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去世前的政治势力，可以说有三股力量：刘邦吕后一股，异姓诸侯一股，功臣列侯一股。刘邦系和诸侯系，构成两大阵营，功臣系则站在刘系一边。所以，萧何会不顾他跟韩信的老交情，与吕后联手灭了韩信。

这时，刘邦和吕后俱为一体。支持吕后，就是支持刘邦。张良和叔孙通等人力挺刘盈，功臣系无一人支持戚夫人和赵王如意，道理就在这里。

但惠帝以后，情况就变了。

惠帝之前，诸侯系已不复存在；惠帝之后，刘邦系也不复存在。依然存在的，只有功臣和吕后。吕后以前姓刘，现在姓吕；以前是刘邦系的发言人，现在是新势力的总代表。

这股新势力，就叫外戚。

新势力茁壮成长并不奇怪，高祖和惠帝留下了权力真空，吕家也资本雄厚。刘邦起兵沛县，吕氏举家跟随；兵败彭城，又多亏吕泽接应。吕后妹夫樊哙，更是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吕氏家族，功勋卓着。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吕后。吕后不是花瓶，而是实力派。除被俘期间外，每次刘邦出征，都是吕后帮他看守大本营。刘邦去世后，大汉帝国更靠吕后一手经营。她的威望是自然形成的，也有当家做主的资格。

这时能与之抗衡的，只有宗室。

宗室主要是刘姓诸侯，比如齐王刘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但宗室虽然姓刘，却代表地方；吕后虽然姓吕，却代表中央。功臣系该选谁？

陈平和周勃选择了吕后。

中央集权是大方向，陈平和周勃也无可厚非。但，吕后去世，诸吕还能再代表中央吗？

不能。

这，才是政变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吕后驾崩，平衡就被打破。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重新洗牌，进行权力的再分配。刘章和刘襄起兵于外，陈平和周勃政变于内，虽非共谋，亦非偶然。

宗室和功臣的矛头，一致指向了外戚。

而且心照不宣，不约而同。

与此同时，积怨也爆发了。这当然该由吕后负责。吕后对功臣是不放心的，甚至不惜兔死狗烹。史家说汉初“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应该说基本属实。她先杀赵王如意，再杀淮阳王刘友，三杀梁王刘恢，更是事实。

功臣也得罪了，宗室也得罪了，岂非自绝于天下？

诸吕的寡助不在失道，而在失人。

同样，齐王刘襄算盘落空，也不完全因为琅琊王刘泽的反对，更因为陈平和周勃他们，绝不再想要一个强势的皇帝。当然，太弱也不好。最好是能与群臣和谐相处，实现此刻的平稳过渡，将来的君臣共治。

何况高祖所封十王，已死者六，失国者五，楚王刘交和吴王刘濞不是高祖子孙，淮南王刘长又年纪太小。

父死子继，国赖长君，刘恒成为不二人选。

代王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薄姬在刘邦那里不受待见，靠着闺蜜帮忙才被临幸一次，而且那次临幸还出于刘邦的怜悯。不过刘恒母子却因祸得福。他们被吕后放过，在大清洗中幸免于难。

哈，吕后只知道防小三，没想到还要防小四。

大臣们也没想到，不起眼的小四并不简单。刘恒稳稳当当地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死后谥为文，号太宗。

太宗是仅次于太祖或高祖的庙号，超过文的谥号也不多。事实上秦汉两代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四大天王”：始皇帝嬴政，高皇帝刘邦，文皇帝刘恒，武皇帝刘彻。

汉文帝，为什么会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

原因很多。但最为后世称赞的，是仁。比方说，生活俭朴，让利于民，宽以待人，等等。他在元年十二月，就废除了株连九族的连坐法。二年五月，废诽谤妖言罪。十三年五月，又废除刺青、削鼻、断足三种肉刑。

所以，司马迁和班固都说他仁。

其实，汉文帝的仁被夸大了。比如功臣周勃，就被他制造冤假错案关进监狱，只不过后来又放了出来。但比起刘邦和吕后之对待彭越，确实要算仁。

对待宗室也如此。

被吕后割走的城阳、济南、琅琊三郡，刘恒都还给了齐王刘襄。失去地盘的琅琊王刘泽，则改封燕王。刘友被吕后害死，便封他的儿子为赵王。

这可真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三月，文帝就将城阳郡封给了刘章，济北郡封给了刘兴居。刘襄的儿子刘则去世后，更将齐国分成齐、济北、济南、川、胶西、胶东、城阳七个王国，统统封给了老齐王刘肥的儿子。

赵国也被一分为二，大的一块给刘友长子为赵王，小的一块给刘友的少子为河间王。淮南国则在刘长死后一分为三，变成淮南、衡山和庐江三个王国。

就这样，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摆平了宗室和功臣两大派系。此后随着陈平、周勃等人的相继去世，功臣系也不复存在。吕后时代的三股力量（外戚、功臣和宗室）先后退潮，汉帝国迎来了长治久安的新局面。

文帝，岂能不谓之文？

汉文帝的温柔一刀，据说是受到贾谊的启发。贾谊认为，当时帝国的主要危险，是外有匈奴，内有诸侯。这些诸侯虽然都是同姓，却不等于不会谋反。最好的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说，将大王国分裂成中王国，中王国分裂成小王国。国小力弱，就成不了气候。

