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04父亲

作者: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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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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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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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8034字

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馋,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我只好说,“我是姐姐哪。”


想起爸爸,就想起了我的童年。爸爸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那缕阳光、最清凉的那份慰藉。多少年来,父爱是我力量的源泉,他去世而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也是埋在我心底最痛的伤痕。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在深圳打青少年比赛。没人告诉我爸爸病危,没人告诉我他去世的消息—关于他的病情,爸爸要求身边所有人都对我保密,因为他怕“影响李娜打球”。


凌晨,从深圳至武汉的火车到达汉口,停车的声音像一声长长的叹息。妈妈没来接我,来的是我的叔叔(爸爸的亲弟弟)。叔叔让我先吃早饭再跟他回爷爷奶奶家。一切都那么正常,那么自然。


走到爷爷家楼下的时候,我看到了写着爸爸名字的花圈。


那一年我14岁。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到六楼的,只记得一上楼就看到了爸爸,他躺在那里,肚子很大,里面全是沉积的腹水,脸色惨白。爸爸生前是很帅气的一个人。


爸爸的遗像挂在客厅里最醒目的地方。他在照片里看着我,目光里满是怜爱和慈祥。那目光我是如此地熟悉。旁边的黑纱却沉沉地垂着,触目惊心地提醒所有人:照片上的人已经不在人世。


看到爸爸的遗体我不敢伸手去触碰,因为怕触碰冰冷的遗体就必须要承认爸爸的离去。事实上,后面的几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说爸爸只是出差没有回家而并非离去。


妈妈什么也说不出来,一直在哭。以往家里所有的大事都是爸爸做主,现在他离开了,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觉得自己当头挨了一棒。只觉得沉重,并不觉得疼痛,也哭不出来。麻木了很久,直到从小和我最亲的舅舅过来安慰我,我才哭出来。而眼泪一旦流出来,就再也止不住了。


以前我以为,人是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成熟的,但是那一天我知道,人是一瞬间长大的。


我想,以后我就要负责养家了。


爸爸是最早将我带上体育这条路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湖北省省队的羽毛球运动员。多年后他还偶尔会说起当年他在省队打球的日子,每次说起都神采飞扬,仿佛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历经大时代的坎坷,能争取到打球的机会,特别不易。不过后来出于特殊原因,爸爸的全国冠军的梦想没有实现,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我们家也算个体育世家吧,我爷爷以前是宝善街小学的体育老师,爸爸曾经是羽毛球运动员,好几代人都与体育结缘。


我爸是家里的老大,他不但人长得帅气挺拔,还聪明通透,是大家公认的“开心果”,全家老小都把爸爸当顶梁柱。爸爸身为长子,也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我家的条件即使在工薪阶层也只能算一般,但爸爸从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爸爸在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跑销售要常年出差,爸爸能和我们守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但只要爸爸在家,家里的气氛就非常欢快、温馨。爸爸能说会道,藏了一肚子的笑话,我什么时候要他讲故事,他转转眼睛就讲出一个,笑得我肚皮都痛。


爸爸不但能言善辩,过日子也精细讲究。他做菜水平很高,刀功细腻,色香味俱佳。每次出差前,爸爸都提前蒸条鱼或是炖锅肉,这样妈妈下班回家炒个素菜就可以开饭了,够我们母女俩吃个两三天的。家里的电器、妈妈和我的衣物都是爸爸从外地买回来的,样子俏又不贵。虽然收入不多,一家人也把日子过得暖洋洋的。在那时,我的家充满了欢笑和温馨。


难得有留给自己的空闲时间,爸爸总是想去打球。


我很小的时候,有点婴儿肥,爸爸希望我健康成长,就带我去跑步锻炼,教我打羽毛球,中间休息的时候,爸爸和声细语地讲他从前在省队打球的日子给我听。他对羽毛球有着异乎寻常的专注和热爱—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的孩子,千辛万苦地拼到省队门槛前,背后的付出可想而知。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爸爸知道自己家庭条件不好,下面又有弟弟要照顾,便服从组织分配去了汉阳—早下放,早抽调回家,早工作,早点赚钱养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


从汉阳抽调回来以后,爸爸先是去了二轻局工作,接着又被调到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


