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蒙古族盛极而衰蒙古贵族间矛盾激化(3)

作者:博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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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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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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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328字

北方的赋税基本上是窝阔台以来的税制加以调整后确定的,有“税粮”和“科差”之分。根据1280年(至元十七年)所颁布的则例,“税粮”包括丁税和地税,丁税的全科户,每丁每年纳粟2石;地税每亩纳粟3升。根据1260年(中统元年)所定户籍科差条例,“科差”包括户税、包银、俸钞3项,各种税户所纳户税、包银数量各不相等,以全科系官户为例,每年每户要纳系官丝1斤6两4钱,包银4两,全科系官五户丝户,每年每户纳系官丝1斤、五户丝6两4钱,包银4两。所谓“系官丝”是缴给官府的,所谓“五户丝”是缴给食邑的贵族的。1267年(至元四年)纳包银的民户,由原来的4两增加为5两,这增加的1两叫“俸钞”,是给大小官吏作俸禄用的。


江南地区的“税粮”沿袭宋代的两税制,即夏税和秋税,秋税输粮,夏税输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其数量根据地利、产量而定。“科差”分户钞和包银,江南户钞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以成宗时作标准,每户纳中统钞2贯(即中统交钞2两),1万户田租输钞400锭;江南包银相当于北方的俸钞,每户纳2两。


除了正税外,还有许多规定和没有规定的杂税,如盐、茶、酒、醋、金、银、铜、铁、钒、竹、木以及山泽、河泊、煤炭、乳牛、鱼苗、日历等等,无不有税。到了元朝后期,官僚机构进一步腐朽,贪宫污吏更加明日张胆,他们不知“廉耻”二字,公开要钱。据当时人叶子奇的记载,官吏捏刮钱财的名目有:下级来参见要“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撤花钱”,逢年过节叫“追节钱”,生日要“生日钱”,办事要“常例钱”,送迎宾客要“人情钱”,办差事要“密发钱”,诉案要“公事钱”。


真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劳动人民已经被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哪有钱去孝敬官老爷!


除了赋税和各种名目的盘剥之外,元政府还通过所谓“和雇”、“和买”的办法来征购统治者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们把价格压得很低,实际上是强行夺取。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为了应付“和雇”“和买”而卖家产、卖儿卖女的情景。


总而言之,元代的劳动人民担负着沉重的赋税、差役,以及其他苛捐杂税。而元朝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各族人民的财政搜括。自世祖至元至文宗天历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官吏的额外苛敛使得民不堪命。


中原统治生民怨


开河变钞使得黎民怨


1343年五月,黄河在白茅堤决口。次年五月,黄河中游连下暴雨二十多天,由于河堤年久失修,黄河暴溢决口,平地水深两丈多,白茅堤、金堤相继决口,造成特大水灾,沿河郡邑如济宁路、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县、沛县、定陶、楚丘、成武,乃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到影响。溢出的河水涌入运河河道,又造成运河决口,使济南路、河间路的一些州县遭到水灾。


这次大灾影响严重,百姓颠沛流离,到八月份,山东已经出现人吃人的惨景。而且祸不单行,旱灾、蝗灾、瘟疫也相继发生。黄河两岸的百姓连遭灾害,许多人过着饥寒交迫、痛苦万状的生活。据估计,当时饥民总数达到100万户、500余万人,他们之中不少人在饥饿中死去。


大水也冲坏了沿河一带的盐场。当时,元朝政府每年要从盐课中取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正如史书所形容的“国家收入盐利居十之八。”因此,大水也使政府的收入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1249年冬天,元末干臣脱脱重新出任丞相,力主治理黄河流域的水患,顺帝遂召集廷臣商议。都漕运使”贾鲁曾沿黄河考察地形,提出“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制横溃”的治河方略。就是说,让黄河仍然回复原来的故道(下游从淮河入海),对南河古道采取疏通的办法,对北河采取填塞的办法。


当时,工部尚书成遵等人极力反对贾鲁的治河方案。因为这个方案需要聚集20万人开河,会导致民工造反。但脱脱认为:“越是不治,越是难治,越难治,饥民、流民的造反越加蔓延。最后,决定开河。


他任命水利专家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于1351年四月,调发汴梁、大名等13路民工15万人,又派驻守在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2万士兵负责监督,开始治河。按照贾鲁治河方案,从黄陵岗(今河南兰考东)开挖,南到白茅堤,西到阳青村,280里河道要加深,然后把黄河勒回旧道入海。


此次治河已经是黄河泛滥的第7年,沿河两岸的贫苦农民饱受洪灾、旱灾、瘟疫和饥荒困扰,早已恨透了元朝的黑暗统治。现在被强征为民工后,待遇极低,加上治河官吏的克扣,他们所得更少,这些半饥半饱的民工,在军队的皮鞭下担负着极其沉重的劳役,加重了人民的痛苦。这使得他们更加对元朝的黑暗统治不满。这些民工成为反抗元朝的潜在力量。


