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有一次看见她在一大堆人身后等着洗碗。

水槽对坐轮椅的人来说太高了。

我就走过去说，我可以替她洗。

她看了看我，好像在对我的洗碗资格进行审查。

“嗯，就交给你做吧。得比刷你自己的饭盒要干净。”她说。

洗完后，她问我：“下午有课吗？”

我说，正好没有。

“那好，你可以推我回家。”

我当时没有一点抵触。其一，这个任何时候都衣着光洁得体的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一定相当漂亮。其二，不论别人如何愤怒鄙夷或嘲笑，她始终都凝静如松柏，那轮椅俨然就是她的王座。

我对她其实非常好奇。

我推着她去了她家。

我才知道原来她的来头真的不小。

她父亲是美国有名的地理学家，也是京华大学园林的总设计师，一手建立了京大的地理系。

京大建校最初的资金中也有一部分是玛雅的父亲筹来的。

可以说，没有她父亲，根本就没有京大的今天。

她的颐指气使真的并不过分。

但后来才知道，她的颐指气使其实跟她的家世没有什么关系。

她从来都不是个有恃无恐的人。

学生们很快把一篮子的火鸡肉抢光。

我推着玛雅回去。

忽然玛雅大声说：“你来了怎么不进去？又忘带钥匙了？”

我抬头一看，门口站着一个男人。

竟然是熊士高。

熊士高也有些惊讶：“小鱼，怎么是你。玛雅，她就是你说的那个女孩？”

“原来你们也认识。”玛雅说，“那再好不过了。感恩节，家人团聚的日子，既然我们都这么投缘，看来本就应该是一家人的。来吧，进去，我还有广式烤火鸡和南瓜汤呢。”

玛雅的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

她的生活方式是典型的中西合璧。

过春节的时候比一般的中国人还中国。

过感恩节的时候比一般的美国人还美国。

她取出一套银光闪闪的餐具，在我和熊士高面前排开。

一只丰胸肥臀的大火鸡黄澄澄地坐在大瓷盘上。

四周放着一圈五寸盘子。

里面放着草莓酱、土豆泥、栗子、奶酪、玉米酪、山芋、蛋黄酱……

五颜六色，就跟壁炉盘那架唱片机里流淌出来的温暖老爵士乐一样。

“这些东西你吃得完吗？”我问她。

她好像忽然被惊醒了似的，幽幽地说：“本来应该还有人在这里吃晚餐的。”

然后，玛雅就双手握在一起，低下头，像在祈祷，但大滴大滴的眼泪，簌簌而下。

我知道，今天的晚餐，本来还应该有别人的。

玛雅生在这栋楼里。

结婚也在这里。

她的丈夫是留学回来的建筑学博士，在清华任教。

“文革”开始后，校长知道她家的特殊背景，一直极力呵护，但校长被斗倒了以后，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一天午夜，她丈夫的同事突然偷偷跑来告诉她，她丈夫被学生从教学主楼上扔下来，人已经没救了，让她赶快逃吧。因为这些红卫兵坚信她家窝藏着和美帝国主义秘密联络的证据。玛雅等人走了以后，并没有收拾行装准备逃跑。

她从阁楼爬上房顶，然后一头跳下来。

没死。

但失去了下半身和三个月的胎儿。

她曾经说：“小鱼，有个学生曾经质问我，‘我又没欠你什么，凭什么听你使唤？’你说你们有没有欠我的？”

我说，有的。我若是你，我会要求得更多。

“但是，你误会了。我其实从来没有觉得我应该向你们讨账。虽然我已经被命运的不公毁掉了大半个身体和岁月，但我也从来不愿意让过去变成我的包袱和监狱。我只是想做一只预警的猫头鹰。如果一场运动再次披着别的外衣到来，谁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在你们看来我面目可憎，我歇斯底里，但比起历史的歇斯底里，我这算得了什么？”

“我知道，你是在拿自己当成一剂苦药，刺激我们的良心。”

“是啊。真理，她是个反复无常的妓女。只有同情心是黑暗中我们唯一在手的油灯。”

此时看着她伤痛椎心的样子，我也不禁泪水喋涌。

熊士高端起红酒，一饮而尽，他轻轻抿着嘴唇，似乎这酒有些苦涩。

玛雅忽然又破涕为笑：“我想他们父子俩应该已经吃饱了，走开了。现在轮到我们放开享用了。”说着，她把火鸡肉、南瓜饼弄了一大堆在熊士高和我的盘子里，而她脸上的泪水还没顾得上擦呢。

