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南北开战(6)

作者:王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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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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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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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752字

1927年12月3日,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召开。但是因为广东问题、“特委会”等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所以预备会多次流会。12月11日,爆发了由叶剑英、叶挺、张太雷、彭湃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据传说,市民都要以红巾系颈,否则有性命之忧。黄琪翔急忙回师镇压,见到颈系红巾者,格杀勿论。以致百姓无所适从,无辜被杀者不计其数。事后,宁沪方面的国民党纷纷指责汪精卫,说广州起义是因他而起,占领武汉的新桂系甚至出兵广东。新桂系在武汉和广东打垮了汪派的唐生智与张发奎,气焰极盛。李宗仁、白崇禧回到南京,企图重新把持“特委会”。汪精卫不能忍受,于15日突然提出请蒋介石复任总司令的建议。蒋介石为了抑制新桂系,便拉拢汪精卫,为其辩诬。因为此时蒋介石是宁、粤双方争取的对象,所以得到一致的同意。预备会议显示了汪蒋联合、反对新桂系的一种趋势,最后的胜利者是蒋介石。并令张发奎、黄琪翔出兵镇压。13日,起义失败。当局怀疑有苏俄势力介入,于是搜查苏俄领事馆,逮捕苏俄领事。14日,南京政府解除了张发奎、黄琪翔的职务,同时不承认各地苏俄领事馆,勒令所有苏俄国营商业机关停业,甚至驱逐苏俄侨民。汪精卫这时觉得无法招架党内外的指责,便故伎重施,于12月15日去了法国。


12月29日,桂军重回广州,李济深重新成为广东主人。黄绍竑以代理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下令通缉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新桂系取得空前的胜利,但是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1928年2月2日,四中全会正式开幕。会议正式恢复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蒋并兼任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委会”终结。从此蒋总揽党政军大权。蒋提出“整理党务案”,宣布停止“联俄”政策,停止民众活动,严格取缔工农武装。全会承认各地政治分会,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广州、武汉、郑州、太原政治分会主席,等于承认了新军阀的割据状态。蒋介石宣布继续领导北伐。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不过是蒋介石的傀儡。


1928年3月,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四个集团军组成国民革命军。蒋负责津浦线;李负责京汉线;冯负责鲁西、直隶南两路,并策应津浦、京汉两线;阎攻打石家庄。以白崇禧担任前敌总指挥,领导北伐。


四北洋末代政权


1张作霖入主北京政府


吴佩孚逃离武汉之后,张作霖就开始研究如何应对新的形势。


奉张的如意算盘是,以“援吴”为幌,以“讨赤”的名义,派兵南下,从吴手中夺取直、豫两省地盘;然后直下两湖,将奉军势力扩展至长江流域。吴佩孚却回答他说,派兵大可不必,接济些军饷、军械倒是欢迎之至。


1926年11月,张作霖在天津蔡家花园召开军事会议,邀请张宗昌、吴佩孚、阎锡山的代表,以及和刚刚战败投靠他的孙传芳开会,共商国事。会上分析了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及如何反击北伐军,并决定组建“安国军”。由张宗昌、孙传芳领衔,以直鲁皖苏等十五省名义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为副总司令兼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并发表“反赤宣言”,为维护中国的国本不惜与北伐军决战。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家花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只见他身穿大礼服,祭拜天地,还宣告了“祭天文”,完全是一副皇帝的排场。张还致电吴,有意请他也挂一个副司令的头衔,无奈吴佩孚生性高傲,硬是不理不睬。


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压力,张作霖于1927年6月9日在北京顺承王府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局势。有“小诸葛”之称的杨宇霆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建议他准备与蒋介石停战议和,但也要视阎锡山的态度而定。张学良等年轻将领则强调应该顺应潮流,主张改旗易帜,称国民革命军。最后,奉方原则上决定:


(1)奉方于赞成三民主义之外,并拟加以相当补充,加入“民德主义”,以示尊崇旧道德,改称“四民主义”。


(2)和山西阎锡山及革命军合作,先宣布停战。


(3)如对冯玉祥、唐生智有作战必要,当再具体会商,共同分担任务。


(4)对于全国政治法律问题,以国民会议解决,反对一党包办;在国民会议未开前,由南北两京政府各办权力范围内政务,惟外交则联合处理,一致对外。


(5)经过停战和合作后,即进行南北政府之合并。


(6)中央政府的组织问题可以商量。


(7)北京政府应从速改组。


此后奉张方面放出“***和国”、“联阎反冯”的空气。


可是,精于算计的阎锡山对形势进行了审慎的研判,他看到北伐军在河南与奉系的对抗战中占了优势,又经过蒋介石派何成浚等的不断游说,仔细斟酌了蒋介石答应的各种好处,尤其是平津河北归他阎锡山所有。他最终决定,在1927年6月3日挂出了青天白日旗,并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阎锡山挂上青天白日旗后,突然发兵两师,兵出娘子关。占据了石家庄以西的郭村,对北京造成威胁。


1927年6月11日,张宗昌、孙传芳联袂入京开会,讨论和战大局。奉系的老派都主张退出关外,经营自己的一方天地。孙传芳表示要战至最后一人,张宗昌则不轻易放弃山东地盘。说到最后,众人表示要对抗南方,必须团结在张大帅的麾下,并依据孙中山之模式,称“大元帅”,由孙传芳领衔发表推戴通电。会议上还决定,取消直鲁军等称号,统称为“安国军”。作战部队编为七个方面军,主帅分别是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安国军政府的内阁总理由大元帅任免。16日,张作霖发表通电,电文中坚定地表明了“讨赤”的立场。通电发出后,张作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摄行总统之权。


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就任仪式,以潘复为内阁总理。善于观看形势的列强们,并不看好这个政权,连个贺电也没有。


外国人里只有日本人较为热心,因为他们妄图霸占东三省,假意怂恿张作霖问鼎中原,做全国的领袖,实际上是想叫南方革命军消灭他;起码是绊住他的手脚,使他无暇东顾。所以后来当革命军占领保定后,日本企图说服张作霖,以敦图铁路(敦化至朝鲜的图门)的修筑权为代价,帮助他抵挡革命军的北进。可是张作霖虽然在某些事情上依赖日本人,但是他还不想出卖国家利益——如果让日本人控制了吉林到朝鲜的门户,日本从其本土运兵到中国可以朝发夕至,中国的命运岂不岌岌乎殆哉?张作霖快人快语地对日本人说,我们自己打来打去,毕竟都是中国人,用不到外人来掺和,拒绝了日本的要挟。


张作霖虽然没有皇帝、总统的尊号,但毕竟也是一国之尊,于是在这年(1927)的冬至时节,也应景儿到天坛祭了一回天。在文武大员的簇拥之下,站在天坛前面,拿起斟满了酒的金爵,嘴里念念有词祷告上苍。不料,这位驰骋疆场的大帅,此时竟没有握住这轻飘飘的酒爵,掉在了地上。酒洒了一地,金爵也摔扁了,大帅好不扫兴。旁边的人们嘴里不说,心里却不约而同地嘀咕:“这可是个不祥之兆啊!”这之后,顾维钧、王宠惠、颜惠庆等几个留过洋的年轻人闲着没事,寻到北京一个有名的算卦先生,把张大帅的生辰八字假充他人的,叫那先生批了一回。那先生排了半天,才说:“此人倒是个大贵之命,可惜眼下的红火,只怕是黎明前的电灯胆(电灯泡)呀!”——那时北京的供电不足,平常的电灯昏暗似油灯,只在黎明前才亮一阵,很快就熄火了。几个人谁也没再说什么,回去也没和任何人讲,心里却都笼罩着一种不安、迷惘之感。据说,当时闻名东三省的钱神仙也曾给张作霖看过相:“老将必将惨死!”有人不以为然说:“老将是什么人,你怎么可以胡言乱语?”钱神仙道:“咱们走着瞧吧。”


