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一个时代的背影(二)

作者: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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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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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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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676字

我爷爷也会砌鸡舍,红砖红瓦,一间精致的小房子。他是个出色的泥瓦匠,他把一切都做到了细处,从刀功到弥缝,一招一式,他的动作是那样的地道,流畅,得心应手。他做得非常有乐趣。他还砌得一手好灶台,用石灰弥得白白的台面,既清爽,又干净。


总之,这是日常生活里的爷爷,他是那样的朴素,本色。偶尔他也会发脾气,冲着我奶奶,大声地说着什么。他摔过筷子,就像孩子一样,他把碗一推,转身朝屋里走去了。有时候呢,他心情很好,唱着小曲儿,逗我奶奶说些俏皮话。


我奶奶看着我,笑道:“这个老爷爷,真是不害臊呢!”


我听了,觉得很快乐,便大声地笑出来。


政治生活方面呢,我爷爷一生也算风平浪静。各种政治风潮从他身边经过了,都拐了个弯,丝毫没有伤害于他。在“文革”中,他安然地坐在他的位子上,每天读报,开会,学“毛选”。在春夏、夏秋季节,他开始布署防洪、抗旱工作。这时候,微湖闸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甚至在夜里,也有人员在值勤。


我爷爷也被“下放”过,在外地的一个小闸口,当看门人。半年以后又官复原职,重新回到了微湖闸。


他主持的唯一一次批判大会,是在他即将离休之际,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了。我记得是1977年,批判对象是一个青工,理由似乎很不相干,是“作风问题”。


总而言之,在那个年代里,他和他的职工们都活得较为尊严,他们善良,平凡,清白。他们几乎躲过了所有的劫难。有一种时候,也许连他自己也不能够相信,他与那个乱世截然地分开了。他是他,乱世是乱世,它们彼此是不相干的。


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辽阔,那里面有很多空泛的东西,革命和理想,还有主义。热血青年们急于缔造一个新世界,他们手捧“红宝书”,把手按在胸脯上(宣传画里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茫然地睁着眼睛,那空洞的眸子里空有鲁莽和热情。


可是这一切,跟微湖闸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蜇居在一块四方的天底下,那么安稳、踏实,沉着。他们工作,每个月靠微薄的工资生活。他们常常进城去,也许去百货公司买一副有机玻璃发卡,桔红色的,夹在辫子上像横躺着的“8”字,别提多漂亮了。他们并肩走在林荫道上,一家三口,夫妻俩带着一个孩子,很体面的。他们的穿着也很干净,朴素,符合那个时代的对于美的要求。


他们的孩子,也许是个女孩子,那一年也不过才五六岁,是个学龄前儿童,在幼儿园里上大班。她梳着羊角辫,穿着及膝的花布裙子,一蹦一跳地走在她父母的中间。有时候,她也会挣脱父母的手掌,向前跑去了。跑到一棵树底下,她站住了,回头看她的父母。有时候呢,她也会抬头看天空,纯粹出于好玩,她把身体向后仰去,一点一点地,她就要跌倒了。


走至一家电影院门口,他们也会进去看一场电影。


或者呢,他们逛公园去。那时候,公园是不收门票的,公园里也没什么看头,有一些游廊和假山,逛了一圈就出来了。


再或者呢,他们去饭店吃饭。饭店也不大,却是国营饭店,里面的服务员都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她们的神情懒懒的,也不怎么爱搭理人。──这一家子人,在饭店里要了两样小炒,一份汤,米饭是用粮票换来的。总之,也难得上一回饭店,也花不了几个钱,也觉得很好。


像我奶奶呢,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平安地做着她的针线活,她的每一个针脚都特别的精细,匀称。偶尔,在做针线的间歇,她也会抬起头来,习惯性的,她拿针尖在头皮上轻轻地划了两下。


那些年她也有六十多岁了吧?头发是花白的,做活的时候需要戴上老花眼镜。她戴眼镜有一种自然明朗的态度,显得她那张扁平宽敞的脸端庄,尊严。


那时候,她并不清楚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有时候会听我爷爷零星地讲起,有时候她想起来了,也会认真地问两句。我爷爷解释给她听,她点着头──可她仍是不明白的。


她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女红,做饭,做家务,伺候我爷爷的日常起居。对于男女情事,闺阁生活,婚丧嫁娶,人情世故,她样样都很精通。她在微湖闸生活了二十年,被所有人尊称为“奶奶”。每当她急匆匆地走在微湖闸的大道上,她拐进了一条甬道,走进了一户人家,人们就知道,她是去调解纠纷了。……她是小脚,慢性子。个子却是高高的,驼驼的,也几乎不识字。她的世界是那样的狭窄,长长的,通向一个有微弱光线的地方。……


