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十八为一群“有理想的人”塑像(2)

作者:阎焕东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7 23:26

|

本章字节:6430字

在《雾》里,被陈真戏称作“三个小资产阶级女性”之一的张若兰,是一位美丽多情的姑娘,而且也不乏热情和勇气。她遇到并爱上周如水实在是她的不幸。他完全配不上她。她的遭遇令人惋惜。作者后来让她嫁给四川的一个教授,作了安分的教授夫人。这也许是她性格发展的一种归宿,但在读者看来,仍不能不感到遗憾。


《雾》之后是《雨》。作为《雾》的续篇,《雨》的故事发生在两年之后的s地(上海),首先登场的仍是《雾》***现过的人物,如吴仁民、陈真、李佩珠、高志元等,作品仍是围绕他们的爱情、理想、对事业的渴望与追求以及现实中的挫折和苦闷展开,而居于中心的则是吴仁民。像作者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富有热情,不停地在追寻,但缺乏实行的勇气和毅力。开始他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爱情。在《雾》里,他为病中的妻子“哀愁”;到了《雨》里,妻子死了,他的心失去平衡,热情无处发泄,从而陷入痛苦与“可怕的寂寞”之中。他觉得所居住的城市“像一个大沙漠”,寂寞,无聊,几无容身之所;他不满意李剑虹那种书斋式的“革命”,甚至说“书斋只会阻碍革命精神”;他更看不上张小川那种只学到一点外国绅士派头的洋学生。但他自己也整日泡在书斋里,并不去做实际的工作,每天除了自寻烦恼,便是用激昂慷慨的空话打发日子。而一碰上可意的女人,便不顾一切地扑上去,还说什么在女人的怀抱里可以得到暂时的休息。这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除了空谈他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个人物的原型也是巴金的一个朋友,而且是好友,他说,“我的描写是真实的。我把那个朋友的外表的和内心的生活观察得很清楚,而且表现得很忠实。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渴望和挣扎,他的悲哀和欢乐,他的整个面目在《雨》里面全露出来了。”巴金写吴仁民确实是真实的,并不掩饰他的缺点,如在陈真死后他对革命前途的惶惑、恐惧,对斗争所表现的厌倦、逃避,他对女性的无休止的贪恋,以及他的“说大话做小事”甚至不做事的行为等等,都写得生动具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不足的是,作者对吴仁民的缺点或缺陷虽有所批评,却缺少一种严厉的态度,缺少像在《雾》里对待周如水的性格那样的憎恨和鞭挞,多的倒是宽容和期待,并在最后让他有了信仰,面貌一新,成为一个新人。吴仁民的这个大转变是不符合他的性格逻辑的,因而也减损了这个人物的认识价值和批判力量。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吴仁民的原型是作者的好友,他“始终爱护他”,不愿使他受到伤害。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作者的友情损害了他的艺术。


巴金说他开始写《雨》的时候“心情十分恶劣”。在同时写下的一段文字里甚至还有这样的话:“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个人心的沙漠里我又过了一年了。心啊,不要只是这样地痛罢,给我以片刻的安静……我要力量,我要力量来继续奋斗。”这是当时巴金心灵的一种自白,表明当时他的心境和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一样,是在矛盾、痛苦中奋斗、挣扎,因而作品中随处都可以感到一种阴郁气。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巴金始终是进取的,昂扬的,坚毅的,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从未动摇对光明的信仰,从未停止奋斗的脚步。他也充分地把他的这种信念和精神赋予了他的人物,传达给他的朋友。所以他说:“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失去我的对于光明的将来的信仰”,中的阴郁气也“并不曾隐蔽了贯穿我的全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正是为了表达这种希望,他迅速摆脱内心的矛盾和孤独,以高昂的激情完成了《雨》,并接着写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电》。


《电》最初题名为《雪》,写了几章以后才改名为《电》。按作者的解释,是取电光闪耀,头绪纷繁的意思,以便于让前面活动过的人物都能登场,闪现光彩,让每个人物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当时巴金正在北平,住在燕京大学蔚秀园朋友家里,环境十分幽静,而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已经在脑子里活起来,所以写作进度很快,只用了三个星期便将写完。他说:“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构思。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的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完全跟活人一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欢笑,哭泣以至于死亡。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写,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他又说,在写作中,“我仿佛在参加一场大战。我好像一个将军在调动军队,把我的朋友(我自己创作出来的兵卒)一个一个地派遣到永恒里去。我写了雄和志元的处刑,我写了亚丹和敏的奇异的死。我写完这部,我快要放声哭了。”作者恨不能加入他的主人公们的战斗行列,而事实上他跟他们是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


《电》的故事发生在《雨》结束三年以后,背景是在f地即福建晋江、厦门一带,往日的朋友又聚集在一起,另有一些新人加入进来。经过三年的漂泊,每个人都有了很大变化,更成熟,更自信,而热情不减。更重要的是每人都有了明确的信仰,热情也有了“归结”。如作者所说,“在《雾》里似乎刚下了种子,在《雨》里‘信仰’发了芽,然后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到了《电》,我们才看见信仰怎样支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也就在这“信仰”的支配下,他们形成一个集体,这集体又常被称作是“革命团体”,但看来并不具有政党的性质,也没有什么政党的背景。他们没有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只有所谓的“信仰”


和基于信仰的满腔热情把他们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各自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他们办报刊,搞工运,搞学运,废寝忘食,不畏艰险,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但却并不知道“光明”在哪里,也不知道这“光明”究竟包含着什么或意味着什么;因而总是感到孤独、寂寞,心里没有底数,缺少强有力的支撑,一遇压迫便不知所措,只能用个人牺牲或恐怖活动作孤注一掷,拿甘洒热血和慷慨就义当做自然归宿。从这里不难看到,这个“团体”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其行动是盲目的,并不能根本动摇旧制度的反动统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经脱离革命的主流。虽然这个集体中的大批年轻人都很可爱(周如水、张小川那种性格的人物应该除外),他们的斗争精神令人感动,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


巴金当年曾经说过,在他的中,他最喜欢《爱情的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电》。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原因之外,应该说这与巴金当时所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这种思想影响贯穿在整个作品中,体现在每个人物的言行及作者的评价上。


总起来说就是:对他们所进行的带有很大盲目性的斗争,赞誉过多;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则过分宽容。这是读者不难看到的。但是,在巴金晚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磨练和深刻思考,巴金重新翻阅《爱情的三部曲》,感触就大不一样了。他说,“今天我重读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不过我不像从前那样地喜欢它们了,我看到了一些编造的东西。”他说,当时他没有实际的革命经验,写革命和革命者没有“本钱”,所以就难免有虚假和“编造的东西”。


他认真地说:“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这些人“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它就是——不为自己。”对于《爱情的三部曲》和其中的那些可爱的青年,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更恰当的。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巴金极为珍视的,始终是那些青年人身上的那种性格,即“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一些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了这个理想他们就牺牲了他们个人的一切”。《爱情的三部曲》就是要为那个时代的这样一批有理想的可爱青年塑像。


而他们的这种性格和精神,今天看来也不能说完全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