我一直在暗自揣测,爸爸对我的投入,是否含有对自己少年时代壮志难酬的补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爸爸对我的投入似乎是不计成本的。4岁那年,爸爸请南京的朋友帮忙,买了一台钢琴回家—起因是亲友称赞我手指修长,适合弹琴。


我忘了这是谁的发现,但爸爸很高兴,没几天,家里就多了一台钢琴。我心情好的时候就上去弹两下,心情不好时就丢开不管。小孩玩心重,经常一首曲子没弹完就溜出去和院子里的小朋友踢毽子、跳皮筋了。


妈妈时不时催促我去练练琴。爸爸对此倒没有什么意见,他从不勉强我去做什么。“喜欢就好”,他说。


后来我开始打羽毛球,钢琴就没有再练,爸爸又默默把琴卖掉了—当初也是他一声不吭把琴弄回来的。他默默为我做了许多事,在爸爸那里,任何与我有关的事,都是大事。


爸爸心中关于羽毛球的梦想从未在居家生活中退色过。


4岁以前我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在武昌的—双职工照顾孩子不方便,许多家庭都把孩子寄养在老人家里。4岁后,我回到了江汉区的家,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小时候的我有点胖。爸爸说,锻炼锻炼吧,姑娘伢胖胖的不好看。于是我从4岁起,每天清早天不亮就睡眼惺忪地跟着爸爸出门跑步。


现在想来,可能那个时候,爸爸的脑海中已经在孕育一个关于羽毛球国手的梦想了。


我最怕冬天。武汉没有暖气,一到冬天,连被窝都是冰冷潮湿的,好容易焐暖了,再爬出来又是一身鸡皮疙瘩,每天早上起床都要下好久的决心。


夏天也难受,武汉早晚温差极小,这座历来有“火炉”之称的城市,哪怕在清晨也是热烘烘的。我迷迷糊糊地跟着爸爸跑过大街小巷,哎呀,街上有人卖豆皮,卖欢喜坨,还有烧卖……烧卖笼一打开,白茫茫的蒸汽一下子把烧卖老爹的脸都盖住了。


我也很像一只烧卖,满头满脸的汗,红彤彤的头脸上冒着热气。


秋天跑步,梧桐树会掉毛毛,我就顶着一头梧桐毛毛回家,我妈大叫一声,把我拉出门去拍。梧桐树的毛毛掉进衣领里特别痒,严重时还会起小疙瘩。


只有春天跑步最舒服。路边的草叶上全是湿漉漉的晶亮露水,公路上一片白茫茫的雾气。跑着跑着人就清醒了,出一身透汗回到家,妈妈已经准备好早餐等我们了,一杯牛奶,一块小蛋糕,甜甜蜜蜜地吃完,再跟着爸爸去上幼儿园了。


接送我上幼儿园也是爸爸的差事,他的自行车前梁就是我的宝座。


5岁那年,我已经长到了将近一米二高,宝座也从自行车前梁换到了后架。羽毛球业余体校去爷爷工作的小学招球员,爷爷说,我孙女个子高,让她也试试吧。爸爸就带我去面试了,教练看了看,觉得条件不错,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运动生涯。


打羽毛球的日子在记忆中有些模糊,印象中我从来没有上过场,每天都在场下自己摆动作,教练把一颗球吊在那儿,我自己反复练习挥拍。


想来是很枯燥的日子,但因为小,也并没有当回事,我是个很乖的姑娘伢,既然教练让我挥拍,我就乖乖地一直练挥拍。


大队员们可没这么老实—羽毛球队里有大队员也有小队员,大队员可以上场打比赛,小队员在场下练动作。体校的小孩比普通学校的孩子要淘气些,经常换着花样地捉弄小师妹们。好在和我同批入队的小队员大概有十几个,我在里面成绩并不突出,从哪方面看都不显眼,也不太会招惹到老队员的注意。


我在羽毛球队像是可有可无的边缘人—打羽毛球需要手腕发力,而我的习惯是手臂发力,手腕的动作有点“死”。小孩子懵懵懂懂,对自己是不是受重视也并不在意。教练有时会看着我说:“唉,你这个手腕啊……么办哩?”


