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行路难”这句老话。但在今日的新中国，这句话已经失却时效。今日在中国是“行路易”的时代了。有事为证：我久不乘电车了。前几天我出门买物，到站上等电车。我看见电车将要到站，无意识地全身紧张起来，这是解放前长年的习惯所使然：一则因为人都争先恐后，攀登要敏捷，不然吃售票员或别人的骂；二则耽心着车中无座位，必须捷足先登，拼命争龋然而我的无意识的紧张是徒劳的：车子一停下，售票员先喊：“让老先生先上车！”他就伸手拉着我的左臂。接着站台上有一个乘客扶着我的右臂，一迎一送，我毫不费力地上了电车，犹如乘升降机一般。

车厢里不能说很挤，但也已经没有座位，并且有四五个人站关。我一上车，同时有两三个人站起来让位，招呼我去坐。我正在犹豫的时候，离开我最近的一个青年乘客敏捷地站起身来，说“这里近便”，就硬拉我坐下了。接着有一个女青年乘客拿着一把摺叠扇默默地送交我。原来这是我的扇子，插在衣袋里，上车时掉落在站上，她拾了来送还我的。

过了几站，下车的人多了，车厢里空起来。售票员拿出些连环画小册子来，向人推荐。我也接了一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壮年男乘客笑着向他婉谢，说：“我有些头晕，不想看书。”卖票员眉头一皱，伸手向袋袋里摸出一匣万金油来，说：“阿要塌点万金油？”乘客感谢地接受了。这时候我发生一种感觉：觉得我好像不是在乘电车，而是在作客，或者坐在家里。

我下车后，走到国际书店去买了一大包书。我提了这包书走到第一百货商店，上楼去买了两瓶酒和两瓶桔子露。我一只手挟了一大包洋装书，一只手提了四瓶酒和露，从扶梯上走下去的时候，觉得负担相当重；那根拐杖不能扶我，反而吊住我的手臂。要我负担它了。忽然一个穿人民装的青年走近我来，说：“老伯伯，我帮你拿，送你上车。”就抢了我两只手里的两件重东西，和我并肩走下扶梯去。我想夺回一件，但他一定不肯，说：“我们年青人不在乎。”我拄着拐杖和他一同走到了商店门口，想雇三轮车。可是门口没有车子，须得跑一段路，到横路口的停车处去雇。我不好意思再让他送，伸手想夺回两件东西，说：“走平路我自己拿得动。”但他又一定不肯，把东西藏在身后，不让我夺。我只得由他护送，一直护送我上三轮车。到了家门口，三轮车的驾驶员又替我拿了这两件重东西，送到我家里，放在桌子上。

我坐在三轮车里的时候，抚今思昔，觉得这真是“行路易”的时代了！我多么幸福！同时我又回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那时我住在东京，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和五六个朋友出门去散步乘凉。正在迎着海风逍遥倘徉的时候，横弄里走出一个老太婆来，她搬着一大块棕棚之类的重东西，气喘地走在我们后面。忽然她向我们的队伍里喊：“你们哪一位替我搬一搬，好不好？”我们都是带了轻松愉快的心情出来乘凉散步的，不愿意搬重东西，大家婉谢她，快步向前，避开了她。……当时我曾经把这件事写成一篇随笔（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缘缘堂随笔》第5页《东京某晚的事》）。这篇随笔的末了说我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总觉得很有意味。我从来不曾从素不相识的路人受到这样唐突的要求。那老太婆的话，似乎应该用在家庭里或学校里，决不是在路上可以听到的。这是关系深切而亲爱的小团体中的人们之间所有的话，不适用于“社会”或“世界”的大团体中的所谓“陌路人”之间。这老太婆误把陌路当作家庭了。

这老太婆原是悖事的，唐突的。然而我却在想像：假如真能像这老太婆所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那时陌路就变成家庭，这亲爱、互助，老太婆就并不悖事，并不唐突了。这是多么可憧憬的世界。

这篇随笔是1925年写的，即三十三年前写的。我今天出门乘车买物所经历的，正是当时我所憧憬的那个世界里的状态。想不到我当时在外国所梦想的世界，会在三十三年后的新中国实现。这真是多么可庆喜而光荣的事啊！

1958年6月于上海作

原载《新港》1958年8、9月合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