这就是我看到的微湖闸,我爷爷,我奶奶,杨站长夫妇,以及很多不相干的小人物(在以后的篇章里,我将继续描述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世界,彼此的话题、生活观、趣味都显得大相径庭。可是把他们放在微湖闸,一切又显得是那样的协调,和睦。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与那个时代隔着很遥远的距离。我是说,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衣着,日常器具,房屋的构造是那个年代的。──他们仅仅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物质里,相对贫乏的,困窘的,饱食终日的。


思想呢,我猜他们是从来不思想的。他们在阳光底下走着路,是冬天的阳光,冷,明亮,白颜色的。他们袖着双手,在太阳底下深深地咳嗽了两声。他们跑起来了,布棉鞋在水泥地上发出“嚓嚓”沉闷的声音。他们看见了自己在太阳底下的影子,矮小的,肥的──实实在在的人的影子。天真冷呵,家里的火炉子还在烧吧?家里的孩子呢,大概正在喝热汤取暖吧?


要是夏天呢,他们就去闸上乘凉。闸架在宽阔的河面上,长长的像桥。它是上下两层。上层叫天桥,底层是双桥,分别叫里桥和外桥。这里空气清新,景色怡人。尤其是在晚上,更是水波荡漾,清风徐来。


就这样,吃饱了饭,闲着没事,女人们在家里收拾家务的时候,男人们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拿着芭蕉扇,慢慢地往闸上走去了。想一想,那是怎样的一幅“安乐图”呵,在这样的图景中,也有人是打着赤膊的,他们在肩上挂着一条汗巾,一边走着路,一边把手够到腋下轻轻地捋着。


你瞧,在院子的林荫道上,又走过来两三个人,他们一步三晃地,就像蚂蚁搬家一样,他们趿着拖鞋,腋下夹个小板凳,手里卷着一张细凉席,慢慢地走近了。他们经过一户人家的门口,看见这家正在吃饭,便大声地打着招呼,并不停下来,就走过了。


──“还在吃啊?”


──“是噢。来家里再吃一会儿?”


──“不了,到闸上凉快去。”


就这样,他们出了后门,往闸上走去了。天也不过是刚擦黑,闸上的路灯亮了。风从水面上吹过,那样的凉爽,带有水的气息。风跑进了他们的衣衫里了,发出“哗哗”的声音。他们中的一些人,随着风起,突然发出了一声舒服的怪叫,声音就像唿哨一样,流传了很远。


有两个小伙子在赛跑,他们的身姿放松而难看,拖鞋在水泥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他们“咿咿呀呀”地叫唤着,诅咒着,笑得“嘎嘎”的。


那些先期而至的人们,已选好了落脚点,安顿了下来。他们抱着胳膊,抽着烟;或者倚在桥栏上,侧身看河面上的光圈。也许他们会谈些什么,比如姑娘,政治──他们把手指伸进鼻孔里,掘宝似的,挖出一大堆鼻垢,然后把它轻轻弹向空中……


在这一章里,我本来要写的是,很多年前的时代背景,它怎样伫立在我们的身后,静静地打量着我们。


我的用意再明确不过了,我想简略地说一下那个年代,我出生在那里,我生命的最初几年,是和它一起度过的。似乎也可以说,我对它怀有某种浓厚的兴趣。


关于那个乱世,它所留下来的印迹,它的喧嚣和骚动,它的无聊和不安,它的震荡。总之,它肯定在我生活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印迹。我没准备写很多,只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


我想,我的得有一个背景,它真实地、隐约地存在着。它可以支撑起我们的生活,我里的人物,他们的欢爱,疼痛,无聊感,贫困。


可就在这时,我的出现了障碍,这障碍维系了两个月,一直不能跳过去。一旦我的思绪触及到所谓的时代背景,我就会变得很茫然。


我只能说,对于那个时代,我的记忆出现了空白。也许对我来说,“文革”它压根儿就不存在。我现在所能记起的,只是一些人物,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是如此的庞大,细碎,具有很多微妙的细节。它们生动、细致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和我达成了某种默契,为我设置了灵动的开关,我的记忆一旦触碰到它们,它们便“腾”地打开了,一切全活了。


我想,我只能服从某种真实。我应该诚实一点,把我所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仅此而已。