我不在乎他说什么,老实讲,送我来打球根本就是大人的主意,我打球的唯一原因是爸爸希望我打。教练爱问“么办哩”就让他问去吧。


我在学校表现不错,特别是数学课。


可能是遗传到了做出纳的妈妈的理科生基因,我在数学课上总是轻松自如,还曾经被老师推荐去上过数学奥林匹克班。我喜欢数学,这是一门逻辑清楚、条理分明的课程。在数字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有固定的运转规律,就像打网球一样,只要你把击球点稍微靠后一些,就能打出一个漂亮的直线球,一颗网球永远不会在飞到网前时忽然决定要自己换个轨道,或是掉头飞回来。数字和网球没什么区别,只要你掌握了它们的运行规律,操纵和使用它们就绝非难事,我在数学的世界里得心应手,数学老师也视我为得意门生。


我不喜欢语文课,写作文也好,总结中心思想也好,都干巴巴的。在我眼里,这是一门暧昧、纠结、模棱两可的课,所有的作文结尾都要莫名其妙地升华到“我的名字叫红领巾”或者“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我不喜欢这样的授课方法,我不想撒谎,哪怕只是在作文里撒谎。小孩子每天就是玩,就是蹦蹦跳跳,吵吵闹闹,哪有那么多“意义”?反正我是找不出来。每当我在绿色格子的作文簿上写“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个骗子。


我的成绩不均衡,长相也不起眼,除了数学老师对我另眼相看,其他人都没有把我当回事,我在班上和在羽毛球队里一样,都是个可有可无的人。


如果小学二年级那年,业余体校的网球教练没有看到我,那么今天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有时我想,如果我没有转向网球,那我今天会怎样呢?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将会拥有和今天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那年夏天,网球教练夏溪瑶来我们队里选“种子”,一眼相中了正在练球的我。她认为我移动速度够快,发力也到位,在和我的教练沟通过之后,夏教练建议我停掉羽毛球的训练,跟着她去打网球。我的羽毛球教练林书慧,就是说我手腕死的那位教练,也很同意这个建议。


我有点吃惊,练了两年羽毛球了,我从没想到忽然要改行。网球是个么运动?我也没听到过。但我知道,被体校教练选中的队员一定能进重点班,进了重点班才有机会加入专业队,所以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但从羽毛球专业改到网球,这是个很大的事情,夏教练让我带父母过来谈谈,同时也看看我父母的身高是否理想。网球对身高有一定要求,要预测小队员们未来的身高,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看看爸妈的高度啦。


第二天,我和爸爸妈妈就站到了夏教练面前,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上,夏教练和我爸妈谈得挺高兴。出乎我的意料,爸妈对于转专业的事很爽快地就表了态:“行!没有问题。”


事后妈妈承认,她一直担心我在羽毛球队会被大孩子们欺负—当时羽毛球队的管理不很严格,教练不在的时候,年龄大、入队早的队员会捉弄小孩子,那时我们都是小毛头,大孩子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爸妈很担心,因此很干脆地将我转到了网球队。


教练对我父母的身高也很满意,我爸爸一米七五,妈妈一米六六,在湖北人里算比较高的,而通过测骨龄得到的结果是:我将来可能会长到一米七二左右,这个结果也让教练很满意。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网球还是项人们很少听到的运动。那时候,中国人心中的偶像是女排队员,电视里播放的是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郎平、孙晋芳、周晓兰这些名字是多么响亮啊!乒乓球也是大受欢迎的运动,学校的水泥乒乓球台周围永远围着一群人。白色的小球与球台清脆的撞击声上课都听得到。网球……谁晓得网球是么事?我家人一开始管网球叫“毛球”,因为圆溜溜的球身上有许多黄绿色细毛。第一次去中山公园的网球场找夏教练时,看到很多人都在打“毛球”,那场面可真是新鲜。


那时想找块好一点儿的网球场地都很难,电视台也很少转播网球赛事。即使是在武汉这样一个大城市里,了解网球的人也是少而又少。


夏教练还问过我:“怕晒太阳吗?”我马上回答说不怕,心里还纳闷,想着太阳离我那么远,我为什么要怕啊,现在想想可能教练是想问我怕不怕被晒黑吧。她说,不怕就行,场地在室外。


我就这样离开了羽毛球队,转向了网球。在网球场上,我见到了我未来的队友们,她们个个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黑黝黝的(现在这种肤色应该叫古铜色,很流行的),好像一群非洲小朋友。


