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靠当愤青发迹(2)

作者:梁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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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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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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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662字

在介绍张之洞猛顶崇厚之前,先交代一下《里瓦几亚条约》签订的背景。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同治中兴”的局面已开始瓦解,帝国再次内忧外患。


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在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起义头目为了攻城夺池,还向邻国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求援,浩罕王王阿古柏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率军侵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一带,并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从此开始奴役中国人民。浩罕王侵占新疆其实是受了英国的指使,英国派他侵占新疆,主要目的是抢先沙俄一步瓜分中国。沙俄看出了英国的企图,他们恨得咬牙切齿。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蓄谋已久的沙俄大举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地区,并与英国爪牙浩罕形成对峙,西北边防告急!


然而,沙俄在出兵时竟虚伪地放出口号:“我们不是搞侵略的,我们是来帮助大清帝国清理门户的,待所有失地收复之后,我们立即交还领地。”谁都听得出来这是假话,因为沙俄的狼子野心昭然于世。


直到这时,清朝当局才想到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但除了调兵遣将镇压回民起义、派人同沙俄淡判外,他们连“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这样的响屁都不敢放。


在清王朝这种极度窝囊的情况下,日本又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派兵侵占了台湾,东南告急!东南和西北两边都告急,清朝当局和满朝文武都坐不住了。危急时刻,是保护东南呢,还是收复西北呢?这个问题,在朝廷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在“东南”和“西北”两派之间展开。


东南派代表人物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他主张放弃西北,力保东南。他认为朝廷很难做到两边都兼顾,还说不收复西北对于朝廷来说不算什么,但如果失去了东南海防线,那么朝廷就如临大敌,后患无穷。


西北派的表人物则是陕甘总督左宗棠(1812—1885年,湖南淮阴人),他坚决反对李鸿章这种顾此失彼的馊主意。他认为撤兵西北就是自毁城墙,每撤一寸,敌人就会进攻一尺。到那时,所有的敌人都会来犯,必将防不胜防。他建议朝廷当务之急,应撤出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的部队,西征新疆,收复失地。


朝廷权衡利弊后,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和建议,并任命他为钦差大臣,挂帅征西。


光绪二年(1876年)腊月,经过几年浴血奋战,左宗棠终于平定了阿古柏之乱,收复了被其侵占长达12年之久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左宗棠厥功甚伟,他因此成了民族英雄。


失地都收复了,沙俄也该兑现他们的承诺了,但他们认为清***可欺,就是拖着不还。不得已,清政府只好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


朝廷崇厚出使沙俄,很多朝臣都担心他会把事办砸,张之洞更是忧心忡忡,于是他向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崇厚出使沙俄前,应先到新疆实地考察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和左宗棠碰碰头,因为左宗棠最熟悉新疆的情况,他最有发言权。


张之洞的这个建议是合理的,也是明智的,但腐朽透顶的清政府愣是没采纳,结果就导致了崇厚擅自卖国且悄然回国的丑闻。


左、李相左


崇厚擅自签订卖国条约后,左宗棠立即向朝廷建议:先和沙俄交涉,声明崇厚所签订的条约是他擅自做主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他不代表朝廷和臣民,朝廷和臣民不会答应,必须改约,重新商议。如果沙俄不同意,那我们就动用武力,谁怕谁啊!相信,只要我们足够争气,顽强到底,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一个朝廷重臣和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然而个别朝廷重臣的表现却很不咋地,比如一向主张对外妥协求和的李鸿章。


在左宗棠主张抗战的同时,李鸿章也给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崇厚是奉朝廷之命出使沙俄的,他代表的是朝廷,不能说他签订的条约不具有法律效力。条约签订了就不能反悔改约,反悔就是我们的错。如果错在我们,而我们又不认错,那就是没事找抽。人家就是抽我们,我们也底气不足,无理还手。”


肯定了崇厚,否定了改约后,李鸿章还提出了“借俄慑日”的主张:“日本非常害怕沙俄,如果我们答应沙俄的要求,就可以借他们的力量震慑日本,那么东南就无忧了。”


李鸿章最后还强调:“我们答应沙俄,虽然失去了很多,但要是改约的话,将来会有更大的灾难。另外,不要听信左宗棠的话,他领着一帮书生整天喊打打打,却不顾国家安危,他有什么把握能打赢沙俄?”


