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馅儿饼带来的愉悦也弥漫在我们这些小孩子当中。

梁小飞那一阵成了我们那一带着名的“散财童子”。而我炫耀的方式最初是邀请同学来我们家看彩色电视，白天没有节目，我就强迫他们看电视屏幕上的彩色格子。那是真正的彩色啊！在更新家电这件事儿上，我们家一直是努力保持领先的。在有了黑白电视之后，我们家还依次更新过电视屏幕尺寸和颜色，更新的方式是买一个放在电视前面的特质放大镜，又在放大镜上贴了个彩色贴膜。那个贴膜是专门为黑白电视设计的，从上到下的颜色分别是蓝红绿，代表蓝色的天空，红色的衣服和绿色的草地，那是那个时代因渴望彩色电视而出现的伟大发明。只是，尽管当时电视节目非常单调，但那些内容仍然不是那么服从这块三色屏风的调度。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赵忠祥的脸由从上到下三个不同的色块构成。

我上高一那年有一次我大姑父从外面回来兴致勃勃地说他在他常去的那家清洗假发的地方碰上赵忠祥了。

“你们谁也想象不出他不戴头发的样子，而我，看见了。不仅看见了，我还跟他交谈了！”大姑父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假发从头上摘下来，那时候大姑父早已对自己秃顶戴假发了，但，为自己是个无发者感到骄傲，那倒是唯一的一次。

可我不愿意按姑夫的描述去想象秃顶的赵忠祥。

在我的记忆中，赵忠祥，拜我们家彩色贴膜所赐，曾经是个有着“天蓝色头发”的人。

“天蓝色头发”是一个象征着美好的比喻。

在小时候看过的所有翻译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木偶奇遇记》。尤其喜欢里面的那位“天蓝色头发的仙女”。我曾经默默幻想过自己的生命中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人物，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危难，她都会拯救你，不论你多么不完美，她都不会嫌弃你，不论你做了什么错事，她总会原谅你，并且，她永远保持耐心的情绪、微笑的面容、谅解的态度，给你无尽的关护。或许，这些综合的因素，也可以简单地概括成一个字，叫做“爱”。

那个结尾，当看到木偶终于变成真正的小男孩的时候，我感到无比失落，因为那不仅意味着童话幻灭，也意味着我无法再次见到天蓝色头发的仙女。而现实中的我，内心当中最大的期盼和书的内容刚好相反：如果可以选择，我宁可自己变成木偶，至少，那样代表着能遇见一个人，像天蓝色头发仙女，给我传说中的那种透明的，梦幻的，温柔的，只存在于童话中的，爱。

所以我始终没有嫌恶过赵忠祥，仅仅因为他在我们家黑白电视那边，因为彩色贴膜的缘故，出现过接近“天蓝色头发”的幻影。

然而好景不长。咳，好景那哪叫“不长”，好景在我们家的一闪即逝根本就是一个不负责的广告时间。只不过，当我沉浸在暴发户人家小孩的那种恶俗加市侩的欢喜中时，完全没有料到厄运正在向我降临。

我爸和我妈在分配最后一笔钱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我爸想买一台yamaha摩托车，我妈想买一架yamaha钢琴。

最终我妈取得了胜利，不过钢琴不是yamaha，而是更经济实用的“星海”牌。

钢琴运回来的那天梁朝伟气呼呼地出门了。

我妈势单力薄，一个人完全不可能把钢琴搬回家，只好强颜欢笑去各个邻居家倒酒发烟卷儿，把全院儿几乎所有的壮劳力都招呼出来，像纤夫一样喊着“1,2,3”，一起动手，才把那个立式钢琴搬进家门。我倚在门口边吃棒棒糖边悠然自得地看着这一幕，对于它的到来，我不知如何看待。更没料到，我的悠然的童年，在钢琴来到我家的那一刻，被断送了。

记忆有时候会自动过滤掉一些不那么愉快的经历，比如学琴。

后来我只有在碰到让我动心的男孩儿时，才会伺机秀一下我不怎么样的琴艺。对于过往，更愿意去回想的是，那段时间，我迎来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好人缘。

我的好人缘始于那年开学，我像圣诞老人一样在我每一个喜欢的同学的座位抽屉里放了一颗酒心巧克力。那时候，即便是过年，能用酒心巧克力招待客人也是值得夸耀的事，何况是“开学”这么个非年非节的日子。