夏教练说,你要进体校的球队打球,可以,但是你要先打败我手下一个队员。爸爸显然是很希望我留在网球队的,所以我必须打败一个“非洲小朋友”。


我开始了这项艰苦的尝试。


我用力地挥舞球拍,尽可能地让球落到对手始料未及的区域。但是没有用,不管我多么用力,多么凶狠地发球,从网对面返回的球一定会更快、更凶猛。黄绿色的小球像一颗流星一样迅疾地飞过来,我必须不停地跑动才能勉强接到球。


多年后我仍然会经常梦到儿时练球的场地,会想起当我最初踏上球场时那些从高处呼啸而来的发球,有时它们会冲向一个你预料不到的地方,有时它们甚至会狠狠打在你身上,你必须尽早挥拍,在它还来不及发威前截住它,改变它的轨道,让它臣服于你,让它明白在这个场地上,你才是说话算数的赢家。


只有当你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时,你才会超越自己。


我很感谢教练对我的严格训练。跟比我大、比我入队早的队员练球虽然辛苦,却极好地锻炼了我的心理素质,网球水平也进步很快。就这样练了一两个月后,夏教练就对爸爸说:“这孩子不错,让她进业余体校吧,免得夜长梦多。”


言下之意是挺看重我,怕我被别的队抢走。资质优秀的队员有时会被其他球队的教练“截流”,这也是常有的事。


爸妈自然没什么不愿意的,教练看重我,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爸爸把行李码在自行车后架上,我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进了业余体校的宿舍。那一年我8岁,是业余体校最小的网球学员。


我们的宿舍在一栋简易楼的二层楼上,这座楼离网球场很近,出了房间就可以看到球场。十几个小朋友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大家睡的是简易的双层床,每个人专业都不一样,除了网球班的,还有练击剑和田径的。我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巨大的新家,多好啊,有这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耍。


爸爸妈妈把我安置好就离开了,我自己去球场上跟要好的队友们会合,兴高采烈地描述我搬进新家的感受,这种快乐一直持续到睡觉前。当我躺在床上才忽然惶恐起来—怎么,我是要自己睡了吗?爸爸妈妈都到哪里去啦?


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后要离开家独自生活了。


体校管理非常严格,我每天放了学就得马上回去训练,一天中只有晚上的时间是自由的,即使我家就在离体校四站路的地方,我每周也只能回一次家,一次只能回去一天的时间—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周六下午训练结束后,爸妈接我回去,周日晚上9点钟之前我必须归队。爸爸的工作老是出差,只有休息日才在家,爸爸几乎每个周六都来接我,我知道,他也很挂念我。当时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的下午,训练完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回家,那个时候我可以对爸爸撒娇,说出训练时候的辛苦。


唯一的安慰是妈妈每天傍晚都会从家里坐公共汽车(大概20分钟左右)到体校来辅导我做家庭作业,风雨无阻。这是我一天中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有时她来晚了,我就站在阳台上,牢牢望向大门口。妈妈不来,我就不下来。


妈妈每次来都带点我爱吃的零食,我吃东西,她就站在旁边帮我洗饭盒,收拾收拾床铺。等我吃完,她辅导我做作业,帮我洗衣服,我们母女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一直等到10点钟我上床睡觉,我妈才会回家。


那些分离对我和妈妈来说都是不那么轻松的,我记得自己在夜晚将近时是多么失望,但我不能赖着妈妈不让她走,我已经8岁了,我是大孩子了。我也知道我的哭泣会让她难受,而且什么结果都改变不了。


唯一体面的告别方式似乎就是闭起眼睛装睡,等妈妈走了,再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面偷偷低声啜泣—绝对不能大声哭,让室友听到很丢脸的。我妈很快就觉出了蹊跷:怎么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有一次她走出房间后,站在窗户旁边看了几分钟,才看到我钻出被子,面对墙壁,肩膀因为啜泣而轻轻抖动。很多年后,她告诉我说,当时她难过极了,很想带我回家。


但最后她也只能咬咬牙离开,想着周末要爸爸给我多做几个好菜。


日子长了,我逐渐适应了体校的生活。同学们全比我大,对我这个小丫头都很照顾,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了网球上,不再哭着入睡。这让家里人也比较放心。很多小朋友住在一起,每天可以听到很多很新鲜的事情,尽管当时可能有的听不懂,我还是觉得很快乐。就算我妈临时有事不能来,我也不那么难受了。


