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适时地来了。他说：“刘伯温这是以公谋私，应该严惩。”朱元璋沉默不语。胡惟庸继续说：“他儿子正在回家的路上，应该把他儿子捉拿归案。”朱元璋沉默不语。胡惟庸只好说出朱元璋最敏感的话来：“他能掐会算，选那块地为他的墓地，这事……”

朱元璋示意他闭嘴。朱元璋坐进了椅子，冷静地观察胡惟庸，想到了他是刘伯温最看不上的人，又想到了刘伯温只是性格太刚，却是聪明到极致的人。而谈洋事件如果真如吴云沐所说的那样，那刘伯温岂不成了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

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场阴谋，不过刘伯温确实很可疑，因为他有那么多技能在身。一个人有技能那就是个危险人物。虽然如此想，但他不同意胡惟庸对刘伯温儿子下手，他说：“既然刘琏已经走了，就算了。”

胡惟庸说：“这事怎么就能算了呢？”

朱元璋点头说：“是啊，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下道圣旨到青田，剥夺刘伯温的俸禄吧。”

“然后呢？”

胡惟庸直勾勾地看着朱元璋的脸，那张阴冷的脸像海上的天气，反复无常，莫测高深。朱元璋的脸突然阴云转晴，他笑了，说：“然后？刘伯温应该知道然后。”

刘伯温当然知道然后。当他收到那封圣旨后，他蒙了。这犹如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劈在了他头上。至少有一个时辰，刘伯温坐在椅子上像是死人一样，他在反复思考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圣旨说，他在谈洋挑了块地当作他的坟墓。这是子虚乌有的事。不过他明白一个毋庸置疑的道理：政治场上，你是否做了一件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说你做了还是没做。

刘伯温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必然是胡惟庸的诬陷，而朱元璋根本没有相信这样的诬陷。否则，就不会是剥夺他俸禄这么简单。可朱元璋在不相信的情况下剥夺了他的俸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朱元璋对他还不放心！

一个时辰后，他在房间里转悠起来，自言自语，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情景，我们并不陌生，当初他被困绍兴时就是这样的。而今天，他一面重演这一情景，一面絮叨着，时间不是一条直线，一去不复返，而是一个圆圈，它一直在围着每个人转动，当一个人死去时，它还在转动，永不停转。

又一个时辰后，刘伯温站住了。他的心定了下来，他叫来家人，语气凝重地说：“我要去京城。”

他的家人疑惑不解，问他：“是去解释这件事吗？”

刘伯温苦笑：“月有阴晴圆缺，如何解释？”

刘琏聪明地说：“既然无法解释，那为何要自投罗网？”

刘伯温看着这个傻儿子，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对我而言，天下就是罗网。”

1373年阴历七月，刘伯温孤身一人走进南京城。南京城当时酷热难耐，树的绿叶沾满尘土，灰色的瓦片毫无生气，他为南京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衰老到如此程度而吃惊不已。当他佝偻着身体走进朱元璋的皇宫时，他才发现，那座才刚建造的皇宫也老了很多，墙皮脱落，柱子失去光泽，从前红灿灿的大门被晒成了血黑色。

他自言自语着，叹息着，见到朱元璋，艰难地跪了下去，作了一番深刻的检讨。

他说，自己不该冒失失地去找坟地，更不该冒失失地找了本不应该去找的地方。朱元璋要他抬起头来，刘伯温就费力地抬起头。朱元璋大吃一惊，因为才两年不见，刘伯温又老了，几乎老了几百岁。他的相貌已不忍目睹，只有即将入棺材的老人才有那样的相貌。

还是在五年前，刘伯温还意气风发，有着青年人的精力，有着少年人的热情，有着中年人的智慧。如今这一切，在刘伯温的脸上和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上一点都看不到了。这是个已经和死神签订了契约的人，可能就是在今天，或者明天，死神就会来把他带走。

