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2010(3)

作者: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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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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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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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068字

我有个哥哥,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住在美国。1970年左右,他在乡下当过知青。我那时只有七八岁,也知道他当时苦得很,因为每次回家来,他都像只猪一样能吃。他告诉我,他坐车不用买票,而且表演给我看。有一回被售票员逮住,他就说:老于是知青!售票员大姐听了连忙说:我弟弟也是知青。就把他放了。他还告诉我说,他们在乡下很快活,成天偷鸡摸狗不干活也没有人管。这件事告诉我,为非作歹是倒霉蛋的一种特权。我们就是一批倒霉蛋,所以拥有这种特权。举例来说,假如我看中了一间空房子,就可以撬开门搬进去住,不管它贴着什么封条。过几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无非是让我把原来房子的钥匙交出来,再补办个换房手续。但是不管我搬到哪里,房子都没有空调,没有干净的供水,没有高高的院墙,门口也没有人守卫,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再比方说,我们和哪个女孩子好,就可以不办任何手续地同居,假如风纪警察请去谈话,无非是说:你们双方都没有结婚,何不办个结婚手续?只是过不了几天,这位女孩子调到机关去,就会和我们离婚。然后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闹闹。据我所知,大家都有点烦这个。但这种生活方式是不能改变的,除非得了数盲症。


我简直想患数盲症,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工作不能胜任。今天早上搞电力的小赵递给我一张纸,说道:对不起老大哥,遇到了问题。我拿起来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我就知道这一点,别的一概不知。我举起手来说;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开会了。于是我们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过去的美术编辑、摄影记者等等,搬着凳子围成个圈子,面对着黑板上的微分方程,各自发表宏论。假如此时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他在场只会增加我们的痛苦。我说过,我们这间屋子里的人几乎都是蹩脚货,这孙子是个例外。他是个工科硕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学位),像这种人不是发了数盲症,就是到了国外,这孙子又是个例外。他听了某些人的意见,面露微笑。听了另一些人的意见,捧腹大笑。听了我的意见之后,站在椅子牚上,双手掩住肚子,状如怀孕的母猴,在那里扭来扭去。


坐在他旁边的人想把他拖出去。他拼命地挣扎道:让我听听嘛!一个月就这么点乐子……这使大家的面子都挂不住了。大胖子男高音跳起来引吭高歌,还有人吹喇叭给他伴奏。在音乐的伴奏下,有些人动手拧他——怀着艺术家那种行业性的妒贤嫉能,以及对卑鄙小人的仇恨。这家伙是个贱骨头,挨拧很受用。等到乱完了之后,我就宣布散会。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为解不出来,改用近似算法。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设计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蹩脚——用了太多的近似算法。而在近似算法方面,我们都是天才。我们已经发明了一整套新的数学,覆盖了整个应用数学的领域,出版了一个手册,一流装帧,一流插图,诗歌的正文,散文家的注释,但是内容蹩脚之极。手册的读者,我们下级单位的同行经常给我们寄子弹头,说再把书写得这样不着边际,就要把我们都杀掉。其实我们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饰痛脚。


不光数学是我们的痛脚,还有各种力学、热力学、化学、电工学等等。事实上,我们的痛脚包括了一切科学部门。我知道美国有个《天才科学家》杂志(这个天才当然是带引号的),专门刊载我们的这些发明,而有一些汉奸卖国贼给他们写稿,还把我们的照片传出去,以此来挣美元稿费,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姓徐的。因为他的努力,我已经有两次上了该刊的中心页,三次上了封面,还当选过一次年度“天才数学家”。据说正经搞理工的读了那本刊物,不仅是捧腹大笑,还能起性,所以我经常接到英文求爱信和裸体照片,有男有女,其中有些还不错,但多数很糟糕;危险部位全被炭笔涂掉了。我一封信都不回。对于某些搞同性恋的数学家,我比《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还性感。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但是我也明白,就是倒霉蛋也不能杀人。


我觉得外国的科学家缺少同情心——假如他们和工程师都傻掉,只剩下一些艺术家,我倒想看看他们那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假如毕加索活着,马蒂斯活着,高更和莫奈都活着,我也想看看他们画起柴油机是否比我高明。但是最没有同情心的是小徐这种人。我曾经把炭笔塞到他手里,强迫他画一张画,哪怕是画个鸡蛋也行。但是他就是不接,还笑嘻嘻地说:我不成,我有自知之明。这话又是暗讽,说我们都没有自知之明。


在马蒂斯决定复活,替我来回柴油机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他:他休想得到一点顶用的技术资料。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样:国外所有的技术书刊都以光盘、磁盘的形式出版,而这类东西是禁止进口的,以防夹带了反动或者下流的信息。至于想用计算机终端从国外查点什么,连门都没有。这是因为一切信息,尤其是外国来的信息都是危险的。打电话可以,必须说中文,因为有人监听,听见一句外文就掐线。我不知马蒂斯中文说得怎么祥,假如说得不好,就得准备当个哑巴。除此之外,什么材料都是危险品:易燃的、易爆的、坚硬的。危险这个词现在真是太广义了。在这种条件下,让马蒂斯来试试,看他能搞出些什么!


会后小徐对我说:你把你的贝宁木雕结我,我就给你算这道题。我说你妈逼你想什么呢你,又不是我要算这道题。那时候我的脸色大概很难看,吓得他连连后退,过了老半天才敢来找我解释:“老大哥,要是你要算这道题我马上就算,要你什么我是你孙子!”