另外,由于黄河泛滥,不仅阻碍南粮北调,还冲毁盐场,致使元朝的收入大减,加上统治阶层贪污挥霍,用作货币的贵金属金银等入不敷出,财政也渐趋拮据。为了转嫁这一危机,1350年,左司都事武琪向脱脱建议变更钞法,经过激烈辩论后,脱脱决定变钞。


随后,朝廷规定中统交钞(旧币)对正通宝钱(新币)为一比二,等于是硬生生地把老百姓手中的票子贬值了一半,与打劫无异。而且铸造铜钱显然比印刷钞票来得麻烦,所以元王朝趋简避繁,偷工减料,铜钱没铸多少,钞票倒印了一堆。由于交钞印刷毫无节制,很快造成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贵,价逾十倍”,在京城五百贯交钞,还买不到一斗小米。


因此,“开河”和“变钞”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刘福通起义于颖州


元朝末年时,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的秘密宗教组织,北方为白莲教,南方为弥勒教。白莲教来源于佛教的净土宗,供养的是阿弥陀佛,他代表光明,就是“明王”。佛教净土宗的另一派叫弥勒教。弥勒教信奉弥勒佛。他们的领导人分别是韩山童和彭莹玉。


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韩山童和彭莹玉的辛勤活动,大江南北已经布下了起义的种子,为日后南方红巾军起义的爆发作好了准备。


元顺帝调发15万民工开河后,韩山童等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发动起义。韩山童等派人到处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又派几百个教徒去做挑河夫,在民工中宣传“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发展教徒。并暗暗地凿了一个独眼石人,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冈附近的河道上。经过这番大造舆论的活动后,黄河两岸的人心浮动,大家以为元朝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了。不久,民工们果然在河道里挖出了独眼石人,于是个个惊诧不已,一传十,十传百,中原地区沸腾起来了。


这时,聚集在颖州颖上县(今属安微)一带的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立即发动起义。1351年(至正十一年)五月,韩山童等召集3000教徒,人人头裹红巾,在白鹿庄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准备起义。他们发布文告,宣称韩山童是宋微宗的第八代孙子,应当继承皇位;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应该辅佐宋朝皇帝的子孙,恢复天下。


由此可见,韩山童在起义一开始目标就很明确以“复宋”作为口号,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


但是很不幸,正当起义开始发动的时候,韩山童被捕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到武安(今江苏徐州)避难,刘福通等人经过苦战才逃出重围。他们出敌人不意,转而一举攻下了颖州城(今安徽阜阳)。


因为刘福通的起义军都头裹红巾,所以称红巾军。红巾军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军,他们人数多,组织得好,斗争目标明确,贡献最大,所以元末农民起义又叫红巾军起义。


红巾军占领颖州后,很快占领了毫州(今安徽毫县)、项城(今河南沈丘)等地。到这年秋天时,红巾军又占领了汝宁(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州)等地,起义人数达到10万人。


刘福通在颖州发动起义取得了胜利后,对其他地方的人民群众的鼓舞很大,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在北方地区的主要有芝麻李等起义于徐州,布王三、盂海马等起义于湘汉流域。


1352年二月,郭子兴在濠州起兵。郭子兴是定远(今属安徽)的富豪,但出身低微,没有靠山,常受地方官府的气,所以也参加了白莲教,平时结交江湖好汉,很有点名气。刘福通起义爆发后,当地农民也在闹造反。郭子兴带了几千人,趁黑夜,偷入濠州城,半夜里冲进州官衙门,杀了州官,宣布起义。当地民众纷纷参加起义军。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就是在这之后不久投奔郭子兴的。


朱元璋崛起


朱元璋加入红巾军后,作战勇敢,且才能出众。从军不久,即脱颖而出,被郭子兴收为宗人,待同子弟。其后,郭子兴又将其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朱元璋便被人们称为“朱公子”,在红巾军中如鱼得水。


1353年六月,朱元璋奉命回家乡钟离召兵,扩大队伍。他以旧时伙伴和同乡徐达等二十余人为骨干,招集了七百余人入伍,朱元璋因而被任命为镇抚。后来,朱元璋决心发展自己的队伍。1354年六月,朱元璋将其率领的兵士交与郭子兴,仅带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等二十余名心腹至定远。不久,即招编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收编了横涧山缪大亨义兵二万余人,并用了近十天的时间加以整顿和训练,形成了一支基本队伍。


朱元璋组建队伍后,即率军南下,攻占滁阳。经过妙山时,结寨自保的冯国用、冯国胜兄弟率众来投。冯氏兄弟有政治、军事眼光。


朱元璋同他们讨论天下大势,冯胜提出先占领金陵(今南京),建立稳固根据地,然后征战四方,夺取天下的方针,投合了朱元璋的心意,因此被任命为幕府参议,计议征伐大事。


不久,定远人李善长也来到军营求见。李善长也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朱元璋委任他为幕府掌书记。朱元璋对李善长很信任,不仅让他参与机密,而且让他协调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协助考察各种人才,量才委用。