鉴于现实的形势,张作霖并不想得罪南方,因此于6月25日下令“息争”,他自称是孙中山的老朋友,想要联合蒋、阎,共同对抗冯、唐。阎锡山始终觉得冯玉祥在西北的势力是对山西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不愿意与奉方为敌,于是到底是蒋奉阎联盟,还是蒋冯阎联盟成了各方考虑的问题。


6月19日的蒋冯徐州会议上,冯玉祥坚持继续北伐。


会议后,冯军即渡过黄河北上。


奉晋矛盾激化。驻在保定的奉军前敌总指挥张学良希望与阎锡山和平相处,以保证北方稳定。此时,冯加紧进攻山东,攻下了济南,冯催促阎赶快出兵。阎锡山也认定奉系已到穷途末路,现在不过是虚张声势,苟延残喘,于是断然拒绝了张学良的示好,于1927年7月18日,兵分三路,率先向奉军发动攻击。晋军开抵顺德(邢台),将冯军与奉军分隔开来。一面通知冯军缓进,一面敦促奉张接受取消“大元帅”称号,改换青天白日旗等条件。当天,张作霖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形势,恰逢孙传芳到京领军饷,也参加了其中。会上,杨宇霆、张学良等人都主张停战议和。但是张作霖一方面无法接受阎提出的条件,又看到宁汉双方大有火并之势,而且张宗昌反攻颇有进展,便搁置了和谈的打算,继续抵抗北伐军。


2中原战火


当时的奉鲁军总数还有六七十万之多,以河南和山东西部为战场中心,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先与张宗昌、孙传芳,后与张学良进行了一系列的血战。冯军在鲁西进展较快,为阻止奉鲁军,拆毁了胶济路铁路的一段,此举引起日本驻军的干涉。1927年7月6日,日本田中首相竟然派出山东派遣军,增兵青岛,同时,青岛驻军开往济南,“保护”胶济路,是为“胶东事件”。之后,田中的特使曾与张宗昌秘密会晤,迹象表明,日本准备介入中国的内战。


此时,继南京、武汉之后,冯玉祥也在国民军中实行“清共”,凡军中的政工人员一律加以甄别,将共产党排除在外。冯玉祥一面调和宁汉矛盾,一面敦促蒋介石加紧北伐,又伸手找蒋要钱。


1927年7月4日,奉鲁军在白俄铁甲车的掩护下,向蒋的第一方面军大举反攻,蒋军败退。从此两军在津浦线上,反复进退,张宗昌、孙传芳的军队一度进至徐州附近。此时,蒋介石正在忙于应付党内的矛盾,又因为“胶东事件”难于应付,所以对北伐一事有些畏难,于是有与张作霖谋求妥协的打算。但是冯玉祥与奉张有不解的仇恨,为防止蒋三心二意,除加紧猛攻山东外,又在河南扩展攻势,准备歼灭吴佩孚残留在豫南的于学忠部。此时的吴佩孚已如漏网之鱼,只想找一个栖身之所,于学忠也因部下不听命令而下台,吴只好率着二百多人凄凄惶惶地投奔四川杨森去了。吴手下的大将,靳云鹗、刘镇华投降了冯玉祥,寇英杰投降了张宗昌,吴的队伍全部被瓦解了。


此时,南方的宁汉双方正在相互讨伐,奉张以为形势转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便放弃与蒋阎谋和的打算,决定以武力解决问题。张作霖把津浦线交由孙传芳负责,而由张宗昌的奉鲁军进攻河南。