业余体校的生活是艰辛而快乐的,每天早上6点出早操,出完操在食堂吃早饭,然后7:30出发去上课,放学回来接着训练。对我来说,最痛苦的就是冬天从暖和的被子里爬出来出早操。我们要围着四片网球场跑步,冬天天亮得很晚,我们跑步的时候就偷懒,只顺着网子跑,还以为教练不知道。可是等天亮后,教练会去检查脚印,被检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时真的单纯得有点傻傻的,以为自己的小计谋可以得逞。


每天早上,出完早操,吃完早饭,我自己走到学校去上学。我记得从食堂走到学校要15分钟,体校的同学没有和我一个学校的,大家走着走着就散了,只有我匆匆忙忙地沿着马路往学校赶。马路两边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我认识梧桐树,一到秋天它们就掉我一脸毛毛。


放学后要赶紧回体校训练。体校的孩子们是没有假期的,别人放假的时间就是我们训练的时间。当时武汉市好像有个针对小学生的福利政策:每周四下午不用上课。但对我们来说,周四下午是个很重要的时段:那天我们要留在队里打循环赛。


刚开始训练的两年,我对网球热情很高,每天放学后恨不得跑步回去训练。90年代初打网球,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那时我们训练的网球场是露天的,没有硬地球场,当然更不可能有草地或是红土地,我们只有灰色的沙土地。练习前队员们要自己先下去做场地。


做场地也蛮好玩的:先用脚蹭出线的位置,然后再推着小车用石灰水画线。武汉的夏天气温40c是常事,薄薄的“回力”鞋底在沙土地上画线,脚底板都热辣辣地烫。那时候的经济实力还支付不起“耐克”,“回力”就是最好的装备了。


除了球鞋,拍子也是个问题。那个年代可没有为儿童特制的小号球拍,我们用的都是成人使用的木头拍子,沉甸甸的,非常坠手。木头拍把摩擦系数大,打不了半天手上就会磨出水泡,要等水泡变大、涨破,最后结成茧子,打起来才不会觉得疼。


我对痛感一直很迟钝,人家说我是那种“长颈鹿女孩”—周一被刺扎到脚,周日才会反应过来,因此对手上的水泡,我并不放在心上,我比较担心膝盖。


开始打对抗的时候我们还是孩子,重心不稳,沙土地很容易摔倒,孩子们几乎每天都把膝盖磕得鲜血淋漓。运动员摔摔打打是常事,我们也不会把这当回事。业余体校没有队医,都是教练带着我们去水龙头底下把伤口上粘的沙子冲一下,胡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就接着上场打球了。体校的小孩是不兴动不动就哭天抹泪的。再说大家都有伤,别个都忍着,就你一个人哭,怎么好意思哪?那时候我们如果第一次摔跤用的是红药水,下次就会选择紫药水,颜色不一样会感觉比较好玩。小时候真的单纯得可爱。


要说疼,最疼的是摔到旧伤口,之前的伤疤会裂开,疼得很。经常是受伤的部位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又摔到同样的部位。我记得有一次膝盖上面结的痂有一两厘米厚,裂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积了好多脓血和没剔干净的沙粒,那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结果。所以现在看到膝盖上的疤痕,我还是会在心里为当时自己的坚强而默默鼓掌。


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在中山公园。因为是在开放的公园里,导致每次训练都会有很多人来围观,对,就是围观。可能大家觉得很稀奇吧—那么多小朋友在场上狂奔,分不清男女,全部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很黑(现在学名是古铜色)。特别是当有小朋友摔跤的时候,有的人会心疼,但有的人却是会捂着嘴大笑着看热闹。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很快乐的,有那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打球。


父母偶尔下班也会过来看,但大多数时间他们会刻意错过那个时间段,因为看着实在太心疼了。


父母看到我腿上的疤痕就脸色凝重,我倒是毫无感觉。小孩子完全没有“好看”“难看”这些概念,我一直到成年后才发现自己的腿上伤痕累累,很不好看。但在那时,几乎所有网球队的女孩子都不大看得出性别。为了打球方便,我们都把头发剃得短短的,穿着几乎所有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城市孩子们都穿过的类似式样的运动服。