熊士高也立刻一扫颓废的神情，兴奋地说他在主持电视节目时的故事。

“‘我为书狂’确实不错，除了那个女主持人。她笑的声音你不觉得有点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吗？”玛雅说。

熊士高笑嘻嘻地说：“你也学会这么挖苦人了，格菲同志人品、素质都是可圈可点啊。”

我心里对熊士高很不满，那个许格菲明明是他现在的相好，为什么还同志同志的，难道是不想让玛雅知道他们的关系？

“是啊，你和她在一起一年了吧。”玛雅说。

“是。”

“还会换下一个吗？”

“我已经不指望能找到完美的女人了。”

“不，孩子，真正值得爱的女人不是女神。”

“是的，玛雅，我知道。我也真正爱过。”

“不，你没有。你那只是执迷。她，你所谓真正爱过的那个，我在学校里见过很多次。我很认真地观察过。她并不是你跟我说的那样。只是你把她想象成那个样子。”

“难道她是我虚构出来的？”

“她对你没信心，选择了别人，这是一定的。否则她最终也会变成，你的女友‘之一’。”

毫无疑问，这对我而言实在是一次出乎意料的遭遇。

我并不知道，原来一直暗暗帮助玛雅的人竟然是熊士高。

玛雅在“文革”之后的日子也很悲惨。

工农兵学员抢占了她的房子，她只好在湖北岸一间小平房里凄惨度日。

熊士高一直争取了十年才彻底让这栋家传别墅物归原主。

熊士高还用自己的钱尽可能按照玛雅的老照片恢复了别墅的装修，还安装了电梯和无障碍通道、洗手间等等，甚至家具都按照玛雅坐轮椅的高度重新定做。

“你怎么对她这么好？”我在从玛雅家回来的路上问他。

“你对她也很好啊。她不是跟你说要让你搬来和她一起住吗？”

“我起初觉得她有些可怜，而且我也很好奇。”

“她的确是奇绝的女子，她的美丽和坚强，是这个大学的骄傲，也提示着它的耻辱。”

“你什么时候认识玛雅的？”

“我没出生时。”他说。

“真的？什么意思呢？”

“我妈妈和她可是闺密，我妈说玛雅经常来弹琴给我进行胎教。”

“原来是世交。那她那段苦日子，为什么不向你家求助呢？”

“她极要强的。而且怕连累我们，不过所幸我终于还是做了我该做的。她对我的帮助倒是没有什么顾忌。”熊士高看了看我，笑着说，“玛雅父亲的一大堆手稿和通信，需要整理。你英文、文史底子都好，就参加整理小组吧。”

我很高兴他有这个提议。

我觉得玛雅感恩节夜晚的话似乎让他流水剥蚀的心开始干爽起来。

虽然我不知道，许格菲和他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但我相信玛雅的话，许格菲并不适合他。

我内心深处又开始有所觊觎了。

我会是在他心上第一个刻字的人吗？

玛雅父亲和丈夫的遗稿都放在汉容研究所他的办公室里。

我心怀鬼胎地问过他：“为什么不放在你自己家里，还安全些？”

那样，我就有机会去他那栋海棠、梨树、枫香、白榉扶疏的小楼了。

对我来说，那里一定呵护着他最隐秘的世界。

阁楼上红木相框里他儿时纯净的黑白照片，少年时的风筝，青花瓷的笔山和镇纸，香榧衣柜里的大衣和雪白的围巾，床边斜挂的紫竹笛子，滚到床下的黑胶木唱片，阳台上他昨夜抖搂的烟灰……

在摊满暗黄卷子的巨大桌面旁边，我有时会这样无休止地想象他家里的物什摆设。

就好像真的被那么布置一样。

他说，我家里比哪里都乱，有时住了几天的人，我还不知道姓甚名谁呢。

许格菲是不是他只记得身体不记得名字的人呢？

我知道我这么想，带着一种阴暗的侥幸，可是立刻就转变成一种失望，我在期盼什么？我期盼的不也是许格菲一样的经历吗？我要成为他心中那条湍流里无足轻重的一粒沙子吗？

我确实常常自问，但不论怎样在灵魂里劈头盖脸地斥责自己，只要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一袭伦敦雾风衣从影壁后面出现，我的心就挣脱了所有绑缚。