李鸿章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朝臣们极其不满,特别是清流党的言官们。他们连连上疏要求朝廷坚定立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严惩崇厚。崇厚吓得不敢回京,他先是躲在了天津,但后来他自知罪责难逃,于是回京待在宫外,等待朝廷裁决。


一折定局


在所有上疏参劾崇厚,力谏朝廷改约的官员中,张之洞表现得最为卖力。《里瓦几亚条约》签订之后的一年时间内,他一共上了20多道奏折,他在每道奏折中,都力促力奏朝廷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光绪五年(1879年)腊月,他上了一道名为《熟权俄约厉害折》的奏折,在当时影响最大。在这道奏折中,他详细分析了《里瓦几亚条约》十大“损清利俄”的不合理之处,史称“十不可许”。同时,他还提出了修改条约具体建议:


第一,将崇厚缉拿归案,交由刑部依法严惩。这样既可体现朝廷改约的决心和强硬态度,也可堵住沙俄的嘴。


第二,大造舆论声势,曝光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公平条约和民众的愤怒之情,让地球人都知道中国人不可欺!


第三,暂缓收回伊犁,让沙俄占据伊犁的事实继续存在,这样沙俄就会理屈,朝廷就可据此责问其条约的不平等性。


第四,命令边关臣将紧急备战,在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新疆委任于左宗棠,天津委任于李鸿章,然后集中全国优势兵力,准备打边关防御战。


提出了上述改约建议后,张之洞还在奏折中痛切地指出:“现在,我朝四面受敌,处境极其不妙。现在,我朝有骁勇善战的武将,有运筹帷幄的谋臣,完全可以跟沙俄干一仗。如果再拖个几年,那么左宗棠衰老了,李鸿章也不比当年,到那时再言战的话,就力不从心了。如果不战,沙俄就会威胁整个内陆和友邻朝鲜。现在,我朝若不誓死保卫边疆,坐等沙俄入关再迎战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觐见慈禧,荣升顾问


张之洞的这些想法高瞻远瞩,兼顾西北和东南防线,主张海防和边防并举,其战略思想明显高于李鸿章“放弃西北,只保东南”的关前门、开后门思想,也高于左宗棠“西北边防”至上的关后门、开前门思想。这道奏折引起了朝廷的极大重视,慈禧看后连连拍手叫好:“张之洞,你太了不起了,我要亲自召见你!”


按照规制,慈禧一般不亲自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但张之洞是个例外。这些年来,他上的那些奏折,都深深地牵动着慈禧的心,慈禧很想见他,于是破例召见他,向他咨询改约的对策。


这是慈禧第一次单独召见张之洞,张之洞早就盼着这一天。这一天,他在慈禧面前精准的分析边境时局,侃侃而谈改约意见。他立言正色,不卑不亢,慈禧听后深为折服,不断赞叹。谈话一结束,慈禧就特许张之洞随时到总理衙门发表意见,并指令总理衙门遇事要和他商量,他成了总理衙门顾问!


