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联合大学第一期学员主要是从旬邑、安吴堡、延安出来汇入华北联大，东进3000里到达晋察冀抗日敌后的在校学员和在城南庄时入学的学员，从延安来的学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经受住了艰苦行军的考验，是党、国家和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指示，为招收全边区大量青年干部入学，要求华北联大第一期学员于1940年2月底毕业离校。新招收第二期学员3月份入学，4月1日开学。

1940年1月15日，以成仿吾校长署名的《华北联合大学第二期招生简章》发布，拟招收培训600名行政、文教的抗战建国干部，短短月余，实际招生近千人。

返校准备复课阶段，胡华在江隆基、何干之等指导下，结合联共党史，学习《列宁选集》并参加研究室的讨论。虽然是在抗日敌后，研究室充满浓厚的学术空气。胡华的思想和政治理论水平在迅速提高。

武汉、广州失守以后，在日军的诱降和英美劝降的形势下，国民党的***投降活动日益嚣张，成了抗日战争进程中的最大危险。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和御用文人，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谬论，反对马列主义，大肆散布谣言，恶毒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其***投降活动制造舆论。“妥协空气，***声浪，忽又甚嚣尘上”，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有责任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以彻底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谬论，否定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幻想和主张，引导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3月15日《抗敌报》全文转载，华北联大校部号召全校深入学习。

胡华所在的华北联大政治理论研究室中国革命问题教研组，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指导下，联系抗日斗争实际，深入进行边区和国内外许多政治问题的研究。胡华认识到《新民主主义论》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装，极大地帮助了党内的思想统一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同时也帮助了全国解放区的政策的统一，因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国革命。

4月1日，华北联大第二期正式上课（学制半年）。全校普遍开设了政治理论课。为配合《新民主主义论》的学习，胡华受命在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部和工人部担任《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教员。从此他登上了大学讲台，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

胡华把长途跋涉从陕公背到晋察冀敌后来的教材，洛甫同志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整理出来，作为备课的基本依据。成仿吾、江隆基、何干之为胡华走上讲台，给予了悉心的鼓励和支持。胡华后来回忆：“当时我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怎敢在大学讲台上讲课呢？何干之同志平时说话有些口吃，他鼓励我说：‘你，你，放大胆，我帮，帮助你。前方干部没学过这些，他们爱听的。’他把用他骑的毛驴从陕北通过一层层的封锁线驮过来的两箱子书中的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书，大部分借给了我。其中有几本书，封皮上有‘毛泽东’三个字的毛笔签名。干之同志说，这是毛主席的书，是主席送给他的。在抗日烽火燃遍大地的前方，我能得到这些书籍，是何等的珍贵！成仿吾校长又亲自从他带到前方的书箱中拣出两本书给了我，一本是《中国问题提纲》，一本是《中国苏维埃运动史提纲》。这样，我就觉得讲这门课较有把握了。”胡华在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中，按照毛泽东的论断，具体讲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革命、土地革命运动等史实。阐释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明确指出了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已经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必须采取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他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论》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和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问题，从此中国人民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向，再不会迷失路途了。

实践真知

随着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华北联大的学员日益增多，元坊一带村庄已容纳不下。1940年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决定华北联大迁至滹沱河畔的李家沟口村一带。校部、供给处、文工团驻李家沟口村，卫生处驻校部附近的留命沟村，社会科学部驻柏岭村，文艺部驻下槐村，师范部驻上下西峪村。这一带均为几百、上千户的大村，依山傍水，古树郁郁葱葱。流经李家沟口村的滹沱河有二三百米宽，水流平稳，两岸有大面积的农田，土地肥沃，沟渠如网，杨柳成行。

中午，热不可耐时，胡华则会与许多师生到滹沱河中游泳。凭着在故乡的奉化江和锦溪练就的水性，胡华在这里是一些师生满意的习水教练。

1940年10月第三期学员入学，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华北联大向正规化发展，各部改为学院，除原有的专修科，增设本科和预科。社会科学部改为社会科学院，下设法政系和财政经济系、回民队、预科队；文艺部改为文艺学院；工人部改为工学院；师范部改为教育学院。

