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响说，你改名了？你叫龚放？

龚放说，不用你管。

苏响说，你依然那么恨你爹苏东篱？

龚放说，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需要钱？

苏响淡淡地笑了，说我不缺钱。

龚放说，那你缺什么？

苏响说，我缺哥哥。

龚放一下子就黯然伤神，他是苏响同父异母的哥哥。苏东篱的大老婆生下龚放，二老婆生下苏响，接着苏东篱又娶了一个三姨太。苏响不知道三姨太还能不能为体弱多病的苏东篱生下一个苏什么。在她的印象中，苏东篱面容冷酷，很少说话，总是穿着一袭皱巴巴的长袍。苏家有一个很大的丝厂，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家。但是苏家的少爷苏放，也就是龚放，在一个多雾的清晨突然消失了。消失前一天的晚上他刚刚和苏东篱大吵了一场。他骂苏东篱狗东西的时候，苏东篱的手杖挥起来，在龚放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记。龚放的手随即搭在头上，一会儿就有血丝从他的手指缝里钻出来。

龚放看了看手上粘乎乎的血，用舌头舔了舔说，真咸。

那天龚放对苏东篱笑了，笑得苏东篱有些莫名其妙。龚放深深地弯下腰去鞠了一躬说，谢谢你把我养大，苏东篱。

第二天清晨，当龚放和一只藤箱在苏家大院消失以后，苏东篱的大老婆敲开了苏东篱的房门，她站在苏东篱的床前平静地说，老爷，你杀了我儿子。

那天在龚放的办公室里，龚放在苏响不远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个洋娃娃，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外国孩子，有着卷曲的头发。龚放就抱着这个布娃娃和苏响说话，他的口气柔软了不少，说，以后没有什么事，不要来这儿找我。

为什么？

因为这儿不是人待的地方。

那你还待在这儿？

因为我早就不是人了。

苏响不再说话，好久以后她紧盯着龚放毫无血色的脸和薄薄的嘴唇说，你杀了很多人？郁华？茅丽英？卢加南？……龚放说，乱讲，都不是我杀的。苏响说，那至少也和你有关。龚放看了看紧闭的门口，轻声说，最大的杀人犯是汪主席。在苏响离开以前，龚放的门被敲响，一个戴眼镜长得像大学教授的中年男人匆匆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把文件夹打开，递到仍坐在沙发上的龚放面前说，那五名嫌疑人死活不招，都差不多打死了，到现在连是共党还是军统都没审出来。

龚放看了苏响一眼，接过文件夹沙沙地签字。边签边轻声地对中年男人说，押到小树林，活埋。中年男人拿着文件夹走出去的时候，苏响从随身带着的包里拿出一块手帕，她伸出手去十分细心地替龚放擦着鼻子边上的一滴鲜血。苏响说，以后小心点。

程大栋站在同来顺南货店的屋檐下，看到苏响从76号写着蓝底白字“天下为公”四字的门台下面走过，穿过门岗向他走来。程大栋叫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带上了他和苏响。在回渔阳里31号的路上，程大栋试探着问苏响去76号是见谁，苏响仍然是那句老话，不要你管。

那天的天气其实是晴好的，但是苏响却仿佛听不到了任何声音。她大部分的时间是眯起眼睛看着从天上漏下来的参差不齐的阳光。而程大栋看到的却是穿着黄色车衣的车夫在奔跑与摇摆中的背影。苏响的目光从天空中慢慢收回，然后她看到了街景，看到了霓虹灯和街上行走的各色人等，看到了各种咖啡店、商号、旗袍行、大药房，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在上演着一场无声电影。同父异母的哥哥龚放惨白的脸在她面前不停晃动。她总是有一种不详的感觉，她觉得龚放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死亡的气息。

一声枪响把苏响从无声世界里拉了回来，她看到了杂乱蜂拥的人群。在极短的时间内，一辆卡车突然驶到了四海酒楼的门口，与此同时，数名黑衣人揪着一个汉子从酒楼的大门口出来。苏响和程大栋几乎同时看到了鲁叔变形的脸，他的脸红得像一个胡萝卜，很像是喝了酒的样子。他的嘴上全是血，显然是挨了重重的一拳，说不定连牙齿也被敲了下来。两个黑衣人紧紧揪着他的头发，将他的手反扭在背后。一个黑衣人的手撑着鲁叔的脸，以至于鲁叔的脸变得扭曲并且朝向天空。他们正向那辆车子走去。鲁叔挣扎了一下，他看了黄包车上的程大栋和苏响一眼，突然吐出了一嘴的血泡。他的喉咙咕噜翻滚着，想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鲁叔的目光大约和苏响的目光触碰了三秒钟，然后他怪异地笑了一下，猛地挣开黑衣人重重地撞向汽车挡板上的角铁。苏响看到阳光下红白的液体飞舞，那块角铁上沾上了鲜血、脑浆与头发，而鲁叔的身子萎顿下去，像一株晒瘪的白菜。很快鲁叔被扔进了车厢，黑衣人纷纷上车，车子疾驰而去。惊恐的人们又迅速地围了上来，在他们的头顶上方，苏响看到了经久不散的一阵血雾。