这一招是跟梁小飞学的。我通过观察发现梁小飞拿着我们家的小东小西到处送人，很快他就里三层外三层地被很多小男孩儿拥戴着，他和他们的关系很单纯：他给他们东西，他们听他使唤。

这种关系同样也适用于我和我的一部分同学。很多以前没怎么跟我说过话的女同学开始向我靠拢，那个感觉也很像酒心巧克力，包裹着一种多层次的醉人的甜蜜。我从来不知道在学校里人缘好是这么有意思的。

最让我惊喜的是，连陆建蓉都来跟我说话了！

陆建蓉是我们班的班花。她爸爸是我们那个市的一个干部，好多次我们都看见她爸坐着小汽车来接她放学。在那个时代，能坐上公家派的小汽车的威力超过现在拥有某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岛屿，至少我是这么看的。陆建蓉身上拥有我艳羡的一切优点：漂亮，人缘好，学习成绩中上，上课总是敢于踊跃回答老师提问。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她还有个体面的，常常坐着小汽车来来去去的爸爸。

我呢，相貌平平、人缘平平、学习成绩平平、15岁以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老师提问，“爸爸”则更是我心头永远的痛。

所以，当陆建蓉向我走来，对我说了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心底的涌动，很像张爱玲说的：“从尘埃里开出了花”。

陆建蓉那天对我说的那句话是：“这个我也有。”

她指的是我头顶上戴的一个透明的宽发卡。

陆建蓉居然跟我说话！虽然这句话本身没什么大意义，但这个“发生”本身意义重大。我太激动了！因为太激动，所以我什么都没回答。回家之后的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险些失眠，前半段我一直在回想自己什么都没有回答是否失态，中间半段又一直在假设各种回答方式，后半段则想的是如何补救。直到确定了补救的方法，我才勉强睡去。

第二天，我把我妈买的一整盒泡泡糖带到学校分给大家。在分发出十个之后，我捧着剩下来的那大半盒泡泡糖，鼓足勇气走到陆建蓉身旁，她当时正在跟两个女同学玩儿“编绳”，我走过去的时候，她正编到“茅坑”那一阶段，她发现自己编错了之后发出清脆的“咯咯咯”的笑声让我神往不已，那一刻，我真恨不得用我父母的全部家当去换一个星期“陆建蓉式的生活”。

对啊，我好像从来没有试过活得像她一样自如，自如到在出错的时候还能笑得很轻松。我不敢想象，更无法企及的是她总是过着被人环绕，被人关注，被人默默巴结的生活。

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在默默巴结别人的时候还感到肝儿颤的平凡小孩。

陆建蓉并没有接受我的泡泡糖。

“我不吃，我爸爸说，不小心把泡泡糖咽下去是会把肠子黏住的。”

我当场窘在那儿，内心各种情绪翻滚，先是因为她拒绝而我感到气馁，继而，又有些小小的亢奋，至少她又跟我说话了！为表示对陆建蓉“黏肠子”理论的支持，我一咬牙，当着她的面儿把剩下的大半盒泡泡糖都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这个豪迈的举动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十分惊诧。多半同学都露出了不解或可惜的神色，只有陆建蓉处乱不惊，她只是又“咯咯咯”地笑了，她的笑让她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我因此开心极了，也跟着她笑起来，我笑的时候环视四周，想让所有同学都见证这个我人生中的华彩一刻：我和陆建蓉这样的人并肩站在一起，在为同一件事发笑，而且，一群人中，只有我们俩在为此发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知己之感啊。

关键的时候，上课铃想了，就好像《辛德瑞拉》里的午夜钟声，我用大半盒泡泡糖为代价，换来的，是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梦幻时分。

尽管扔了泡泡糖让我无比心疼，但陆建蓉的回应仍旧给我莫大的鼓舞。我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接近她。除了不断地从家里偷出各种不会被我父母发现的东西送给她，我还捏造了一些不存在的情况。

是的，谎言。谎言再次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毕竟我只是个小学生，激动之下，我说的谎言漏洞百出。最好笑的一个是“我们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佣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反正当时就那么脱口而出了。“佣人”这个词对我来说不算陌生，它来源于我姥姥对往昔辉煌没完没了的回忆，那个回忆充斥着我整个童年。在我7岁之前对我说最多话的人有三个，一男俩女。男的是讲故事的孙敬修老爷爷，女的分别是说评书的刘兰芳和我姥姥。前两者都飘荡在电台的空中，因此上，真实生活中只有我姥姥持续跟我说话，所以我对“佣人”这个词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刘兰芳嘴里的金兀术或孙敬修讲的猪八戒。