1940年8—12月，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军区的100多个团，在5000里漫长战线同时向各交通线沿途敌人据点出击，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晋察冀军区几个主力团集中破击正太线敌伪据点。1940年12月，石家庄之敌增兵平山县城，企图窜扰八路军后方。华北联大一部分师生和校部与第四军分区司令部一起在平定一带活动，胡华则与另一部分师生转移到晋北第二军分区的盂县、五台一带参战实习。他们插到敌人外围参加了破击战；分散在井陉矿区附近山区，宣传百团大战的胜利，开展扩军工作；在战斗中，胡华作为支部组织委员，与宣传委员师唯三举贤介绍文化课教员董晨加入中国共产党。董晨是从东北到晋察冀的知识分子，曾被怀疑“历史不清”，在实际斗争中他经住了考验。胡华、师唯三和支部书记何戊双共同认为应该信任董晨，此后董晨为抗战和东北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1940年12月，八路军粉碎了日军的冬季报复性“扫荡”之后，胜利结束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华北联大师生高唱“秋风起，战马肥，华北八路总出击。百团雄师四围起，荒野大道响马蹄……”满怀胜利的喜悦返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为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相勾结的罪行和本质，胡华按照研究室主任江隆基的要求，撰写了《论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一文，经江隆基的悉心指点修改，以“华维清”笔名，发表于晋察冀军区《抗敌月刊》（三月号）。这是胡华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百团大战破击敌人的交通线，拔除敌伪据点，八路军节节获胜，华北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展。日益扩大的根据地迫切需要更多的干部，1941年2月第三期学员毕业，中共北方分局和晋察冀边区政府决定华北联合大学扩大规模、增加招生。

同月，为了统一晋察冀边区的干部训练工作和有计划地培养各种干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把1939年9月成立的晋察冀抗战建国学院与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院合并改编为华北联大法政学院。胡华由3月开始任教法政学院，在唐县神南庄一带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课，并担任法政学院政治研究室中国问题组组长；学员十八队队长；党支委、支书和实习党团委员等党政工作。同年夏，联大学员超过了3000人，加教职员工4000余人，此时为华北联大敌后办学的鼎盛时期。

研究中国问题，必须面对根据地的社会实际，联大理论研究室安排胡华率领学生，配合边区政府进行1941年的统一累进税征收工作。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开辟发展过程中，民主政府逐步废除了历史遗留的苛捐杂税，实行了以粮秣款三种形式征收的统一累进税，规定免征点，以保障边区人民每人最低的生活水平。

超出免征点以外者，累进征收，但同时又有累进最高率，不使富者负担过重。原则上每年只收一次，此外任何机关不得再征粮、款、柴、草。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的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最合理、最进步的新民主主义的税收制度。

胡华率领学生们深入到所在村，一家家一户户进行调查研究，进行土地实物等产出、贸易分值折算。以具体的社会调查和实践，丰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具体问题的研究，在实践中以获得革命的真知。

茹苦教学

1941年秋，日本侵略军7万人分13路围攻晋察冀根据地，作闪电式的奔袭包围，进行残酷的秋季大规模“扫荡”。这段时间，华北联大全校4000多同学立即分散打游击，到5个县的村庄，同民兵游击小组一起战斗。胡华担任秋季反“扫荡”华北联大阜平五区参战实习队队长，分散转移至晋冀交界太行山北段，阜平、平山北部一带。

在这次突围中，9月16日，位于平山县滚龙沟的联大校部的干部、杨开慧烈士的侄女杨展，因为后面敌人乱枪的子弹像飞蝗一样地打来，她脚下的石头崩裂，她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头部撞在山下一块大石头上，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她刚满20岁的年轻的生命。胡华在“文化大革命”极度混乱而自己备受摧残时期，深深怀念艰苦岁月时的战友杨展烈士，撰文以“大字报”形式贴在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大字报栏上。这份“另类”大字报写道：“为了拯救危急的祖国，为了解救多灾多难的人民的痛苦，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事业，杨展献出了她刚刚二十岁的宝贵的生命。她的鲜血染红在祖国壮丽的山岭上，她的尸骨埋在战火纷飞的华北山野里……她的革命意志，像那北岳恒山的岩石一样地刚强坚定；她的战斗精神，像那滹沱河的流水一样地奔腾不息！她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光辉形象和榜样，是千千万万在战争年代里流血牺牲的革命青年、革命师生的杰出代表，她永生在人民的记忆之中。”