张之洞仅和慈禧谈了一次话,就从一个小小的从五品京官,一跃成为总理衙门顾问。不仅如此,慈禧还把他上的奏折,发给各位军机大臣看,并特许他列席参加军机处改约会议,进一步确立他的顾问身份。这下,他在军机大臣们面前长了脸,树立了威信。


力阻崇约,得罪权臣


光绪六年(1880年)春节期间,军机处为了改约的事情开了好几次会议,会议决定由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1839—1890年)出使沙俄商谈改约事宜。曾纪泽原来是户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年)还出任大清驻英、法公使,他有曾国藩遗风,也有外交工作经验,派他出使沙俄比较合适。


在军机处的几次会议上,张之洞据理力争,力阻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求和主张,力促朝廷改约,并通告沙俄政府:“崇厚和你们签订条约,属违制越权行为,我们不承认,必须改约!”清政府向沙俄表明了态度后,就将崇厚革职并关进刑部大牢。


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就在曾纪泽正式出使沙俄时,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并进行言语恫吓,英国女王甚至电令清政府赦免崇厚。见此情景,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1830—1902年,湖南新宁人)竟串通一气,力谏朝廷向列强妥协。


慑于列强们的威胁,清政府改变了之前的强硬态度,召集王公大臣,商议赦免崇厚的事情。张之洞义愤填膺,但他一个人无法力挽狂澜,只好在一道奏折中提出他的主张:


第一,坚决对崇厚治罪,坚决对沙俄强硬,坚决改约。


第二,可以采纳李鸿章和刘坤一对列强妥协的奏请,赦免崇厚。但要让崇厚赴沙俄重新谈判,如果他争不回失去的利益,那么就让曾纪泽把他杀了!


第三,要对李鸿章和刘坤一提出严厉批评,命令他们好生整修军防,将功补过!


张之洞的这道奏折实在够猛,他参劾崇厚倒是理所当然,可他竟然连如何惩处朝廷重臣李鸿章和刘坤一的方案都想好了,实在是猛,实在是个愤青。


不过,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张之洞的政见思想和李鸿章向来不同,他是长期抵制李鸿章的人,没少得罪李鸿章。然而,得罪李鸿章的人太多了,张之洞的那点得罪根本不算什么,李鸿章似乎也没放在心上。但在未来的20多年里,这两个晚清名臣,互相凝望,却互相敌对。


朝廷虽然没有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却在当月授他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旋即升为左春坊右庶子(正五品)。七月,他又充日讲居注官,八月迁为左春坊左庶子。这算是朝廷对他的一个安慰和鼓励吧,毕竟他所奏之事都是出于正义和公心。


正义公心,感动大清


这年六月,曾纪泽抵达沙俄彼得堡后,就致电奏清政府赦免崇厚,以示改约诚意,清政府立即同意。


张之洞愤慨不已,但为使改约顺利进行,他咽下了这口恶气,然后上了一道有关海防的奏折,指出了海防的隐患和战略布局:李鸿章和刘坤一对沙俄心怀畏惧,战争一旦爆发,他们肯定靠不住,因此请求调令湘军名将鲍超驻防京师,淮军名将刘铭传等人驻守重要防地。


张之洞的这些建议,受到了一些朝臣的抵制和非议,但边关时局确实紧张,朝廷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谈判斗争,曾纪泽终于顶住了沙俄的种种威胁和压力,将原来的《里瓦几亚条约》改签为《中俄伊犁条约》。


改签后的《中俄伊犁条约》,除了在赔款一项上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领土和商务方面,清政府则争回了不少损失。尽管这个条约依然不平等,但在软弱无能的晚清外交历史上,却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胜利来自曾纪泽不屈不挠的斗争,来自边关武将的积极备战,也来自张之洞力谏朝廷坚持原则和强硬到底的战略思想,以及他在战备部署方面的独到建议。


纵观改约一事,张之洞强烈地表现出了他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以及刚正不阿的言官本质。最终,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力促清政府改了约,为清王朝在那个黑暗而无序的世界上争了一口气!


张之洞因此声名大振,朝野内外无不佩服于他,举国上下无不感动。如果清政府当年要是搞“感动大清”年度人物评选的话,张之洞铁定当选!


通过此事,慈禧也在张之洞身上看到了大清振兴的希望,她觉得张之洞可堪大用,于是决定提拔和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