26不难想象，这种做法只要持之以恒，宗室的危险就会最终消除。后来的汉武帝，就是这样做的。

可惜这一方针，最后却被破坏。

于是，灾祸再起萧墙。

七国之乱

破坏文帝方针的，叫晁错。

晁错原本是汉文帝太子刘启的老师。文帝驾崩，刘启继位，是为景帝。景帝视晁错为智囊，言听计从。晁错也蠢蠢欲动，极力主张尽快解决宗室问题。

他出的主意，是削藩。

藩就是藩王，也就是诸侯。削藩，就是削弱诸侯们的力量。这并没有错，汉文帝就是这样做的。但文帝分齐为七，分赵为二，分淮南为三，得到封国的仍是诸侯王的子弟。晁错却不同，是要把王国的郡县夺归中央。

软刀子割肉不疼。何况按照文帝的做法，割下来的肉仍然烂在锅里，诸侯没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话说。晁错的做法却是虎口夺食，诸侯岂肯拱手？

逼急了，没准会造反。

晁错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说，削藩是迟早的事，造反也是迟早的事。削，他们会反；不削，他们也反。早削早反，后患小；晚削晚反，后患大。等到各路诸侯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想削都削不了啦！

景帝觉得有道理，于是下令削去楚国东海郡、赵国常山郡、胶西国六县、吴国会稽郡和豫章郡。

令下，七国反。

造反的诸侯，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王刘贤、胶西王刘（读如昂）、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所以叫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打出的旗号是：入诛汉之贼臣晁错。

领头的吴王刘濞气焰嚣张。他照会各国声称：敝国虽小，也有三千里；我军虽弱，也有五十万；寡人虽贫，也节衣缩食三十年。吴国在天下各处都有存款，各位大王要犒赏三军，尽管用钱，跟寡人打声招呼就行。

刘濞又在国内总动员。他说，寡人今年六十二，亲自将兵；寡人的小儿子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以，从十四到六十的男丁，都要出征。

结果，刘濞兵力猛增。

如此架势，汉景帝始料未及，方寸大乱。

晁错也慌了手脚。实际上，此人是个书呆子，情急之下竟连出昏招，居然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这就等于把安全留给自己，危险留给皇上，何况麻烦还是他自己惹出来的。难怪群情激奋，皆曰可杀。

汉景帝心里，恐怕也咯噔一下。

晁错却毫无知觉，又想公报私仇，利用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职权，要杀总跟自己作对的政敌袁盎，理由是袁盎曾说吴王不会造反，肯定是接受了贿赂。只不过，这一提议被监察官员们集体否决。

袁盎却得到了消息，紧急求见景帝。

景帝问袁盎：爱卿曾经担任吴国丞相，了解他们君臣的为人。你看吴楚之乱会怎么样？

袁盎说：不足为虑。

景帝大吃一惊：吴王头发白了还造反，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他会干吗？爱卿难道有什么妙计？

袁盎说：吴王和楚王作乱，是被晁错逼的。如今只要杀了晁错，派使节赦免吴楚七国，恢复他们被削之地，则兵不血刃而天下重归太平。

景帝沉默良久，然后说：朕不会因为爱护一个人，就不顾天下万民的。

十多天后，晁错被杀。

那么，刘濞他们退兵了吗？

也没有。

吴王刘濞甚至根本就不见前来宣诏的汉使袁盎。

和谈不成，就只能武力解决。

历时三个月的一场内战，最后以七国兵败、诸王皆死而告终。他们或者被杀，或者自杀，一个个身首异处。这是景帝没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会杀晁错。这也是吴王没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会那么猖狂。

然而两位功臣的结局，也不美妙。

功臣就是梁王刘武和太尉周亚夫。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汉文帝时为将。文帝到他的细柳营劳军，先是进不了营门，进去以后又被告知营中不能跑马。最后亚夫出来拜见皇帝，居然手持兵器一身戎装，拱手行军礼。

汉文帝感叹说，这才是真将军呢！临终前又告诉汉景帝：将来国家有难，亚夫堪当重任。

周亚夫也不负厚望，在这次战争中大破吴军，平定了七国之乱。但他的胜利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梁王刘武坚守在睢阳，拖住七国大军三个月之久。等到叛军筋疲力尽、弹尽粮绝，转而与亚夫作战时，已是不堪一击。

梁王也乘势痛击，战功跟周亚夫一样多。

显然，没有梁王，汉帝国不可能胜利。

梁王刘武支持中央并不奇怪，因为他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他俩的母亲窦太后甚至更喜欢这个小儿子。有太后宠爱又是功臣，梁王变得跋扈。他居然指使他人谋杀了袁盎等十多位大臣，原因是他们反对景帝立他为接班人。

这事直接导致了景帝与梁王的不和，梁王刘武最后也郁郁寡欢而死。他死后，梁国被分裂，变成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阴五个小王国。

梁王刘武死后一年半，周亚夫被诬下狱。

司法官问：君侯为什么要谋反？

周亚夫答：有什么证据说我谋反？

司法官说：就算现在没反，也打算死后在地下反。

周亚夫百口莫辩，只好去死。

一代名将周亚夫是绝食五天吐血而死的。汉景帝下此毒手，则是为汉武帝登基做准备。景帝曾看着周亚夫的背影说：这样的人，哪里是少主可以驾驭的！

周亚夫死后一年多，景帝驾崩，武帝继位。这时，列祖列宗已经做好了种种铺垫，单等他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