七月,朱元璋攻克了滁州。八月,郭子兴率万余人来到滁州。他看到朱元璋已拥有三万人的武装,且号令严明,军容整肃,十分高兴,升朱元璋为总管。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朱元璋建议攻取和州,解决军粮问题。


郭子兴于是任命朱元璋率张天祐、汤和等将士攻占和州。攻下和州后,朱元璋召集诸将,严肃军纪,禁止杀掳掠夺,因而他的部队很得人心。


同年三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成了这支义军的首领。这时刘福通在毫州建立了宋政权,改元龙凤。朱元璋不愿受制于人,但自己势孤力单,只得暂时接受宋政权的领导,使用龙凤纪年。


是年五月,结寨巢湖的水军千余艘在廖永安、俞通海等人带领下,投靠了朱元璋,朱元璋因而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这时,常遇春、邓愈也归附了朱元璋。朱元璋势力大增,决计攻取金陵,建立自己的地盘。


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拔采石,占太平。朱元璋大军进入太平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城中肃然。此后朱元璋扩大队伍,修城浚壕,加强守御。这样,太平成了攻取金陵的根据地和桥头堡。


七月,朱元璋令张天祐率军攻打集庆(南京),未克。九月,朱元璋再命郭天叙、张天祐攻打集庆,再次受挫,郭天叙、张天祐被俘杀。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自率军攻集庆,从太平出发,水陆并进。先破江宁镇,得降兵三万六千余人,再破集庆城,得军民五十余万。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并建立了完整的统治机构。


此后,朱元璋虽然又取得了许多胜利,地位也不断提高,但他怕树大招风,在形式上一直受北方红巾军刘福通建立的宋政权领导,斗争口号也不改变,他占领要州,开设浙东行省时,在省衙门口树起了“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大旗,与刘福通的“直抵幽燕之地,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是一致的。他担任的职务,从江南行省平章到吴国公,都是“小明王”韩林儿封的。


至正二十三年(1363),北方红巾军在安丰失败,朱元璋迎小明王韩林儿于滁州,具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势力。1364年年正月元旦,朱元璋在应天府即吴王位,公开树起了大旗。1366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请小明王至应天府,途中小明王的船沉,小明王溺死,翌年改为吴元年。朱元璋自此割据一方,势力日强。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依靠地主武装起家的察罕帖木儿、答失八都鲁、李思齐、张良弼等逐渐崛起,形成了新的军阀集团。答失八都鲁在北方红巾军的打击下兵败病死,其子孛罗帖木儿继之;察罕帖木儿死后,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继之。这四家军阀出于争权夺利,长期以来互相攻伐不已。因此,这也为朱元璋统一南方创造了有利条件。


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消灭了张士诚割据势力后,即着手挥师北伐。朱元漳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伐。朱元库提出的北伐具体方略是:“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冀;夺取道关,占据它的门槛;这样,天下的形势就由我们掌握了。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


同时,他还告谕北伐的将领:“凡遇敌则战,所经过的地方或攻克城池之后,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


十月二十四日,徐达率军抵淮安,遣人往沂州招谕王宣、王信父子。察罕帖木儿死后,王宣父子利用扩廓帖木儿打内战的机会,攻掠山东全境。徐达派人招降后,王宣父子投降,王信被授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未几,王宣父子复叛,王宣被徐达镇压,王信逃遁。徐达攻占山东全境。由邓愈率领的偏师也由襄阳北略南阳,进展顺利。


1368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


洪武元年二月,徐达等率师进入河南后,首先进攻汴梁。当时元汴梁守将李克彝、陈州(今河南淮阳)守将左君弼、安丰守将竹昌均屯兵汴梁。明军抵达陈桥时,左君弼率先投降,李克彝奔河南(今洛阳)。明军占领汴梁,次第攻克河南各州县。五月,朱元璋抵汴梁,召集诸将确定北进大都方略。


七月二十九日,山东诸将自益都、徐州、济宁会师东昌,前锋分兵渡河。闰七月初二日,徐达等自汴梁发兵,自中滦渡河。十一日,徐达大军与其他各路军队在临清会师。十四日,常遇春克德州。北伐的第三步“进兵元都”正在顺利进行中。


这时,在山西的扩廓帖木儿战败李思齐的部将貊高、关保,两人均被擒杀。顺帝又恢复扩廓帖木儿官职,命他领军抵挡明兵,又命李思齐等分道出击,勿分彼此。但此时为时已晚。


闰二十三日,徐达兵抵直沽,水陆两路向大都进发。二十八日夜半,妥懽贴睦尔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等,开健德门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日,徐达等率军至大都,攻齐化门,命将士填濠破城而入,至此,统治了百余年的元皇朝终于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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