我姥姥陆续讲了好多以前她们家如何阔气的事例：上贵族学校请法国家教用英国管家吃美国巧克力弹德国钢琴在家看秀兰邓波电影孩子们过生日吃真正的奶油蛋糕还邀爵士乐队在家演奏或全家去和平饭店跳贴面舞。

这里头我除了也看过秀兰邓波的电影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属于遥远的“传奇”。但，为了吸引陆建蓉注意，我把这些内容移花接木，变成了我和她之间的谈资。我惊讶于自己竟然也可以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简直像瞬间得了我爸的真传。每当陆建蓉露出将信将疑的神情时，我都打心眼儿里感谢我的姥姥，如果没有她提供的素材，我确实不知道如何更生动地编造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的谎言。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之后，我甚至认为陆建蓉已经真的把我当成朋友了，起码，她愿意听我的瞎话。这个愿意好像一朵花，插在我形容枯萎的小学生生涯中，让它自化成一个小小的绿洲，拥有点缀整个童年沙漠的力量。为了巩固陆建蓉刚袒露出的一点友情，我又花了些心思去强化它们。我用的方法是交换秘密。其实那也算不上真正的“交换”，只是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了她，而她对她自己的事都一概守口如瓶。

我没有特别计较，陆建蓉愿意听我说话已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事了。为了不让她听的失望，我特地编造了一些“口味浓重”的秘密。除了“佣人”这种超现实主义的题材外，我还告诉她说我喜欢我们班的班长韩东。在我们那个时代，一个儿童如果承认自己“早恋”，简直比现在一个成年人被发现有“恋童癖”更可怖。

我自己心里知道，这个“秘密”也并非完全的空穴来风。虽然说，喜欢一个异性对于小学五年级的我来说确实来得有点早，产生的有点突兀，可，我能怎么样呢？它就是事实啊，它就那么自然地出现在我心里，像一颗早就埋下去的蓖麻种子，到了季节就扭动着纤细的腰身破土而出，并没有跟我商量。

我迎接它的心情也是喜悦的，毕竟，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那样一种甜蜜并古怪的情绪。我之所以把这件事告诉陆建蓉是为了强化她对我的重视。事实证明这个秘密奏效了。我告诉她的时候她的反应很强烈，她瞪着眼睛张着嘴专注地看我的表情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为了不辜负她的反应，我甚至当场低头落了泪。

我也说不清那是怎么做到的，也许得益于很小就看太多的缘故，我想我是在一瞬间就“入戏”了。反正，我想让陆建蓉理解成那是我沉浸在单相思的委屈中，但，其实眼泪形成的主要动因来自得到陆建蓉认可的激动。

果然，陆建蓉在掌握了这个秘密之后对我采取了不一样的对待。她总是反反复复地问一些同样的问题。问题的中心思想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为了不让她失望，我用20%的真实感受外加80%从和想象中得到的素材把我对韩东的那一点小小的特别的好感说了个天花乱坠。

那几天，我和陆建蓉之间拥有比我跟别的同学更密切的友情。陆建蓉对我的单相思的艳羡让我相当意外。我对自己很满意，主要是，我发现，居然有一样东西是我有的而陆建蓉没有的。

这感觉太美妙了！

那几个星期，我都在一种自导自演的行为艺术中度过。上课的时候，每当我发现陆建蓉看我的时候，我就赶紧把目光投向韩东。同时还要保持警惕不能被老师发现有任何异样。我揣着一个“半捏造”的秘密在得意和恐慌中过了一阵。期间的一天，陆建蓉邀请我搭乘她爸爸的小汽车回家。

那是我首次受到陆建蓉的邀请坐他爸爸的小汽车，在那之前，我们班只有4个同学受到过同样的待遇。由于太过兴奋，整个乘车过程我都像一具僵尸一样在后座动弹不得。当小汽车行驶在我每天都经过的那条路上时，我恨不得当即被陨石击中，因为只有那样才会有更多人知道，我坐在这个车窗上挂了一层纱的小汽车后座。

可惜，10分钟的车程没有任何意外发生。等到了我们居住的那个巷口，我一下车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自己家奔去，一边奔一边大声地喊着“妈~妈~”其声音穿透力之强恍若我想象中“三毛迎解放”的架势。