只要他披着薄薄的雪花一开门，呢子的味道、风的味道、他身上特别的香味，让一切自我告诫都灰飞烟灭。

但我很清楚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很多时候，谈话只能戛然于我最想试探之处。所以我就像一头鹿，忐忑地看着河水，热切地希望走近，又忌惮湖边的危险。

米四淑早就发现了我对熊士高非同一般的眼神，但幸好她认为这只是某种畸形人格泛化的情感需要，这种对中年男人的好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克服。我反击她，老说这个畸形那个畸形，那你和老外打得火热，是不是心理返祖现象啊，喜欢体毛浓密，像安哥拉长毛兔那种。

她哪里知道，这是家教惨淡的后果。据说生了儿子的父亲，会变得比以前顽固和暴躁；生了女儿的父亲，会变得比以前耐心和温柔。但自我记事起，父亲在我的生活里淡漠得像假币上的水印。

他说他做城市规划的工作很忙，因为中国的城市都在搞面子工程。他说他规划的工作很累，因为不懂规划的官员们总是喜欢把最佳方案改成最糟方案。

妈妈似乎从来不因为他和我们聚少离多跟他争吵。那可不是忍耐和贤淑。后来当我成熟到能够判断伪装的时候，我明白了妈妈每次听着爸爸说要出差云云的时候，脸上的笑意并不亲切，而是洞若观火却绝不说破的神情。毫无疑问，爸爸完全看得出妈妈伪善的笑意和收拾行装时的细致。甚至他们从不曾忘记在送出门的时候例行公事地说：“在家里你们娘俩好好的。”“你一个人在外面多注意身体。”他每次旷日持久的出差归来之后都会给我和妈妈带礼物，绝不会有一次疏漏。妈妈会照例给他做一次极其丰盛的饭菜，尽管他基本不怎么吃，好像是用来供神的。短暂的几天之后，他又开始连日在单位加班。然后，又是出差。

我和他没去过奶奶家。我曾经怀疑，奶奶爷爷是否知道我和妈妈的存在。妈妈很少带我去姥姥家。那是在沪西的一个小镇里。姥姥似乎早和妈妈心照不宣了，也很少提爷爷奶奶。

妈妈是话剧团的演员。当我上了高中住校以后，她更是如释重负全身心地投入演出事业，她教了我做几道最简单的菜以后，就没有再给我做过饭了。

一个中秋节。爸爸妈妈分别发短信说加班，不回来了。我一个人黑着灯，坐在窗下，看着月亮陷在凌乱的桂花树枝里，好像秋树冰凉的心脏。然后就看见爸爸的车停在楼下，没有熄火，车里有一个女人，但显然不是妈妈，我睁大了眼睛，甚至看得见她抚摸爸爸脸颊的手指涂着艳丽的彩甲。

从那天起，我知道“出差”和“加班”的意思了。我想他早已另有了自己的家。他似乎很明白，妈妈绝不会去找他的单位和同事核实他是否真在出差。他似乎也不担心妈妈猜到他说出差的时候，他正在这个城市牵着另一只画着彩甲的手。他们俩似乎都投鼠忌器似的达成了隐秘的妥协。

我其实一直想问问他们两个，到底隐瞒着什么。但每次话到嘴边，勇气就像弹簧被拉到极限而不可避免地收回去一样，随着我跟他们俩越来越冷淡，或许以后连这点好奇都消磨殆尽了。但就在我在汉容研究所给熊士高做学生助理的某个晚上，贝姨突然给我打电话，说爸爸在广州住院了。

贝姨就是那个中秋之夜和爸爸在一起的女人。我本来对这个女人也没有什么仇恨。就像侵入我们这个早就名存实亡的家庭不能叫第三者，我甚至还隐隐地感到报复的快感。有一次忽然接到她的电话，问我要不要信乐团演唱会的门票，而且是免费的。从那次起，我就和她成了朋友。她让我叫她贝姨。原来贝姨是浦江体育馆的经理。弄几张演唱会的门票实在太容易了。

和同学看完之后，她和爸爸还请我去体育馆里的餐厅吃夜宵。她当然不如妈妈漂亮，但女人的温柔和风情是最好的化妆。毕竟人不只是看的。更重要的是，人是要交往的。毫无疑问，贝姨是一个交往艺术家。有她在时，爸爸的脸庞褪去了那层霜，恢复了本来的清秀和灵动。我才知道爸爸不是一个乏味严谨的绘图机器。通过她，父亲也会了解一下我和妈妈的情况。

真是一个悖论，有了第三者，我们这个家似乎更像一个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