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朱元璋的戒奢之心

作者:熊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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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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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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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368字

朱元璋得天下后,手下人将陈友谅的一张镂金床弄来送给他。朱元璋说:“这张床与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何区别?”命人当场把床毁掉。这时,站在旁边的侍臣说:“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所以取败。”朱元璋听了立即斥道:“就是富了又岂可骄?显贵了又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处富贵者,一定要抑奢侈、宏俭约、戒嗜欲。即便这样,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可况穷尽天下技巧,满足一人之享受乎?其致亡者宜矣。覆车之辙,不可蹈也。”


朱元璋的戒奢之心,从一些平凡小事中皆可以体会到。还有一次,司天监的官员将元朝皇帝享用的水晶宫刻漏呈上。那时没有钟表,中国的计时方法,便用刻漏。元皇帝的这座水晶宫刻漏,备极精巧。中间设两个小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朱元璋对进宝的官员说:“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是在作无益之功而害有益之事。倘若元皇帝将宝玩之心用来治理天下,他怎么能亡国呢?”说完,又命令把这刻漏打碎。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其高明之处,就在于始终存在的戒奢之心。政权的衰败,往往从奢华开始。一个贪图享乐的君主,追求的是天下的美色好货。由奢而贪,政风必然大坏。


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不但将官员呈献的宝物悉数毁掉,就是正常的衣食供张,他也尽量节省。浙江金华所产的香米,朱元璋很喜欢吃,他完全可以把这香米列为“贡品”,让金华年年上贡,但他担心地方官员趁机勒索小民,于是决定在御苑中辟出几十亩水田种香米,以资供食。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太原产优质葡萄酒,自元朝起就列为贡品,朱元璋念‘民力维艰’,也将它取消了。


朱元璋出身穷苦,他的戒奢从俭之心,几乎是自始至终。他自律甚严,对待朝廷官员也十分苛刻。有一次,朱元璋在奉天门口,看到一名散骑舍人穿的衣服非常鲜丽,便问这名散骑舍人制作这套衣服的价钱,答曰五百贯。朱元璋听罢大怒,叱责说:“农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蚕妇缲丝缉麻,缕积寸成,劳苦不堪,及登场下机,公私交相勒索,收入大半不能己有。长年含辛茹苦,食不果腹,衣不敝体,你却对农桑辛苦一无所知,制一件衣服花五百贯钱,这是农民数口之家一年的花费。你如此骄奢,岂不是暴殄天物?”


历史中没有记载,朱元璋如何处罚这位散骑舍人,但却记录了这段话。


朱元璋治国,有许多不敢恭维处,亦有许多不可思议处。但他的戒奢之举,却应值得称道。历史上的开国皇帝,都懂得物力维艰,因此,大都能做到节俭。朝廷的清廉之风,使供役的百姓大得实惠。司马光有言:“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皇帝不奢侈,朝廷的一切用度降到最低,则国可泰而民可安。但随着太平日子的长久,继任的皇帝们渐渐淡化了以民为本的忧患意识,“饱暖思淫欲”的享乐思想占据上风。明代永乐皇帝始,享乐的社会风气即开始出现苗头,自仁宗皇帝开始,一百多年间,皇室与贵族集团的奢侈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奢侈的前提是要手中有钱,皇室为保持自己享乐的必需,只有加大赋税的征收,如此一来,百姓就不堪盘剥了。


到了嘉靖朝,明代已进入中叶,社会上到处弥漫着腐朽的风气。为官者为满足一己之私,大都在‘食’、‘色’上做尽文章。因此贪墨贿赂之风,在官场上大行期道。当时,担任山西按察使的陕西耀州人乔世宁,在其所著的《丘隅意见》中沉痛地写道:


今天下之民贫极矣。窃观民所由贫者,其因有五:水旱一也;遇盗贼者二也;赋役日渐繁重三也;官吏贪墨四也;风俗侈糜五也。水旱,天也;遇盗贼,不可预谋也;赋役亦有不可已者;救时急务,惟惩贪禁奢而已。奢侈之风起于京师,吏贪始于上官。今戚里仿大内,大家仿戚里,众庶仿大家,习以成风,传式海内。故京师不禁而欲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自守令以上至于藩臬,又至于卿寺,皆递相贿赂,以求迁补。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故谚曰:“得诏书且挂壁”。其此之谓哉。


乔世宁的此一态度,是官场的不合谐音,但无疑是文官集团中难得的清醒者。难得可贵的是,他把天下的奢侈之俗与贪墨之风,直接归咎于“大内”与“上官”,大内为皇帝居住之地,上官为皇帝亲近之臣。他们奢侈的生活与贪墨的品质,直接导致了“天下之民贫极矣”。


当皇帝清明的时候,大臣们不必说这种讥刺的话;当皇帝昏庸的时候,说这样的话,轻者辱身,重则杀头。乔世宁的名气没有海瑞大,但他的这番话,却比海瑞那篇著名的批判嘉靖皇帝的奏疏早了几年。


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朱元璋执政时,对身边的大臣颇能约束,故奢侈之风不至产生。他不但不准大臣们锦衣玉食,就是对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无论是穿戴,还是婚嫁,都给予了严格的规定。百姓家的妇女,不准戴金手饰,不准穿绸缎,违令者严惩。当时有两位南京的年轻人追求时髦,用红布在裤腿上镶了一道边。街坊到官府上告,消息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他竟然大怒,下旨砍断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双腿。不惜使用如此残暴的手段对付老百姓,可见这位老皇帝禁奢的决心。


但奇怪的是,在他身后,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社会上的奢侈之风,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官场不说,单说民间的崇侈的风俗,也演变得很快,顾起元曾在《客座赘语》中对此有记述:


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紝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结女甘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营声利、畜伎乐、饰娼妓这些奢华的生活,从过去的‘百不一二见之’到隆庆、万历年间的习以为常,可见社会的风气已是江河日下。然而诚如乔世宁所说,单禁民间的奢华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一切淫糜的作风,却是从‘大内’与‘上官’那里开始。嘉靖早期,著名的理学家湛甘泉在南京为官时,曾下令禁止市民在酒楼中吃整条的大鱼,晚上嫖娼者,也被课以重罚。其结果是愈禁愈烈,湛先生只落得一声哀叹“世风不古。”


不过,关于奢侈的生活是否是社会的危害,当时亦有争论。有一个叫陆楫的上海人,写了一本《蒹葭堂杂著摘抄》,记述了嘉靖以前的史事、吏治、人物事迹、社会风俗等,其中有一篇反对禁奢的妙文,兹录如下: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穷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至于统治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梁,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灶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华毕集,使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


陆楫此论,虽然反对禁奢,但通篇读下来,也看不出是为‘大内’与‘上官’的奢侈争辩。他是从社会的供求关系来论述这一问题的。因此它不像是四百多年前的古人所写的道德文章,而更接近于今天的经济学人的观点。他认为豪室巨族的奢侈,可以解决很多穷苦小民的就业。“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这是很有见地的论述,换成今天的话讲,叫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如果社会上的消费人口增加,则创造的就业机会就多,就会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不耕寸土而口食膏梁,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遗憾的是,四百多年前的明朝,不可能出现一个以商品经济为前提的消费时代。豪室巨族的财富,也根本不可能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获取。不然,乔世宁就不会把‘大内’与‘上官’的奢侈与贪墨,看成是“天下之民贫极”的直接原因。


2005年5月12日于凯旋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