而我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生活。它跟时代没有任何关系。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微湖闸的人们,比如杨婶和我奶奶,把她们安置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显得再恰当不过。她们就是女人,只不过,她们恰好生活在微湖闸,又恰好跟着时间一起流到了七十年代。


像我爷爷,杨站长,马会计,卢主任这些男人,他们显然是党员,也在关心时局和政治,可是他们是那样的安静,和善,通晓人情;革命年代里的一切,在他们身上似乎渐渐睡着了。而且,我所见到的他们,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走路的样子,他们坐在自家的门槛里,他们笑着和人打招呼,他们腊黄着脸,侧转过身轻轻地擤鼻涕。


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年代的人们的生活,它是那样的单调,平安,没有戏剧性。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枯燥地重复着。有时候,它甚至让人感到害怕和绝望。难道不是吗,时代以惯常的速度滚滚向前,而他们仍生活在原来的地方,那样的微小,谨慎,认真,永常。


对于那个时代标志性事件的记忆,我也是有的,只一件。我在这里简略地说一下,作为这个章节的结束。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爷爷从城里回来,他脸色阴沉,显得那样的沉痛和悲伤。奶奶坐在墙角削土豆。爷爷走至她身边,蹲了下来,他拿起来一只土豆,看了很久。


他说:“奶奶,周总理没了。”


我清晰地记得,他说的是“没了”。他声音哀伤,压抑,在我的印象中,爷爷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说过话,似乎他的世界都坍塌了。


我们也很难过,我指的是我和奶奶,因为我们也是爱着周总理的。也许爱的方式不尽相同。比如我爷爷,他是拿他当“总理”来爱的,他是人民的好总理,一般意义上我们总是这样说的,他克尽公职,鞠躬尽瘁,具有中国人一切美好而朴素的品质,他接近于某种理想,是那个时代的神话。


而我奶奶呢,也许她的爱,更多地来自我爷爷的影响,再说,她是爱着一切人的,她善良,多情;在她的一生中,除了和两个儿媳妇不能和平共处,即使对一个陌生人,她也是和善而通达的;我猜想,她是拿他当一般意义上的人来爱的,他的死,对于她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死,也许让她想起了曾经亡故的一个亲朋;也许她会想起她自己,那一年她六十三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因为身体不好,寿材早于十多年前就预备好了。


而我呢,我的爱是抽空的,单纯的。我只能说,那是我来到人世间的最初几年,所有的感情对于我来说都是第一次的,很茫然的、盲目的、无条件的就发生了。很多年后,我想起自己,即便是生命中最亲近的人的死,比如爷爷奶奶的死,也没让我有刻骨之痛。可是在那年冬天,1976年1月,一个对我来说很抽象的人,──他在我视力所及的生活之外;他的死,让我淌下了眼泪。


那是第一次,一个人的死,它在我的身上造成了如此鲜明的反应,它让我觉得寒冷,静默,无力。我还能记得当年的自己,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睁着眼睛,拿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我把手伸进袖子里,贴肤搁着。一直搁在那儿。我觉得世界在那一刻,是那样的悲伤,无助。


我奶奶一直在哭,即使下厨房做饭了,她也会腾出手来轻轻地抹眼泪。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她喃喃地、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她抬起头来,看玻璃窗外的天空,晴冷的天气,阳光灿烂,可是使人寒缩;也许她什么也没看见,在那一瞬间,她又拿起了刀,开始削土豆了。这对她来说再自然不过了,感情代替不了吃饭;悲伤总是难免的,可是吃饭,它永远是吃饭。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有目共睹了。全中国沉浸在哀悼之中。我奶奶连夜缝制了黑孝,为我缝制了一个红的,她的理由是,小孩子戴红孝才吉利。


第二天,微湖闸的人们自发买了许多花圈,所有人都戴孝。他们说话声音轻轻的,脸色沉重而哀伤,还有一些人眼睛肿得厉害。总之,那是全民的忌日,人民痛失了他们的总理,他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心目中的神。


很多年后,我想起了那个年代;我想着,一个伟人的死,造成全民性的悲痛,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这是我对于政治年代的唯一记忆,可是,它又是和感情联系在一起的,它是那样的低沉,朴素,黯然。


我见到的“文革”都在这里了。一个时代的末梢。1976年,国家一下子痛失了三个主要领导人,只不过,毛主席和朱德的死,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想,那时候,微湖闸肯定也举行哀悼仪式了,但是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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