我军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后，师生又集中在滹沱河边平山县李家沟、瓢里村一带上课，随后又转移到完县、唐县一带。由于阜平、灵寿、平山等晋察冀腹地遭惨重破坏，华北联大根据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指示，于11—12月进行第一次缩编，只保留法政学院、文艺学院、教育学院，学员减到1300人。此时根据学员多为来自平、津等大城市和冀中平原的知识青年，华北联大在河西村成立了高中班。胡华为高中班开了中国历史课。年底，该班迁至唐县南、北洪城村和神南镇一带。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成熟，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区的建设，从而展现了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和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党中央准备在全党进行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基于这种需要，历史学家范文澜受党中央的委托，于1941至1942年在延安撰成《中国通史简编》，这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的通史著作。该书代表革命者和人民大众说出了对中国历史全部的看法。

1942年1月，华北联大校部成立中国通史研究室，准备开设中国通史课。胡华调回校部，准备中国通史教学，并任校部支委、反“扫荡”实习支书、实习副队长。胡华常常在战斗间隙，乘着月光研读《中国通史简编》并读完了《资治通鉴御览》等史籍。春，华北联大迁至阜平平房、河西、井儿沟等村。遵照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整风运动的指示，华北联大成立了整顿三风检查委员会，组织师生学习讨论。要求师生学习关于整风的22个文件，检讨自己的工作，交代个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提出“整顿三风、提高联大、熬过困难”三原则。夏，胡华与华北联大高中班转移到阜平高阜口村。

入秋后，日军重新对冀西第一、第三军分区边沿蚕食骚扰，华北联大转移到北岳恒山主峰神仙山麓阜平平房、河西、北法台一带，这是晋察冀中心区。这一带耕地很少，群众以放羊，打柴草，种枣树、花椒、扁豆、南瓜为生，生活十分艰苦。日寇对晋察冀腹地以掏心战术，进行大规模“扫荡”，采取残酷的“三光”政策。在日军空前残酷的连续反复的“扫荡”中，房屋、田地被大量毁坏，粮食、牲畜和生活用品被抢，根据地军民伤亡重大。这一年又遭受春夏大旱，粮荒极为严重。加之日寇切断了从冀中区补给粮食的来源和线路。华北联大师生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每天两顿高粱米粥，或者一块以马料黑豆做的饼，过着半饥半饱的学习和战斗生活。环境恶劣，很难有比较安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教学。

由于日伪对边区的封锁和“蚕食”，根据地缩小，学生来源减少，10月晋察冀中央分局和边区政府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华北联大再次缩编。将学员分配后，只保留教育学院，于力任院长，李常青任副院长，教育学院并设师范班，保存力量，待形势好转再行复校。其他人员转移到延安。晋察冀中央分局调成仿吾带部分同志负责筹备边区参议会工作。胡华在此阶段留任教育学院，任十八队队长、研究组副组长、留守主任。继续任教《中国近代革命史》，同时讲授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年底，华北联大又转移到唐县神南庄一带，教学中胡华参加了联大的整风学习。

1943年1月15日，胡华作为华北联合大学的代表，到阜平温塘参加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这届参议会是从1940年开始，经一年多的边区民主选举产生的。为了这一民主选举，胡华等华北联大师生配合地方政权在边区范围内组织村民代表会和县议会，进行了民主宪政的普及和宣传，人民参加选举的主动性和广泛性是空前的。通过民主选举全边区产生了288位参议员，参议会实行共产党、国民党、非党民主人士各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成仿吾、于力、何干之、沙可夫、李常青、阮慕韩、刘仁等均为华北联大选出的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