由于常年在室外打球,我们的脸上、身上都晒得黑黝黝的,很容易被错认成男生。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馋,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我只好说:“我不是哥哥,我是姐姐哪!”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开销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个子长得飞快,运动服几个月就穿不下了,这些都是要自己花钱买的,再加上学费、定期交食堂的饭费,爸妈在我身上的投入真不小。我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家庭,这笔支出对我家不是小数字,但每次要换装备的时候,父母都表现得非常轻松,他们不愿意我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不会让我觉得拮据。我的同学们家里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条件好很多,但当时,我一点儿差距都感觉不到。


打了两年网球,最初的新鲜劲儿渐渐过去,我开始在放学的路上磨蹭。从学校到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中间的商场门口有时会有人耍猴,我就站在那里看猴戏看到散场,再看商场挂的大钟,训练时间都快要结束了,赶紧往训练场跑,赶在结束前挥两拍。


我对网球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但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我的生活中蓦然抽离时,我忽然感到空虚。有一年暑假,我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时躲在二楼的阳台外面,结果不小心掉下阳台,摔在一块石头上,软组织挫伤了。大夫要我好好休息,暂时停止训练。


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终于不用顶着太阳打球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看电视、喝冰水了。


休息的第一天,我感到轻松愉快,还舒舒服服地睡了个懒觉。


第二天起,空虚就占领了我的心,我六神无主地在家里发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


在家里“养伤”三天后,我向爸爸求饶,让他带我去队里看看。队里的小朋友们见我回来都很开心,我也不想走了,就跟爸爸说,让他一个人回去,我就先留在队里训练吧。


爸爸哈哈一笑:“那我怎么和你妈交代?”


最后我还是留在了队里,当天就恢复了训练。


即使是周末回家,爸爸也会带我去打球,不过不是在训练场打,而是在父母陪同下,去武汉市青少年宫的网球场打。我们三个人带着晾好的白开水和洗干净的水果赶到青少年宫。那里打网球的都是成年人,20多岁的小伙子居多,也有人陪练。陪练是要收钱的,一小时5块钱,这在那个年代是蛮贵的价格了,但爸爸毫不犹豫地说:“打。”


最初跟陪练打,我是有点吃力的,小姑娘和成年男子的力道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打起来很辛苦,但打着打着就慢慢适应了,也摸出了一点儿门道。渐渐地还在青少年宫打出了一点儿小名气,每次一去就有人主动邀请我打球,还蛮风光的。可能是因为我的架势挺专业,不像一个初学的小姑娘吧。


我很喜欢启蒙教练夏溪瑶,她性格温和,总和我们一起嘻嘻哈哈的,不像别的教练那么严肃,我小时候最喜欢她。考虑到我们都还是小学生,夏教练把训练时间安排得比较灵活,作业多的时候,她会让我们少训练一会儿,留出足够的时间把作业写完,等到作业少的时候再把运动量加上去。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数学尤其出色,还曾经被老师带去上过一段时间的奥林匹克班。数学考试的时候我习惯倒着做卷子—这也是优等生用来表示自信的一种方式,我信心满满地先做后面的大题,再做前面的填空选择。


在数学课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障碍。


相比之下,语文就差多了,我讨厌语文课,我的语文卷子一般只有七八十分,比数学差远了。好在爸妈对我的教育一直比较宽松,每次考试卷子都要带回家给家长签字,爸妈看过就签了,印象中,他们从来不曾对我说过“别人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这种话。从这一点上说,我比很多同龄人都要幸运。


随着我年龄渐长,训练和学习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只是退个奥数班那么简单了。


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小升初”考试前,我在学校复习功课,整整一个月没去训练。老师和教练都对我意见很大。当时我在武汉单洞新村小学就读,班主任黄老师对我期望很大,一直劝说我父母让我专心升学,放弃网球。她说打网球如果打不出成绩,以后很难有出息,不如收心好好考个学校。而夏教练的意见则相反,她认为我网球前景不错,顺利的话,会有“打出来”的一天。