朱元璋没有责备他，也没有安慰他。因为这件事，大家心知肚明。对于他的来京，朱元璋一点都没有意外，因为在朱元璋的意识中，刘伯温必然会来，朱元璋只是想不到，来到这里的刘伯温和自己印象中的刘伯温相差十万八千里。

刘伯温特意申明，他这次来就准备老死京城，决不会再离开了。朱元璋说：“好啊，如果我有什么事，还可以找你商量，这是不错的一件事。”

胡惟庸也说：“刘先生能留下那真是太好了，中书省有什么纰漏的地方，刘先生恰好可以指正。”

刘伯温诚惶诚恐地看向胡惟庸，想要摆出一个礼貌性的笑容，但没有成功。

他看向朱元璋。他想，朱元璋还能有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因为这已经是他历史的尾声，帷幕已经开始落下，他的舞台正在缩小，直到最后的闭合。

一个始终退不出的江湖，他又回来了。这说明，时间一直在转圈，刘伯温这样想。

但愿我说错了

刘伯温离开人世前最宝贵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把毕生精力和智慧的余烬都献给了回忆，留了一点点给了胡惟庸和朱元璋。

对刘伯温的主动坦白，胡惟庸大失所望。按他原本的想法，刘伯温只要不在朱元璋身边，一切事就都好办。他可以像永动机那样对刘伯温发射永不停歇的明枪暗箭。不过现在刘伯温近在眼前，所以他的进攻肯定会遇到刘伯温的抵抗，这事就不如想象中那么好办了。

刘伯温对胡惟庸的提防是从骨子里发出的，无奈命运作弄，他越是提防胡惟庸、越是希望胡惟庸能失败，胡惟庸就爬得越高。1373年阴历七月，也就是刘伯温来南京城请罪的那个月，胡惟庸被朱元璋提升为中书省右丞相。据说，当胡惟庸傲慢地接受百官的祝贺时，刘伯温在病榻上捶床激愤地叫道：“希望我看错了他，那是苍生之福。如果真不幸言中，那老百姓该如何是好啊！”

这话让胡惟庸知道了。胡惟庸先是暴跳如雷，说刘伯温死性不改，不过一听说刘伯温因为此事而病情加重，他就高兴起来。他对身边的亲信说：“如果不费一口唾沫之力就能把刘伯温活活气死，那我愿意继续高升，哈哈！”

其实，胡惟庸的高升并不是刘伯温气倒在床的全部原因。自他1373年阴历七月到南京城后，他的身体已非他所有。用他本人的话说，现在所以未倒下，全是因为几根铮铮钢骨的支撑和对皇上抱有崇敬之心的精神力量。这话是矛盾的，如果他真的是铮铮铁骨，那他对朱元璋就不该有崇敬之心。朱元璋不值得他崇敬，只值得他唾弃。

朱元璋首先在丞相人选上就明目张胆地背叛了刘伯温。杨宪违法乱纪被处斩，并未让朱元璋想到刘伯温论相的可靠性。他始终不懈地提拔汪广洋，希望汪广洋能雄起，可汪广洋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不说话的木偶。他提拔胡惟庸，又让汪广洋牵制他，可汪广洋再次让他失望。1373年阴历七月，胡惟庸顺利晋级，成为右丞相，而汪广洋因为不作为被气急败坏的朱元璋赶出了中央。