哪知，我一进家，推门一看，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如果这个情景放在我们小时候每天都听的《评书连续广播》里，到这儿肯定戛然而止，后面接一句“此人到底是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那个人是我当时的班主任周秀英老师。

周秀英老师居然坐在我们家客厅里！这画面太不按拍理出牌了。

我吓一跳，那一吓非同小可，幸好我当时只有10岁而不是100岁，否则，不当场被吓出心脏病突发死才怪。也幸好我当时正跑得气喘吁吁，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掩饰我的惊慌。

接下来的情形更吓人：

“我正跟你父母夸你呢。”周老师笑容可掬地看着我说：“你很有潜力！”

正常人都能看出来周老师的“笑容可掬”是装的。她硬挤出来的笑容让她原本圆嘟嘟的胖脸上出现很多尴尬的起伏。我猜大概是她太久不笑的原因，她脸上的肌肉和脂肪群一时被突如其来的笑容搞的找不到去处，慌乱之中，就形成了几个不规则的小凹陷。那些小凹陷，如果只出现了俩，又恰恰出现在脸颊两侧，通常被人们称为“酒窝”。可是，当它没规则的胡乱出现了不止俩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学名可以形容了。

反正，这些没名气的小凹陷，让周秀英的那张脸在向我靠近的时候显得十分恐怖。

我被吓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脑袋里飞速地上下求索，还是找不到任何让周秀英出现在我家夸我的理由。

这确实太匪夷所思了，周秀英老师平时对我的态度相当单一：视而不见。

小学5年以来我总共和她说过3次话，一次是我捡了一分钱，一次是我假装拣了一分钱，一次是我假装拣了一毛钱——拣一毛钱时候我们家已经有钱了。

我这三次把拣来的和自己的钱交给她，目的都是一样的：企图引起她的注意，可周老师每次的回答也都是一样的：“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这个回答总是让我黯然神伤。

所以，当我看见她坐在我们家沙发上的时候，只能非常担心地判定：出大事儿了。

周秀英老师在我到家之后不久就起身离开了，路过我的时候还拍了拍我的脸，这个举动再次吓我一跳。

幸亏，她走后不久我爸就洋洋得意地开始了又一轮自我赞扬，解除了我的恐惧。原来周老师来我家跟我没任何关系，她只是来找我爸帮忙弄“指标”的。

那个时候很多事都需要“指标”，周秀英这次找梁朝伟弄的是买彩电的指标。鉴于我们家有彩电这事儿经我爸自行传播，搞得沸沸扬扬，周老师就上门求助了。

我早就知道周老师想买彩电，她自己对彩电业不见得有多少热情，主要是她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儿子，那孩子是我同学，他对彩电的期许像个渴望婚姻幸福的绝望的老娘们儿，每天一哭二闹三上吊用各种方法胁迫周老师赶紧想办法买彩电。

梁朝伟不辱使命，透过请客吃饭等各种庸俗的桥段很快就帮周老师搞来了买彩电的指标。

那时候我爸是乍富的新贵，在我们居住的小城市里颇有些知名度，很多人搞不清他的来头，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也都愿意给他面子。

我爸弄来的指标也让我在我们班里的地位飙升，生平第一次，我当上了班干部。

虽然我的学习成绩没有随着地位一起提高，但这没能难倒我们的周老师。

“不要跟同学说彩电指标的事儿啊！”周老师在宣布我当干部那天放学之后特地把我叫到办公室嘱咐我说，她说的时候面部表情很异常：明明嘴角上翘努力在笑，可她的眼神和那些又出现在脸上的小凹陷里，分明就有一股一股暗涌的杀气。

我不敢跟她对视，抖了抖，赶紧点头，然后迅速跑开了，那个眼神不知道为什么似乎刺激了我的膀胱，我必须马上去厕所才行。

那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当“干部”的经验。当的是“副文艺委员”。那也是唯一一个不需要学习成绩让别的同学心服口服的干部位置。

“副文艺委员”完全是我们周秀英老师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头衔。命运就是这么的有趣，我们班的“文艺委员”是陆建蓉。

陆建蓉对于我成为“副文艺委员”这个事件的反应和我想的不一样。我的想法是，我副她正，既符合我们之间既有的宾主关系，又符合我内心向她靠拢的强烈意愿。然而，事与愿违。当周秀英宣布这个任命之时，我堆出一脸笑容向陆建蓉望去，哪知，她并没有看我。