老师很希望我不再打球,教练则希望我全心训练。两边都是为我好,都苦口婆心,我爸妈被顶在磨盘中心左右为难。20世纪90年代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还占据了社会主流,大家对运动员有些成见,好像搞体育的就特别笨似的。我们自己心里也没什么底气—搞体育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就一定能“打出来”。当时湖北省队的余丽桥教练曾经是亚洲冠军,那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可是厉害得不行了,可我和同学一起坐公交车回家时问他:“余丽桥你认不认得?她是亚洲冠军!”同学老实回答:“不认得。”这让我很震惊:网球这么不受关注!亚洲冠军这么厉害,可说出名字来,大家都不知道,这让我非常有挫败感。


许多同学都在那时陆陆续续放弃了网球,但爸爸最终还是为我选择了继续打球这条路。回家后他没有提到老师在家长会上的抱怨,而是让我继续专心练球。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感受到教练和老师之间的竞争和对彼此的不屑。


老实说,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我曾经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该踏上网球这条路。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孩子都在做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事,许多人不喜欢数学奥赛班,但他们的父母喜欢说“我的孩子在奥数班”,于是他们就得坐在教室里,挖空心思地考虑“已知笼子里共有鸡和兔15只,共有40条腿,那么鸡和兔各有几只”的问题。我对网球说不上多热爱(有时简直就是痛恨),但我还是坚持练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我坚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


当我坐在教室里试图为枯燥的课文分段,并总结归纳段落大意的时候,我偶尔会思念网球场上明媚的阳光,以及网球撞击在拍子上的响声。但当同学们尽情享受着寒暑假,或是聚在一起讨论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剧情时,我就只能木着脸走开—我没有寒暑假,他们说的电视剧我都没看过,我没有时间看电视。


11岁那年,我和业余体校的另外几个队友进了省队的集训队,我们的指导教练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亚洲冠军余丽桥。从11岁开始,她就是我的教练,一直带了我9年,到我第一次退役。


余教练告诉我们,进省队的名额只有一个,想要从集训队进入专业队,就要更加努力地训练。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竞争”两个字的含义。我们几个人都住在一间宿舍里面,每天一起吃饭,一起训练,都是亲如手足的好朋友。和好朋友“竞争”,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加上我在这些队员里年龄最小,家里经济条件也很一般,虽然成绩算是比较不错的,但也没有胜出的信心。


正在患得患失的时候,一个新的机会忽然出现在眼前—作为集训队的队员,我有时可以代表湖北队出去打一些锦标赛或者业余赛,在某场比赛中火车头队的教练相中了我,并和我爸爸取得了联系,表示希望我能到火车头队打球。


爸爸很犹豫,因为对我能否加入湖北省队没把握,但又不甘心让我去火车头队—当时的湖北是网球强省,连续出了好几个全国冠军,火车头队虽然实力也很强劲,但比湖北队还是略逊一筹。


爸爸在反复思索后,最终婉转地谢绝了火车头队的教练。爸爸一直希望我能成为全国冠军,湖北队作为网球传统强队,无疑是培养冠军的最佳土壤。


爸爸和我那时都没想过日后会有“大满贯”这类比赛,我们的梦想止步于全国冠军,能打到国内第一,已经觉得是莫大的荣耀。另外,爸爸也有一些更现实的顾虑—湖北队离我家的距离不过三站路,如果我去了火车头队,想多见我几面就很难了。


这些事情,我当时一无所知,直到爸爸走后,妈妈才告诉我当时爸爸有多焦虑。


爸爸的病时好时坏,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他给我的教练余丽桥写了一封信,语气非常诚恳谦恭。大意是感谢教练对我的栽培和指导,自己身患重病,时日无多,只能把我的未来托付给教练了,希望教练多多帮助我,不要客气,该批评就批评该教育就教育……这封信余教练留了很长时间,还叮嘱队里的同事“万一李娜家出了什么事情,随时准假”。


这时候爸爸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


爸爸的病起源于一根小小的血管。最初爸爸觉得胃疼,没当回事,以为是常年奔波得了胃病,调理一下就会好。1992年,忽然高烧不退,他才去做了彩色b超检查,检查结果是:先天性血管狭窄—一根位于肝脏与心脏之间的血管因为太过狭窄而堵塞,血流不畅通引起了高烧。医生说,这种病在全世界都很罕见。