在四海酒楼二楼的窗口，一个叫陶大春的男人低着头看着楼下街道上的苏响。他是苏响的同乡，他看到了鲁叔撞铁自杀的一幕，也看到了失魂落魄的苏响。陶大春叼在嘴上的香烟不停地颤动着，他身边的阿六忙划亮了一根火柴为陶大春点烟。陶大春抽了一口烟，透过喷出的烟雾，他看到苏响和一个男人同乘着一辆黄包车远去。

陶大春轻声对阿六说，真不牢靠，共产党的交通站怎么老是出问题？

当苏响请来牧师马吉，在渔阳里31号三楼的一个房间里为鲁叔做祷告的时候，苏响眼前仍然晃荡着鲁叔的目光。那个短暂的三秒钟目光交汇中，鲁叔有很多话和她说，她无法转述但是她明白鲁叔的意思。这令程大栋感到奇怪。那天在马吉做完祷告的时候，程大栋十分认真地对苏响说，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苏响却惨淡地说，你不如说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

程大栋说，你要是给报馆写文章的话肯定很好，说的话就像诗。

苏响说，我写不好文章。我拉手风琴不错。

第二天清晨，程大栋送苏响去火车站。他们坐在有轨电车上，车子划破了清晨的宁静。那天的风很大，把斜雨送进了车窗。苏响十分喜欢这样的清凉，任由斜雨把她的半边身子打湿。她抱着那个包着白布的木盒说，加南，咱们回家了。

在摇晃的车厢里程大栋说，鲁叔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前年，交通站被破坏。

程大栋说这些的时候像是在自言自语，甚至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是苏响听进去了，她一直在微笑着，脸上是那种仿佛深陷在甜蜜回忆中才会有的表情。电车叮叮叮地一路响着，晃荡着行进在上海的清晨。在车子停下来以前，苏响转过头十分认真地对程大栋说，如果我说我想留下来，你会不会觉得我奇怪。

程大栋也认真地看着苏响说，为什么要留下来？

苏响说，鲁叔比我家多死了两个人，这对鲁叔不公平。

程大栋笑了。他的嘴咧开来，露出一颗金灿灿的牙齿。

程大栋帮苏响找到了西爱咸斯路的一幢公寓楼，苏响很快搬了过去。那天晚上，程大栋带来了一个发福的女人。女人穿着月白色的旗袍，还烫了头发，把头发弄成了一个卷心菜的模样。她看上去已经有四十多岁了，眼睛下面有了明显的眼袋，脸上的皮肤也松垮垮的。她叼着一支小金鼠香烟，不时喷出的烟雾让苏响对这个女人十分讨厌。女人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她居高临下地紧盯着苏响看。

程大栋说，这是梅娘。苏响微笑着，但没有吱声。梅娘说，你看我像大户人家的小姐吗？我家是书香门弟，在老家有一百多亩山地和竹林，五百多亩水田……苏响说，你吹的吧。梅娘不高兴了，眼神中掠过一丝无奈。不是吹的，是现在没有了。那是我爷爷手上的事。苏响说，那还是等于没你的事。苏响边说边飞快地织着一件线衣。这是一件暗红的织了一半的线衣，本来苏响是为卢加南织的。现在卢加南不在了，她还是想把它织完。看着苏响上下翻飞的手指头和毛线针，梅娘的目光没有再离开。你的手很巧。梅娘说，指头很长，不胖不瘦。可惜了。怎么可惜了？打毛衣可惜了，你可以做其他的，比如弹钢琴。你盛产山地和竹林的老家也有钢琴？笑话我？我没那么多力气来笑话你。我会拉手风琴，是小学音乐老师。梅娘笑了，那就好。那天梅娘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而程大栋把窗户关得紧紧的，厚重的窗帘也拉上了。浓重的烟雾熏得苏响差一点晕过去。一直到梅娘离开，苏响也没有起身，她不愿意和这个女人多说话，而是十分认真地织着毛衣。她拿毛衣在程大栋的身上比划了一下说，你和加南差不多身高，我比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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