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元旦后，大雪纷飞。

2001年元旦后，天寒地冻。

2001年元月5日，我从义乌赶到了老家的小县城，这一天离春节只有19天了。

医院的病床上躺着我骨瘦如柴的父亲，床边坐着我茫然无助的母亲，站着我泪痕斑斑的妹妹……而我，大勇，一个男人，却双腿发软，无力回天。

医生说，我父亲的病还未查出病源。

医生说，父亲的肺已经烂成焦叶了。

医生说，父亲身体已经失去了造血功能，必须不停地输血。

医生说，父亲的血液已经在不断地转化成粪便排出。

医生说，父亲很快就会大小便失禁。

医生说，父亲的病可以不用治了，治下去八九成是在浪费钱。

医生说……

医生说了太多太多，我大脑失控了，记不住，能记住的都是断句……

我跟母亲说：“治！一定要治！一天三千元的费用没关系，倾家荡产也要给我爸治病！”

可是父亲听了不同意，他挣扎着要回家。我不同意，坚决把父亲按在病床上。一天、两天……六天过去了，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反而在迅速恶化。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刚强的人，就没见过他吃过药、打过针，唯一的一次上医院就成了最后一次。弥留之际的父亲不忘要看看孙女，我只好去岳母家抱来女儿。两年没有见女儿，见了她，她还认识她的爸爸，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把她抱起来，紧紧地挨着她的脸，她一边拍着我的头，一边“爸爸爸爸”叫个不停。我眼睛有些湿润，爸爸不是个好爸爸，但爸爸以后一定要让你，还有你妈妈过上好日子。

我没有告诉岳母我父亲病危的事情，我不想告诉她，也没心情告诉她，我只是说带女儿上街去逛逛。

女儿还小，她只是感觉病床上的人有点儿眼熟，她还不能真正地懂得“爷爷”这个称谓对她意味着什么，所以女儿不肯靠近父亲。父亲并不责怪我女儿，他坚强地露出笑脸望着他的孙女。望着望着，父亲流泪了，两行泪水俨然两把明晃晃的利刀刺在我的胸膛，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活生生的煎熬，把女儿留给妹妹照看，我一个人跑出医院，跑到网吧里写了一篇文章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晚上，我把女儿送回我城里以前的家，我知道金子在家里等着我和女儿。事隔两年，我不知道她变化有多大，不确定她还是以前那个她吗？历经磨难的我，再加上父亲的病危，我对复婚的欲望一下子变得很淡很淡。

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句话：“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很早的时候我只是知道这句话，现在是深刻理解了。我的思维在几天时间里突然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了，什么发财呀，复婚啊，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我的神经麻木得如一尊木雕，对“明天”毫无兴趣可言。

金子脖子下面的那道伤疤现在我看清楚了，真的还挺大，我又一次愧疚得无言以对。金子面对我的表情很生分，生分中还带着几分尴尬。是啊，是该生分了，两年的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金子对我说：“你瘦了。”

我听了这句话，内心五味陈杂。我说：“金子，我没能成为你妈妈要求的那种富人，我还是双手空空。”

金子转移话题问女儿去哪里玩了。女儿告诉她妈妈说是去医院看爷爷了。我没打算让金子知道我父亲病危之事。为什么不想告诉金子？好像也没什么理由，如今想想，当初这个念头是欠妥的，毕竟夫妻一场，金子去看看弥留之际的前公公也是合情合理的。

金子听了女儿的话后问我怎么回事。我只好一五一十地把父亲的病情告诉了她。金子听完后当即要去看我父亲，被我拦住了。我说天太晚了，明天上午去也不迟。

随后，我与金子瞎扯了几句。临走时，我对女儿说：“爸爸要走了，同爸爸再见。”女儿喊着说：“不让爸爸走，要和爸爸睡。”我看了一眼金子，见她没有反应，于是我跟女儿说：“爸爸还要去医院照顾爷爷，爸爸不能陪你睡觉。”说完，我亲了她一下，拉开门走了出去，身后传来女儿任性的哭喊声……

我神志错乱地走到巷子口，一个人从我背后给了我一脚，我回头一看居然是老五。老五哈哈大笑说：“喊了你好几声了也不答应我，跟我摆谱呀。”我赶紧调整了一下情绪，告诉老五，我父亲住院了，今天没时间陪他多说话，改天约个日子兄弟俩再聚聚。随后我和老五互留了手机号。老五掏出一百元钱硬塞到我手中，让我买些东西给我父亲，我推脱不掉就收下了。

第二天，金子到医院来看望我父亲，父亲很开心，他竭力地用手臂撑着床沿想坐起来，可是他太虚弱了，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后来被我按住了。

父亲睁大眼睛看看我又看看金子，看看金子又看看我，就这么来回看也不说话。我明白父亲的意思，但我做不到，最起码当场无能为力。我想金子也明白我父亲眼神中的含义，她只是不能对父亲表态，哪怕是善意的谎言也不能。所以，金子流下了眼泪。我相信那天金子的眼泪是真实的，真实得如同我的眼泪。

临走时，金子留下了一千元钱，让我买点儿营养品给老人。我没有拒绝，这是金子对我父亲的一点儿心意，我应该收下来。我送金子到医院大门口，金子让我别送了。我们相望了一下，没有说话，金子转过身的那一瞬，我突然觉得特别的熟悉，特别不舍得，但我还是没有说话，看着她的背影直至消失，我才回到病房。

金子走后，我父亲的堂哥堂嫂我的伯父伯母来了，他们把我拉到医院走廊里，问我父亲的病情。我还没开口说，随后跟来的母亲告诉他们说：“医生说不行了。”伯父想了一会儿说，“真不行就回家吧，总比落在外边好。”

在我们老家，有个风俗，在外面去世的人是不能进村子里的，只能埋在村口的路边。

我说：“不行，得继续治下去。”

伯父说：“大勇，你有这份孝心就很不错了，这医院太花钱了，活人总不能被死人拖穷拖垮。别人不知道你家的经济情况，大伯我还不清楚吗？”

伯母也说：“是呀，这人要是想走是留不住的，花冤枉钱不值得，再说安葬还得一大笔费用。”

伯父伯母走后，父亲开始吵着要回家，用手去拔输液针。我想当时父亲已经深知自己的病情了，他的想法和我伯父的想法一致，不想拖垮我们这个家。

拗不过父亲，我只能去办了出院手续。

办手续时，我连连问了医生好几遍父亲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医生说希望很小很小，但我不死心，我让医生开了很多药带回家，外加两个氧气袋。

就这样，我们把父亲接回家中。说句残忍的话，就是回家等死。我不相信父亲会死，也不忍心父亲死去。我每天都给父亲喂药。没有医护人员给父亲挂水，我就把青霉素化到汤中喂父亲。

由于父亲已经大小便失禁，腊月二十二的中午，我看阳光不错，就给父亲擦了一次身子。父亲的意识还有些清楚，我从他的表情上看得出来，身子干净后的他很舒服。父亲在这种舒服感中睡去，这一睡再也没有醒来。这一年，父亲刚刚60岁。

多年来，父亲的死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心结，我一直坚信如果当年我有足够的钱，父亲可能不会走得那么急。这个心结已经无法化解。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一大早，我进城去接女儿回家，女儿是我们家当时唯一的后代，不能不参加葬礼送别仪式。

我没想到金子开门看到是我时怒目圆睁。金子说：“大勇，真没看出来，你还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那种人，居然与社会上的痞子勾搭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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