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写作杂谈

作者: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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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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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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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542字

我是一个国文教师,我的国文教师生活的开始可以说也就是我的写作生活的开始。这就决定了我的作风,若是我也可说是有作风的话。我的写作大体上属于朴实清新一路。一方面自己的才力只能作到这地步,一方面也是国文教师的环境教我走这一路。我是个偏于理智的人,在大学里学的原是哲学。我的写作大部分是理智的活动,情感和想象的成分都不多。虽然幼年就爱好文学,也倾慕过《聊斋志异》和林译,但总不能深入文学里。开始写作的时候,自己知道对于没希望,尝试的很少。那时却爱写诗。不过自己的情感和想象都只是世俗的,一点儿也不能超群绝伦。我只是一个老实人。或一个乡下人,如有些人所说的。外国文学的修养差,该也是一个原故。可是我做到一件事,就是不放松文字。我的情感和想象虽然贫弱,却总尽力教文字将它们尽量表达,不留遗憾。我注意每个词的意义,每一句的安排和音节,每一段的长短和衔接处,想多少可以补救一些自己的贫弱的地方。已故的刘大白先生曾对人说我的小诗太费力,实在是确切的评语。但这正是一个国文教师的本来面目。


后来丢开诗,只写些散文;散文对于自己似乎比较合宜些,所以写得也多些。所谓散文便是英语里的“常谈”,原是对“正论”而言;一般人又称为小品文,好似对大品文而言,但没有大品文这名称。散文虽然也叙事、写景、发议论,却以抒情为主。这和诗有相通的地方,又不需要的谨严的结构,写起来似乎自由些。但在我还是费力。有时费力太过,反使人不容易懂。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有一处说到“无可无不可”,有“无论是升的沉的”一句话。升的“无可无不可”指《论语》里孔子的话,所谓“时中”的态度。沉的指一般人口头禅的“无可无不可”,只是“随便”“马虎”的意思。有许多人不懂这“升的沉的”。也许那句话太简了,因而就太晦了。可是太简固然容易晦,繁了却也腻人。我有一篇《扬州的夏日》(在《你我》里),篇末说那些在城外吃茶的人回城去,有些穿上长衫,有些只将长衫搭在胳膊上。一个朋友说穿上长衫是常情,用不着特别叙出。他的话有道理。但这并不由于我的疏忽;这是我才力短,不会选择。我的写作有时不免牵于事实,不能自由运用事实,这是一例。


我的《背影》、《儿女》、《给亡妇》三篇,注意的人也许多些。《背影》和《给亡妇》都不曾怎样费力写出。《背影》里引了父亲来信中一句话。那封信曾使我流泪不止。亡妇一生受了多少委屈,想起来总觉得对不起她。写《给亡妇》那篇是在一个晚上,中间还停笔挥泪一回。情感的痕迹太深刻了,虽然在情感平静的时候写作,还有些不由自主似的。当时只靠平日训练过的一支笔发挥下去,几乎用不上力量来。但是《儿女》,还有早年的《笑的历史》,却是费了力琢磨成的。就是《给亡妇》,一方面也是一个有意的尝试。那时我不赞成所谓欧化的语调,想试着避免那种语调。我想尽量用口语,向着言文一致的方向走。《给亡妇》用了对称的口气,一半便是为此。有一位爱好所谓欧化语调的朋友看出了这一层,预言我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我也渐渐觉得口语不够用。我们的生活在欧化(我愿意称为现代化),我们的语言文字适应着,也在现代化,其实是自然的趋势。所以我又回到老调子。所谓老调子是受《点滴》等书和鲁迅先生的影响。当时写作的青年很少不受这种影响的。后来徐志摩先生,再后来梁宗岱先生、刘西渭先生等,直接受取外国文学的影响,算是异军突起,可是人很少。


话说回来,上文说到的三篇文里,似乎只有《背影》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也不尽然。《背影》里若是不会闹什么错儿,我想还是平日的训练的原故。我不大信任“自然流露”,因为我究竟是个国文教师。


国文教师做久了,生活越来越狭窄,所谓“身边琐事”的散文,我慢慢儿也写不出了。恰好谢谢清华大学,让我休假上欧洲去了一年。回国后写成了《欧游杂记》和一些《伦敦杂记》。那时真是“身边琐事”的小品文已经腻了,而且有人攻击。我也觉得身边琐事确是没有多大意思,写作这些杂记时便专从客观方面着笔,尽力让自己站在文外。但是客观的描叙得有充分的、详确的知识作根据,才能有新的贡献。自己走马看花所见到的欧洲,加上游览指南里的一点儿记载,实在太贫乏了,所以写出来只是寒尘。不过客观的写作却渐渐成了我的惟一的出路。这时候散文进步了。何其芳先生的创作,卞之琳先生的翻译,写那些精细的情感,开辟了新境界。我常和朋友说笑,我的散文早过了时了。既没有创新的力量,我只得老老实实向客观的描叙的路走去。我读过瑞恰慈教授几部书,很合脾胃,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从前曾写过几篇论说的短文,朋友们似乎都不大许可。这大概是经验和知识还不够的原故。但是自己总不甘心,还想尝试一下。于是动手写《语文影》。第一篇登在《中央日报》昆明版的《平明》上,闹了点错儿,挨了一场骂。可是我还是写下去。更想写一些论世情的短文,叫做《世情书》。试了一篇,觉得力量还差得多,简直不能自圆其说似的,只得暂且搁下。我是想写些“正论”或“大品文”,但是小品文的玩世的幽默趣味害我“正”不住我的笔,也得再修养几年。十六年前曾写过一篇《正义》(见《我们的七月》),虽然幼稚,倒还像“正义”,可惜没有继续训练下去。现在大约只能先试些《语文影》。这和《世情书》都以客观的分析为主,而客观的分析语文意义,在国文教师的我该会合宜些。


我的写作的经验有两点也许可以奉献给青年的写作者。一是不放松文字,注意到每一词句,我觉得无论大小,都该从这里人手。控制文字是一种愉快,也是一种本领。据说陀斯妥也夫斯基很不讲究文字,却也成为大家。但是他若讲究文字,岂不更美?再说像陀斯妥也夫斯基那样大才力,古今中外又有多少人?为一般写作者打算,还是不放松文字的好。现在写作的青年似乎不大在乎文字。无论他们的理由怎样好听,吃亏的恐怕还是他们自己,不是别人。二是不一定创作,五四以来,写作的青年似乎都将创作当做惟一的出路。不管才力如何,他们都写诗,写散文,写戏剧。这中间必有多数人白费了气力,闹得连普通的白话文也写不好。这也是时代如此,当时白话文只用来写论文,写文学作品,应用的范围比较窄。论文需要特殊的知识和经验,青年人办不了,自然便拥挤到创作的路上。这几年白话文应用的范围慢慢儿广起来了,报纸上可以见出。“写作”这个词代替了“创作”流行着,正显示这个趋势。写作的青年能够创作固然很。好,不能创作,便该赶紧另找出路。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的最大的出路,便是新闻的写作。新闻事业前途未可限量,一定需要很多的人手。现在已经有青年记者协会,足见写作的青年已找出这条路。从社会福利上看,新闻的写作价值决不在文艺的写作之下,只要是认真写作的话。


1943年9月二人生你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