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将血管切除,换成人造的塑料血管。当时医学还不是很发达,人造血管也都是国产的,最多使用4年。


我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爸爸不准任何人和我谈论他的病情。这根细细的人造血管像一个恶毒的诅咒,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一样深深埋入他的腹腔。1996年,人造血管如同先前说的一样,只工作了4年就开始萎缩了,血液无法通过,形成了肝腹水,严重时,爸爸连呼吸都无法进行。


这时我正在北京集训,为之后在深圳的青少年赛作准备,爸爸反复叮嘱大家不要让我分心,妈妈也不敢告诉我爸爸的真实病情。最后一次见爸爸是在火车站,当时很多小朋友一起在北京训练,我和小队员一起从北京坐火车去深圳时,火车经过武汉,爸爸让我下车,我们父女俩在站台上见了一面,见面不到5分钟。之前的三个月我一直没见到爸爸,这次见面,看到爸爸拖着臃肿的身体艰难地迈着步伐时,我大吃一惊,爸爸怎么憔悴成这样,跟变了个人似的?不过爸爸一直跟我说不要担心他,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陪着我到现场看我比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谎言,直到现在我还在自我欺骗地坚信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如果那个时候我聪明一点不会没有想到爸爸的病,不会见不到爸爸的最后一面,不会直到现在想起爸爸时还会心痛。


在深圳的每一天,我都会跟妈妈通电话,妈妈说爸爸身体恢复得很快,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了,我心中纳闷,爸爸病了好几年了,怎么好起来这么快?不过妈妈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就一定是真的。我还叮嘱妈妈让她看好爸爸,大病初愈,不要走动太多。后来才知道,妈妈接电话的时候,爸爸正在手术室里抢救。


我家的经济条件原本就算不上好,爸爸生病后就更加拮据。爸爸的单位效益不好,虽然有医保,大多数医药费还是得我们自己想办法。那段时间,妈妈最受煎熬,以前家里大事小情有爸爸做主,她也习惯了凡事由爸爸操办,现在爸爸病得卧床不起,妈妈只能自己去亲友家走动借钱。刚开始还能筹到一些,后来就只能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债主们也有他们的顾虑: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这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呢?


妈妈忧虑得连哭都不会哭了,她自幼衣食无忧,从没这样四处求告过。爸爸有一段时间经常陷入昏迷中,妈妈一看到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第一次抢救过来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爸爸的身体没出现过突发状况,第二次抢救后,他只有20天左右的时间是清醒的,第三次他维持了10天……最后就完全意识模糊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一封一封地发,我们却没有能力送爸爸去好一点的医院。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爸爸说他不想去了。就在妈妈单位隔壁五医院的分院打了一针氨基酸,然后在妈妈单位休息,妈妈一边照顾爸爸一边上晚班。那段时间爸爸试图自杀过一次,他说想吃包子,支开了妈妈,妈妈提着包子和菜走到楼下时,隔壁的朱师傅把头探出窗户大喊:“小李!小李快上来!你家出事了!”妈妈进门就看到满地的血,赶紧和叔叔一起把爸爸送到了六医院抢救。


此时的妈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人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是对的,人到了这般田地,才会真正看清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最让我和妈妈心寒的是奶奶很早就表示了放弃,爸爸生病时,奶奶当着我的面说了一句:“死马当做活马医吧。”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他们有五个儿子,漫不经心地养活着他们,即使一个不在了,后面也还有四个。可是我只有一个爸爸。


后来妈妈跟奶奶借钱付医药费,奶奶很直接地说:“我借不到。”转天就带着家人去买新衣服了。小叔叔只比我大7岁,当时还在念大学,奶奶二话没说就拿出钱来给叔叔交学费。


父亲去世后,我和爷爷奶奶加起来见面不超过三次。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和苦衷,但是我没办法忘记,没办法原谅,起码现在还不能。我不愿意见他们,见到他们就会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


爸爸去世是在1996年11月14日。他是1957年出生的,离世的时候,连40岁都不到。


不久后,我就在湖北省队注册,成为湖北队的正式队员,朋友们都祝贺我,但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进入省队,成为全国冠军,是爸爸一直希望看到的结果,可他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一切,就早早地离去了。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余指导那里看到了爸爸当年留给余指导的一封信。


万箭穿心。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何其真实,又何其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