刘伯温始终搞不明白的是，朱元璋不是瞎子，怎么看不出胡惟庸是个野心勃勃、做事不择任何手段、自私到极致的人？

在南京城最酷热的八月，太阳把整个城炙烤得像火光一样飘忽，刘伯温就在这座酷热的城中揣度朱元璋的心事。他一面揣度，一面抱怨着炎热，恨不得从皮里跳出来。当太阳落到山那边，黑暗来临时，刘伯温认为自己想明白了，朱元璋为什么会和自己背道而驰。几年前，刘伯温认为朱元璋是故意和自己对着干，目的是摆脱从前二人的合作模式。可朱元璋是个非常理性，甚至是冷酷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个人恩怨，而拿他千辛万苦创建的帝国开玩笑。直到今天，刘伯温才想明白了另外一个原因。朱元璋也是无可奈何，在群臣中，真正具备丞相素质的人寥寥无几，胡惟庸是里面的佼佼者。另外，朱元璋被胡惟庸紧紧地包围着，如此近的距离和频繁的往来，使朱元璋深陷其中，不可能客观理性地看待胡惟庸。正如那句诗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刘伯温一想到这里，就会对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抱以深深的同情。朱元璋太可怜了，离他最近的人，他看不清。离他远的人，他怀疑。每天想的不是做皇帝的荣耀，而是做皇帝的危险，很恐惧别人会效仿他，揭竿而起革他的命。朱元璋在刘伯温心中现在成了恐惧之神的奴隶。

想到这里时，刘伯温拼命地摇了摇头，使自己冷静下来，最近这段时间，他总是感觉自己似乎在思考，又似乎在做梦，又似乎在梦里思考，又似乎在思考中做梦。

他说：“但愿我想的是错的。”

刘伯温可能在朱元璋用相上想错了，但在朱元璋多年来对他的挤压上却没有想错，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

谈洋事件发生后，朱元璋突然做了个莫名其妙的决定：暂停科举。

明帝国的科举是刘伯温亲自主持恢复的，时间在1370年阴历八月，首次科举考试，刘伯温就担任了主考官，并且在那一年网罗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朱元璋对这一“事半功倍”的政治方略毫不动心。他曾说：“科举这玩意所招收的都是没有行政经验的年轻人，让他们这样的人当官，这不是害百姓吗？”

如果我们了解刘伯温恢复的科举考试内容，就会探析出朱元璋的奇怪心理。刘伯温恢复的科举考试其实是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试科目是朱熹注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同时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在这些书中，朱元璋最痛恨的就是《孟子》。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字面意思是说，在一个帝国中，人民是最贵的，其次是国家，最后才是君主。

实际上，孟子的本意远没有今天的我们想的那样前卫和高尚。他其实说的是作为一个君主，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意识：王朝可以变更、君主也可以变更，唯一不变的就是支撑国家和君主的人民。人民是基础，所以作为君王，一定要重视百姓，把百姓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心里要时刻想着自己的权势地位都是来自人民，要为人民服务。

朱元璋对这样的思想，并不排斥，他本人就来自底层人民中，而且他很爱自己的人民。他最切齿痛恨的是孟子“民本”思想衍生出来的“君臣交易”理论。依孟子的看法，孔子那套不计利害的“忠君”是比猪还愚笨的。孟子说，国君给你一碗饭，你就做一碗饭的事，多一粒米的事都不要做。国君如果给你一顿臭揍，那你就马上离开，但你不要灭亡他，等着比他更有力量的人来灭他。也就是说，君臣之间是等价交换的关系。你值得辅佐，我就辅佐；你不值得我辅佐，我就炒你的鱿鱼。不要以为你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君王，我就要毫无原则地讨好你，甚至给你当狗。其实咱们是平等关系，这种平等关系的思想源泉就是，我来自人民，人民是最贵重的，而君主和人民一比，就是个贱货。朱元璋从最低贱的位置上崛起，是个货真价实的贱货，好不容易才爬上了皇帝这个尊贵的位置上，居然又被看成是贱货，他那廉价的自尊心如何受得了这样的打击？

据说，朱元璋读《孟子》时，像是在读一本咒骂他祖宗十八代的檄文。他怒睁双目，咬牙切齿的声音能传到宫外，当他的忍耐超过他的底线后，他一跳三丈高，把《孟子》一撕两半，摔到地上，用脚拼命地踩，再拿起来，用牙咬。最后说：“要是这老家伙还活着，我非得砍了他的脑袋。”他命令国子监把摆放的孟子神位一劈两半烧了。多年以后，他越想越气，就让人把《孟子》书中那些“邪恶言语”共计八十五条统统删掉。