北伐军当初的设想就是“联络孙传芳”,所以1927年春蒋介石派张群去说服孙传芳改挂青天白日旗,一同北伐,并封他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地位仅次于蒋本人。但是孙传芳出身北洋正统,资格是有的,哪里会把这些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看在眼里,所以干脆来个不理不睬。其实,孙传芳在那个年代堪称是个难能可贵的地方军阀,他的军队无论是组织装备上,还是军风军纪上都比其他军阀略胜一筹;而且苛捐杂税也略少于他地。蒋介石进驻江浙后,因扩充军队,筹措装备,处处用钱,捐税反多于孙传芳。江南人士未得北伐之利,反受其害。于是便有一些江南士绅向孙传芳请愿,希望他重回江南主政。孙传芳听得心里美滋滋,拍着胸脯保证:“我一定渡江给人民除害!”


恰逢国民党内斗,蒋介石下台,孙传芳便草率决定大举渡江。


孙传芳本与唐生智有密约,准备东西夹击北伐军,然后平分东南之地。其实,二人各怀鬼胎,唐生智打算打败北伐军后,收编其军,再吞掉孙传芳。而孙传芳不过是利用唐军牵制北伐军,所以不待唐军到达,即抢先发动攻击。他计划由浦口、扬州、江阴三处渡江。然后,前两路攻打南京,后一路攻打上海。为了防止海军别生枝节,孙还给了海军一笔巨款。8月24日,孙军强行渡江,但是渡江工具都是小木船,因船小浪高,北方人又不习水性,加之海军被蒋收买,背弃诺言,在江中横冲直撞,掀翻不少船只;未曾遇敌,已经损失许多。不久,孙军与李宗仁的第七军在龙潭遭遇,恰被陈调元军遇见,孙军大败,死伤成千上万。另外两路也被北伐军消灭,总计损失五万多人。孙传芳退回蚌埠,曾请求张宗昌支援,以巩固江北阵地;张宗昌被河南战事拖累不得分身,孙传芳只好放弃江北阵地。北伐军一路追击,孙军望风披靡,江北一时掌握在南军手中。


而此时山东张宗昌重兵云集,正在时刻准备攻击河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河南内部也颇不稳定,急需处理,冯玉祥一方面命令宋哲元清理陕西,剿除陕西各地敌对势力,一方面对新近归附的、在河南的各色武装开始统一整顿,其中将靳云鹗的部队彻底解决了。


靳云鹗当时有五六万人,他从跟随吴佩孚时就一直想要得到河南,不料此时冯玉祥又成了河南省主席,于是与冯总是心怀成见。冯玉祥也看出,靳云鹗时刻在觊觎着自己的地位,又风闻靳云鹗勾结孙传芳,张宗昌准备倒戈,便以总司令的名义派靳云鹗把部队往前线开。靳云鹗却对冯玉祥说,他是直属武汉中央管辖,不受第二集团军管辖指挥,还出示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委任批准电报作证据,这下激怒了冯总司令,冯玉祥决定武力征讨。靳云鹗手上有军队,自认为实力不弱,准备迎战。9月5日,冯玉祥发出讨伐清剿靳云鹗的命令,冯军的主力都派往战场。战事一起,靳云鹗亲自督战,还是挡不住冯军,只好只身狼狈逃走,靳最终投降了张作霖。实际上,是武汉方面的唐生智暗中支持靳云鹗,与倾向南京的冯玉祥作对。所以南北之间,南南之间,北北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存在着许多的变数。


孙传芳渡江失败,国民党的宁汉之争方兴未艾,河南又有冯靳之争。面对新形势,9月15日,张作霖召集孙传芳、褚玉璞等人会议,决定在津浦线南段采取守势,奉鲁军从京汉线、陇海线分两路进攻河南,而之前必须将京汉线上的阎锡山部队赶走。


晋军虽然归属了北伐军,但是看到南方发生火并,所以并不积极与奉军作战,而是持一种与奉军互不侵犯的态度。


9月27日,因为误会晋军抓了奉军的于珍,引发了奉阎之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