其一样看不上眼，不说房子太小，没有空气，就说吃的东西有碍卫生，不及外国大菜馆里做的大菜好。起先父母听他如此说，还不在意，后来听得多了，他父亲便说道：“我家里只有这个样子，你住得不惯，你就回到外国去，我是中国人，本不敢要你这外国人做儿子。”谁知一句话倒把他说恼了，回到自己的屋里，把自己的随身行李，连着个大皮包，略为收拾了收拾，背了就走。

一头走，一头还自言自语的说道：“我才晓得家庭之间，却有如此利害的压力，可知我是不怕的。如今要革命，应该先从家庭革起？”一头说，早已走出大门了。他父亲问他那里去？也不答应。他父亲忙派了一个做饭的跟着了，看他到那里去。后来见他出了大门，就坐了部东洋车，叫车夫一直替他拉到状元境新学书店。做饭的回来说了，他父亲晓得这家书店是他常常去的，内中很有他几个朋友，然后把心放下。

且说到刘齐礼到了新学书店，告诉他们说，家里住的不爽快，借他们这里住几天，彼此都是熟人，自然无可无不可。一连住了三四天也不回家，他在店里坐得气问了，便同了朋友到夫子庙前空场上走走，或是雇只小船在秦淮河里摇两转，看看女人，以为消遣。合当有事，齐巧这天那警察局的提调黄知府雇了一只大船，邀了几个朋友，在船上打麻雀，却又叫了三四个***陪着看打牌。书店里朋友眼尖，一眼望过去，说这位就是黄太尊，是常常带着兵到我们店里搜查的，如今弄得甚么书都不敢卖。还有个朋友，亦常在钓鱼巷走走的，认得黄太尊叫的那个***，名字叫小喜子，亦就说了出来。刘齐礼忽然意气勃发，便朝着这些朋友说：“你们当他个人怕他，我只拿他当个民贼看待！”刘齐礼说这话时，齐巧小船正摇到大船窗户旁边，彼时正是七月天气，船窗四启，赛如对面一般，黄太尊一面打麻雀，耳朵里却早已听得清清楚楚。盘查奸充，本是他警察局的义务，况加以异言异服，更当留心。这边小船刚才摇了过去，那边大船上早已派了亲兵，跟着搜寻他们的踪迹。后来回报黄太尊说：“这一班人都是住在状元境新学书店里的。”

黄太尊听了，点点头，不动声色，仍旧打他的牌。打完了牌，开席吃酒。席散之后，原想就去行事的，正为时候还早，于是先到小喜子家打个转身。说也凑巧，不料刘齐礼一班人也闯了进来。原来刘齐礼一帮人回店之后，吃过晚饭，因为天热，睡不着觉，忽然动了寻芳之兴，重新穿好衣服出来。因为那个朋友亦带过小喜子的局，所以竟奔这小喜子家而来。当因房间内有客，于是让他们在隔壁房间坐的。刘齐礼初入花丛，手舞足蹈，也不知如何是好，海阔天空，信口乱说，又朝小喜子说：“你是黄大人的相好，别人怕他，我却不怕他，我偏要来剪他的边。”这边只管说得高兴，那晓得黄太尊坐好在隔壁房间，早又听了一字不遗。起身在门帘缝里张了一张，正是日间在小船上看见了那几个。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半儿为公，一半儿为私，立刻穿上长褂，走了出来，坐上轿子，不回公馆，直到局中，传齐兵丁，各拿器械，齐往状元境而发。到得那里，找到了新学书店，其时已经半夜，刘齐礼等亦已回来。

黄大尊不由分说，叫人把书店中前后门守住，自己领人打门进去，见一个捉一个，见两个捉一双，又亲自到店里细细的搜了一遍，虽没有甚么违背书籍，惟在刘齐礼皮包之内，搜出两本《自由新报》。黄太尊看了看，便道：“做这报的人是个大反叛，他的书是奉过旨不准看的，如今有了这个，便是他私通反叛的凭据了。”说着，便将店门封起，捉到的人一齐捆了，带回局中、次日上院，先会见康太守，告诉了一番。康太守已拿定主意要严办，说：“这些反叛，非正法一两个不可！”后来见了制台，黄太守无非是自己居功，禀诉了一番。康太守帮着他说了许多好话，又拿话恫吓制台，要求制台立刻请令。制台不肯，只吩咐交发审局审问。发审局的人，又大半是康太守的私人，早已请过示的了。等到提上来问，刘齐礼先还站着不跪，问他为什么不跪，他说，他是外国学堂的学生，进了外国学堂，就得依学堂里的规矩，外国是不作兴跪的。后来发审官说：“这是中国法堂，你又是中国人，怎么好说不跪？不跪就要打！”

刘齐礼怕打，也只得跪下了。又问为什么改装，他说：“学堂里学生一律如此，我不能不依着他。”又问为什么同那做《自由新报》的反叛勾通，他说：“我只看看报，不能说我同他私通。”发审官又把书店里的人一齐叫上来问，无非东家伙计，途命一律暂时看管。第二天又回了制台，制台又要顾全康太守的面子，说：“刘某人以华人而改西装，又私藏违禁书报，看来决非安分这徒，虽然从宽贷其一死，总得管押他几年，收收他的野性才好。”康太守争着要监禁十年，制台只肯押他改过局六年，后首说来说去，才定了一个监禁六年的罪。书店容留匪人，立即发封。至书店东家，亦定了一个看管一年的罪，其余伙计，取保开释。等到把刘齐礼解到江宁县收监，江宁县拿出上头公事给他看，要拿他钉镣铐，他到此才哭着求着要见他爹一面。江宁县答应，叫人找了他爹来。可怜他爹自从儿子同他呕了气出去，一连好几天没有回家，老头子急的什么似的，就是他们闹乱子，书店发封，儿子被拿，他一直未曾晓得。这天正想出门，到书店里去看看儿子，忽见地保同了县里的差人，说你儿子在县里，等着见你一面，就要下监，快去快去。老头子初听了还不懂，问及所以，来差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这才把老头子吓死了。一时又急又痛，连跌带爬，跟到县里。父子相见，不禁大哭一场。老头子看看儿子手上、脚上，家伙都已上好了，好好的一个洋装儿子，如今变做囚犯一样，看来怎不伤心？此时要埋怨也无可埋怨，要教训他也不及教训，只说得一句：“这都是你自己天天闹革命，闹得如今几乎把你自己的命先革掉，真正不该叫你到东洋去，如今倒害了你一辈子了！”说罢又哭。看守他儿子的人，早已等得不耐烦，忙喝开了老头子，一直牵了他儿子，铁索郎当的送到监里去了。老头子免不得又望着牢门哭了一阵，回来又凑了银钱送去，替儿子打点一切，省得儿子在牢里吃苦。然而无论如何多化钱，儿子在监牢里，只能与别的囚犯平等，再不能听他自由的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