她有什么确切的想法我不知道，但我清楚的感觉到她开始刻意的疏远我。她不再接纳我参与任何由她组织的娱乐项目，不管是编绳，丢沙包，跳皮筋儿，还是踢毽子，只要我一靠近，她立刻就收摊儿或转向别的小组。

她还把我之前送给她的所有东西悉数还给我：一个卷笔刀，一条长丝巾，一个发卡，一条项链，一支自动水笔，一个印着米老鼠的塑料皮笔记本，还有两包从上海带回来的正宗的大白兔奶糖。

“我爸爸说，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她的说法让人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

陆建蓉在表达很多重要的意见时都会加上“我爸爸说”这个前缀。只要有这四个字在前面，就像是拿到了尚方宝剑，基本上谁也不会再对它们后面出现的内容持反对意见。

万般无奈地收回送给陆建蓉的礼物之后，我还是不死心地对和她的友谊留存有一丝奢望。直到几天后的一个下午。

那天事情的激化跟当班干部的职责有关。“文艺委员”在小学阶段也不用有什么特别的作为，也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干部头衔，恰好是可以让班主任老师用来做答谢或糊弄的位置，我记忆中它唯一实际的工作就是“起歌”。

“起歌”的意思嘛，就是整个班的小学生在文艺委员的带领下，唱着歌等待迟到的老师。

这是一个颇有仪式感的干部工作。文艺委员有权利在老师没来之前，全班其他同学都坐着的时候独自站起来，俯瞰全班，然后，清清嗓子，唱一句“让我们荡起双桨”之类的当时校园时尚小调，还需得加上铿锵有力的“1，2！”

之后，整个班的小学生就傻了吧唧的都跟着唱。

所以，文艺委员不仅是那个有权利站起来的特别人物，也是那个能引领班级歌曲流行趋势的重要人物，如果起歌起的好，还能让接下来出现上课的老师有一个耐心对待大家的好心情。

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本来由陆建蓉一个人担任，平白无故地，又冒出了个我！

一种微妙的变故就这样展开了。

我在当上副文艺委员之后也没有打算篡权，当然，陆建蓉也没有任何让贤的意思。遇上起歌，还是她很自然地站起来履行责任，而我心甘情愿地臣服。

话说那个不一样的下午，恰逢我们班主任周秀英老师的课。上课铃声响过之后，大家都回到了座位上，她不知道又有什么要务须得立即解决，就站在教师门口和隔壁的一个老师聊上了。

同学们发出了熙熙丛丛的小声响，周老师聊了两句之后回头冲着班里说了句“起歌啊！”

然而，由于周秀英的视线焦点不明，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在看我还是在看陆建蓉，问题就来了。

大概我们俩对周老师的这个眼神都很敏感，陆建蓉没有理所应当地站起来。而我，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我在踌躇不定了一小下之后，绝对真诚地冲陆建蓉抛去了谄媚的眼神，那眼神里巴巴的写着：“请您起歌……”

陆建蓉则隔在几个座位之外，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表情，回看我，眼神空洞的好像看到的只是一坨空气。她的嘴角像平常那样保持了一个舍我其谁的微笑，淡定地坐在那儿，其坚毅程度完全像我们教科书里描述的刘胡兰或赵一曼。

我们就这么僵持了几分钟，此时周秀英急了，站在门口又往班里看了一眼，嚷嚷了一句：“让你起歌听见了没？”

我应声站了起来。倒不是她这次视线投射的清晰，而是，以我的经验判断她不会对陆建蓉这么娇贵的人那么凶悍地嚷嚷。

我的光荣和诡异的干部时光就那样唯唯诺诺地展开了：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1，2”我颤抖着唱道。

可能我太没工作经验了，起了一首特难唱的“散板”。而且我自己很没自信，大家压根没弄清楚我起的节奏和音高。

所以，接下来全班同学犹犹豫豫地跟着唱了起来，唱得参差不齐荒腔走板。

周老师在门口聊天正聊得起劲儿，一听急了，回头又嚷：“这唱的是什么啊？！”

同时不屑地扫了我一眼，眼神里明显写了句“扶不起的那啥”。

接着，周秀英换了个和缓的声调又说：“陆建蓉，你来！”

