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物的时候，教授讲，每个存在都是一个奇迹，所以我们要扞卫物种多样性。翻闲书，哲学家讲，幸福的严格定义是多态，所以隔壁班上女生的豆腐再好，我还是偶尔想起陈麻婆的豆腐，所以花瓶里的玫瑰花再好，我还是间或想起蒜蓉的西兰花。

于是我们期望改变，期望不一样。

摘下眼镜，戴上墨镜，眼里的姑娘漂亮了，整个世界变蓝了。塞上耳机，推土机、压路机的声音不见了，陈升在嚎叫：“onenighin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推开门，雪还没停，唯长安街一痕，景山一点，所有由现代城领导的“红配绿，赛狗屁”建筑，都被白色镇住。一觉儿醒来，窗户阴仄，雨疏风紧，想起年轻时候好多个不明白，其中包括一张脸能够长多少个疱、一双脚能够走多远、一个姑娘能够想多久。还有，我们换电脑墙纸、屏幕保护。我们换手机图标、来电铃声。我们学英文，加入wo。我们办奥运，修通了五环六环路。

但是，“不一样”再走一步是“太不一样”，是翻天覆地。

9·11那天，北京时间的晚上，我在深圳，从客户那边回到酒店，打开啤酒，打开电视，纽约世贸大楼在里面冒烟。第一反应是美国大片，《真实的谎言》续集，喝了一口啤酒，等着施瓦辛格撅着一身腱子肉出现；第二反应是邪教闹事，拦截了通信卫星，播放假想的世界末日；第三个反应是打我同事的手机，看我自己是不是工作过度，开始幻视幻听。

2003年的春天，北京没来沙尘暴，北京来了“非典”。

山非山，水非水，生活改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感觉北京金刀大马，马路老宽，小孩子可以像我小时候一样，在街头踢足球，在便道打羽毛球。十几年来，第一次重游北海，丁香还盛，杨柳还青，“仿膳”还是国营的，还号称慈禧爱吃，红烧驼掌还是一股脚丫子味儿。几年来，第一次接到婚前某女友的电话，问还好吗，问邮寄地址，说刚买到城里最后一箱n－95口罩，说放下电话就会用特快寄出。一年多来，老婆第一次主动下厨房，麻婆豆腐，蒜蓉西兰花，我问她会不会做香辣蟹、福寿螺。

山非山，水非水，工作改变。第一次从周一到周五不用穿西装。老板的目的不是放松下属，而是希望同志们一天一洗衣服，远离“非典”。第一次七点前回家不感觉负疚。反正客户已经在家办公了，隔壁写字楼也被封了，我一个人急有什么用呢？七点回家，春夜方长，看老婆和玫瑰花，嗑瓜子和看《新闻联播》，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和《临床医学的诞生》。第一次，所有人都成了医学爱好者，讨论冠状病毒长得什么样，为什么激素有效，什么时候出现疫苗。第一次想，为什么要求经济每一年每个月都要增长呢？为什么要求自己每一周每一天都要向上呢？

山非山，水非水，观念改变。第一次，大家了解，自然要敬畏，个人卫生要注意，当众打喷嚏、随地吐痰、滥杀邪吃是罪大恶极的。第一次，大家知道，除了道琼斯、恒生指数、gdp，还有“非典”指数：多少新增，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还有一群穿白大衣的同志，踏着生死，每天干着十几个小时，领着很少的工资。第一次，大家明白，无论庶民公侯，说话做事都是要负责任的，没有报纸电视还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还有短信息，没有短信息还有人心。

2003年的5月底，坐在出租车上，三环东路又开始塞车了，街边的火锅馆子又基本上满了人。车上的收音机里，一个经济学家在发言：“‘非典’的影响是短暂的、局部的、可逆转的。”手机上老总留言：明天穿西装，见客户，新项目启动。写信谢我的前女友，告诉她我没得“非典”，但人却被n－95捂得缺氧。问她为什么好久没有音信，她回了一句恶俗的台湾爱情诗：有时关切是问，有时关切是不问。这样水波不兴，你好我也好。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生活和工作终会照旧。希望观念的改变能留得长久些：敬天悯人，相信人心。

学医的时候，老师讲，人是要生老病死的，致病微生物是到处存在的。回家刻了颗阴文印，截朱敦儒的《西江月》：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