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她追随皇帝到东北,从此自由不再

作者:杨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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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历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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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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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462字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其实他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他抵挡不住恢复旧日帝国美梦的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为他精心设置的圈套,成了出卖祖国利益的傀儡。


溥仪的离开,婉容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溥仪抛弃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虽然她一直是在冷宫里寂寞着。如果从成熟女性的角度,从女人的幸福立场出发,溥仪的离开对她不啻是一种解脱。但当这种现实真的来到时,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结果。正像溥仪后来所说:“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与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被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这就是婉容,高贵的身分成了她思想的樊篱,她跨越不了自己。


她本可以给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后传统画上一个句号了,但她不让它谢幕,以一人之力硬撑起这巨大的夜色,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近世有学者是这样评论婉容的:她比别人有更多的虚荣心,女人没有不虚荣的,这种虚荣最初在婉容身上呈现的是一种人性的光泽,就是一个女孩儿的好胜心,和对名誉的看重以及敏感的善解人意的感情生活,特别是她当了皇后之后,虚荣就从她生命的深处浮现出来。她掩藏起本来的自己,装扮出另一个自己。她的虚荣使她不愿意放弃皇后的头衔,哪怕是一个竹篮盛水的现实。从此她就固守皇后这一个信念,一种选择。因此,当她得知真相后,她哭闹不止,大骂溥仪薄情,要追上他问个究竟,谁也挡不住她。实际上就像溥仪说的,她不愿意放弃皇后这个头衔。与其说末代皇后是她别无选择的命运,毋宁说是她对自己立场的否定,是她自己对自己的唆使。虚荣让她走上了不归之途,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策,最大的悲剧。


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乘船到大连,再转至长春与溥仪团聚。使她失望的是,一到长春她就失去了自由。这时候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人摆布的傀儡,她自己也成了日本人阴谋陷阱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婉容是自愿走进东北这个表面覆盖着鲜花的陷阱的。


1932年3月8日,溥仪不顾婉容和其他人的劝阻,在长春执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自然又成了“执政”夫人了。溥仪成了满洲执政的傀儡后,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


但时隔不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挂名,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处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掌握之中,无论是例行会见,还是私人召见,分分秒秒都有“御用挂”跟在身边,且有日本和伪满媒体跟踪报道。而且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溥仪梦想带兵入关,复辟大清。日本人是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他们遵照天皇给他们的政治目标,让溥仪不得离开满洲半步,日本人只需要溥仪帮助他们分裂满洲出中国罢了。


婉容则更惨,她在宫中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和告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而缉熙楼,就是她的囚室,她的地狱。


因为是地狱,她的灾难就是双重的。她不仅受溥仪的冷落,还受日本人的冷落。溥仪第一次登基,举行了隆重的“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但没有“皇后”的一席之地,似乎在所有人的眼中,婉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甚至还失去了一个普通人的自由。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其打击可想而知!先前积郁的苦闷,眼前新添的愁思,使得婉容犹如一朵荏弱的花朵,很快就要枯萎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由轻度的神经衰弱症发展成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东西摔得稀里哗啦。


女子毕竟是爱美的,婉容有时也把心思用在打扮上。何况婉容原本就是一个俏丽的女子,虽然她在精神上呈现萎靡,脸上也因为长期吸食鸦片而呈现青乌的颜色。但在身体稍好些的时候,她还是要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或以其它方式享受一下生活的阳光。她每个月有3000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的乐趣,是她寂寞生活中的唯一慰藉。


婉容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在中国数百个皇后里,她是唯一一个走进现代社会门槛的皇后,她濡染了现代文明,并对现代文明怀有憧憬。她有忧郁的气质,豪爽的性格和大家闺秀的多愁善感,使她在做着皇后的时候,蕴藉着太多的少女情怀,其中有迷茫,有失望,也有向往。她因为有皇后头衔的约束和矜持,把一些东西藏得很深,似乎从没有被唤醒,或是不愿意被唤醒。但在东北做了伪满的皇后,她才猛然苏醒。她要的不是豢养的虚荣,而是渴望自由的生命。现在,所有的虚荣,也都不再能左右她了。所以,她最终决意逃离这座人间地狱。


她曾经两次试图逃出这座阴森恐怖的皇宫,但她两次托人,两次都所托匪人,被人出卖,她彻底绝望了。


据原国民党首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顾维钧回忆录》里回忆:


“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我的保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分,没有任何有效方法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念头。1933年的8、9月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来赴宴,婉容便暗中托她帮忙东渡。婉容明确告诉联络人,只要她逃走了,就一定帮助溥仪逃走。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二格格韫颖,得知此事后,便详告溥仪。由于泄密,逃跑的计划便胎死腹中。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


呜呼,人生虽壮美,山河虽辽阔,命运却不能由自己把握。婉容犹若水中的飘萍,风中的转蓬,只有随波逐流,随风而逝了。生不如死的她反抗的唯一途径,就是自暴自弃,自我毁灭,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得以劫后重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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