这时我已经恢复了老大哥的风度,心平气和地说:我不要算这道题,是公家要算这道题。我尽心尽力要把它算出来,这是我的责任,但它毕竟不是我的题。小徐说:只要是公家的题他就不算,这是他的原则。但是他不愿为此得罪老大哥。我说:我怎么会?坚持原则是好事。为了表示我不记恨他,我和他拥抱,吻了他的面颊,这让我觉得有点恶心——这家伙有点娘娘腔。但我既然是老大哥,对所有的人就必须一视同仁。


有关那件木雕,有必要说明几句。那是上大学时非洲同学送我的,底座上刻着歪歪斜斜的中国字:老大哥留念——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个纪念品,其一,它说明我上大学时就是老大哥;其二,它说明有个黑人把我当成黑人。一般来说,我们黄种人总是被黑人当成白人,被白人当成黑人,被自己人不当人,处处不落好。我能被黑人当黑人,足以说明我的品行。这姓徐的竟想把它要走,拿到黑市上卖。只此一举,就说明他要得数盲症了。


开完了数学讨论会后,我坐到绘图桌前,那个穿红毛衣的实习生搬凳子坐在我身边,假装要帮我削铅笔,削了几下又放下了。说实在的,削铅笔不那么容易,刀子钝笔芯糟,假如她只是心里有话要说,那就是糟蹋东西。那孩子悄声对我说:王老师,我会算这道偏微分题。我也悄声说道:别管我们的事——辅导老师没关照你吗?她说:关照过的,但是我的确会算。我不理她(我还要命哪),她还是不走,这叫我心里一动——于是我压低了声音说:读过《1984》?她脸色绯红,低着头不说话。这就是说,读过了。


我们过去都是艺术家,艺术家的品行就是;自己明明很笨,却不肯承认。明明学不会解偏微分方程(我们中间最伟大的天才也只会解几种常微分方程),却总妄想有一天在睡梦中把它解开,然后天不亮就跑到班上来,激动地走来定去,搓手指,把粉笔头碾成粉;好容易等到大家来齐了,才宣布说:亲爱的老大哥,亲爱的同事们,这道题我解出来了!!然后就在黑板上写出证明,大体上和数学教科书上写的一样,只是在讲解时杂有一些比喻,和譬如“操他妈”之类的语气助词,这能使大家都能理解。有了这些比喻和“操他妈”,证明就属于我们了。讲解者在这种时候十分激动并且能得到极大的快感,有一位天才的指挥家在给大家讲解“拉格朗日极值”时倒下去了,发了心肌梗塞,就此一命呜呼。这种死法人人羡慕。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不容易得救盲症。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喜欢女人来帮助我们。当然,有些少数丧失了自尊心的人也会这么干,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关于艺术家不得数盲症的机理,有必要讲得更明确:我们在科技方面十足低能,弄不懂偏微分,所以偏微分才能吸引住我们。假如能弄懂,就会觉得没有意思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太聪明,并且要保持艺术家的狂傲的性情,才能在世界上坚持住。


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以前我有一位同事,是吹萨克管的,是个美男子。因为在十几岁时玩过一阵子无线电,速校毕业后负责电子工程。此人钻研业务到了走火人魔的程度,发誓不把概率论里的大数定理搞明白死不瞑目。因此他就丧失了自尊心。有一回,我们部里来了个小眼镜,她说能证明大致定理,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让美男子听懂了证明。然后他就完全惟小眼镜马首是瞻。听说他们在家里玩一种***:小眼镜穿着黑皮短裙,骑在美男子脖子上。后来她实习期满要调到上级单位时,两人就双双殉情而死——这当然又是小眼镜的主意。刚毕业的女孩子总是对殉情自杀特别感兴趣(她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一块死吧!仿佛只剩下电死吊死还是淹死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听她们的,都死了谁来干活?我就接到过多次同死的邀请,都拒绝了,是这么说的:你能调到上面去很好呀,别为这个内疚;我们大男人,不和女孩子争,等等。讲完了,挨个耳光,事情就过去了。这是因为我从来不请教女人数学问题。假如请教过,知道了她们有多聪明——她们的美丽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多半就没有勇气拒绝死亡邀请。这是活下去的诀窍。


有关这个诀窍,必须再说明一遍,因为它很严重。不能问女人科学问题,因为你已经四十多岁了,做了多年科技工作,不植大致定理、不会解偏微分方程,而且得不了数盲症,又有何面目活着?我们都在危险中,所以就不要让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告诉你,你不会的她都会。这是因为你是男高音、画家、诗人,她要得到你。活下去的诀窍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有一句话,我要与大家共勉:好死不如恶活。我的兄弟们,我已经四十八岁了,还有一身病,但还在坚持。


今天是星期四,也是我四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的一切,都有必要好好总结一下。我像往常一样上班去,天像往常一样黄,自来水像往常一样臭,像往常一样,有人遇到了一道数学题,我们开会讨论,并且像往常一样没有解出来。这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比往常老了一岁,天比往常更黄了一点,自来水比往常更臭了一点,没有解出的数学题比往常多了一道,一切都比往常更糟糕。我在制止这个恶化的趋势方面竭尽了心力:力图忘掉今天是我生日,力图改进我的柴油机想让它少冒点烟,力图想出一种净水器,力图解出那道数学题,但是全都没有结果。


我们技术部里每个人都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第一个问题除外),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他们都比我还笨。只有一个人除外。首先,他可以解出那道数学题,其次,他是学化工的,在水处理方面肯定有办法;最后,他是管燃料的,假如能给我纯净一点的燃料,柴油机就可以少冒一点姻。但是他什么都不干,到班上打一晃,看完了我们的洋相后,就溜出去了,而且是借了我的摩托车。我有确实的情报,他是跑到上级那里去打小报告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是去医院看病——此种搞形说明他很快就会发数盲症。我应该不借他车,但是我不能。他说,他要去看病。而且我是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