陆建蓉应邀站起来，那一刹那，她身上焕发出的那种胜券在握的姿态，和一切尽在掌控的骄矜和轻蔑，让她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10岁的孩子，更像是一个久经情场场场得意并已拥有10个孩子的世故老成的单亲妈妈。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1，2”陆建蓉高亢而清脆的嗓音划过教室的上空。就这样，全班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同学，臣服地跟随者她的节奏和音高整齐嘹亮地唱起来：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

我的当班干部的职业生涯，来去匆匆，真正的实践只有短短不到1分钟时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老师让我起过歌。我自己当然也不会那么自讨其辱非要跟陆建蓉一争高下。

那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就那么首歌功夫，确定我当上过曾经想都不敢想的班干部，更确定我失去了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朋友。重点是，我在确定自己真的当上班干部之后又确定自己真的永远和它失之交臂了。至于和陆建蓉的友情，尽管我从来没有确定我得到过，但失去的是那么干脆，清晰，甚至有些残酷。

我心中在那时升腾起一种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复杂的感觉。等长大以后，我渐渐知道，那就是传说中的“失去”。

比失去更折磨我的，还有“恐惧”。

在痛失当班干部的运气和虚幻友情的同时，我可没敢忘记陆建蓉是一个掌握着我秘密的人，那是一个全然可以置我于死地的秘密：我喜欢韩东！尽管那不过是我为了获得她的友情而杜撰出来的。

完了。

在想到这一秘密可能带来的后患时，我从失去的痛苦中迅速拔起一半儿，陷入另一个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复杂的感觉。

那一阵，当我被痛苦和恐惧折磨的寝食难安时，无师自通地终于学会了做梦。在那之前，我都一直过着无梦也无白日梦的苍白生涯。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混乱的新情绪把我的人生带入了一个有梦也有梦魇的无名轨道。

有天晚上，我甚至梦见陆建蓉化身一只巨型的猫咪像我扑过来，我在它的巨爪之下仓皇逃窜，惨叫而醒。

那是我人生第一场记忆如此清晰的梦，倒霉催的，竟然就是个噩梦。

人的潜能无限大，但往往在遇到逆境的时候才会被激发出来。大概由于我实在太害怕陆建蓉把我说韩东的事儿告诉老师，我的智慧被吓了出来。

有时候想想，这可能也得感谢我的dna中包含着梁朝伟遗传给我的计谋，关键时刻，我的女少年的小脑袋里终于自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这是我人生中又一个让自己引以为傲的谎言时刻。

就在我奉旨起歌而不成之后的第7天，在操场上，我把陆建蓉拉到一个角落里，跟她说了另一个秘密。

“我得了一种病”我哀伤地说：“医生说，我……只能活到17岁。”

我一边揣测陆建蓉可能有的反应，一边用右手的食指轻轻挠着旁边的学校的围墙，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紧张。

陆建蓉瞪大了她那双本来就不小的眼睛，将信将疑的。

但，她是善良的，即使她没有完全相信我说的话，但最起码，她没有立刻到处去散布我和韩东之间那些假是假非。

我战战兢兢，因心里的紧张而看起来确实相当苍白。

好在，天助我也，没过多久，市面上就流行起了一个日本电视剧《血疑》。对我来说它无异于一个“证据”，让陆建蓉相信这个世界上就是会有一些人，就是有可能，“只能活到17岁”。

她在看过《血疑》之后很正式地把我单独叫出来，正式地答应我，她不会把我和韩东的事告诉任何人。这太令人感动了。

为了一个保护自己秘密的谎言，我付出的代价是从此以后每天都蹙着眉头装病，直到小学毕业。

我此生再也没见过任何和那个被谎言相关的人，包括利用过我的老师周秀英，我最想成为朋友的同学陆建蓉，和一个始终被蒙在鼓里，但又是谎言核心的同学韩东。

只是，多少年之后我都还会梦见我回到了那个操场，那个充满着小孩子追打笑闹和小孩子间谎言的操场。

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陆建蓉或任何人，有那么一阵，我甚至很诚实的希望我自己真的得了一种只能活到17岁的病，因为，在我心里，只有那样没有谎言的交集，才能配得上我想象中的友谊。

那是一种神圣的情谊，那种和陆建蓉无关，和韩东无关，和班主任无关，和当不当班干部帮没帮老师买电视无关的，某种，像紫色蓝蜻蜓一样的纯洁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