暂停科举，可能有孟子的功劳，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科举制是刘伯温恢复的。而那时正是谈洋事件甚嚣尘上之时，他的愤懑无处发泄，于是就把刘伯温留下的痕迹之一——科举给暂停了。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印象在表现上越来越差，1373年正月，朱元璋在和浙江文人桂彦良聊天时，谈到天下文坛，桂彦良在这方面有谈论的资本。

桂彦良，慈溪（今浙江慈溪）人。少时警敏异常，加之勤奋好学，成为当地的名人。参加科举，一举成名。曾在浙江教育部门工作过，见天下纷乱，按儒家最伶俐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思想的指引，回乡隐居。当他在隐居期间，张士诚与方国珍都派人带着厚礼来请他出山。桂彦良吃不准这两人的前途，都婉拒。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帝国，桂彦良观望很久，慢慢发现朱元璋的潜力很大，但朱元璋不知道他，所以没有人来请。桂彦良等了好久，意识到张、方二人来邀请的历史已不会被朱元璋重演，就主动出来，跑到南京城向朱元璋要官做。朱元璋和他一谈之下，发现浙江的确是人才辈出之地，于是留下他，要他做了太子宫中的教授。桂彦良和宋濂成为同事，又是同乡，所以宋濂不遗余力地在朱元璋面前赞颂桂彦良的逼人才气。朱元璋说：“你们浙江才气逼人的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啊。”宋濂说：“这人不但才气逼人，而且嗓门巨大，就是沉在水底的死尸，经他一喊，也会被震得浮出水面。”

朱元璋不相信，就写了一首诗，命桂彦良在早朝时朗诵，桂彦良抓住这个机会，把声音提高了八度。于是，正如宋濂所说的那样，玄武湖水底的鱼都被震得晕了过去，翻着白肚皮浮上水面。

男高音桂彦良于是得到朱元璋的赞誉，这不仅因为桂彦良的确才华横溢，而且还因为他那天生一副好嗓子。更因为，朱元璋的诗写得极臭，可经过桂彦良朗诵出来后，给人的感觉却是出其不意的好。

朱元璋在一次桂彦良吃润喉药物时，称赞他“江南的大学者，唯独你一人”。

桂彦良清清嗓子，回答说：“我不如宋濂、刘基。”

朱元璋冷笑：“我太了解这两人了。宋濂是个单纯的文人，而刘基为人严峻而心胸狭隘，他俩都不如你啊。”

桂彦良虽然嘴上未说什么，但心里却认定，他在文坛上，的确不如宋濂和刘伯温。而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有点狭隘，他就不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对刘伯温不太了解，但道听途说了很多。在这些信息中，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刘伯温是个心胸狭隘的人。

在1373年时，真正了解刘伯温的人恐怕只有宋濂和朱元璋。彻底了解刘伯温并领教过刘伯温性格的人，都已作古。那都是旧社会的人和事了。

如果能把刘伯温在元王朝时期的同事从棺材里挖掘出来，问问他们对刘伯温的印象如何。他们肯定会这样说，刘伯温是个刚毅慷慨的人，原则性强。每当讨论天下安危的事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刘伯温像中了魔一样滔滔不绝，义形于色。

刘伯温的朋友们会这样说：刘伯温是个好兄弟，对每个朋友都是用心结交，洞见肝腑。平生最重义气，坦坦荡荡，有话直说，从不藏着掖着。这样的人很容易得罪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但敌人也不少。

刘伯温的乡亲们对刘伯温的印象是这样的：很守礼义，生活很朴素，经常做好事不留名，即使是后来做了那么大的官回青田后，也从没有炫耀过他那尊贵的身份。

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狭隘，实际上就是刘伯温的耿直和刚硬。只要是他心中认准的人和事，他都据理力争，从不给人留余地。朱元璋还清晰地记得，当初所有人都说临濠是定都之地，可就他刘伯温冷冰冰地说，那地方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