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哪个社会好(2)

作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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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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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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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392字

韩非说,天底下最高级的,莫过于道和德。道,弘大而无形;德,核理而普至。它们有什么作为呢?没有,却至高无上。而且,正因为居高临下无所作为,道才能生万物,德才能成阴阳。此外,秤能知轻重,尺能正长短,君能驭群臣,也都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独尊者无为,无为者独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独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样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当裁判员,那就不能再当运动员。


其次,君无为,才明智。


道理也很简单: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个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一个国家,要做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君主一个人做得完吗?既然做不完,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会做;君主闲下来,臣下就忙起来。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那么,是君主一个人忙合算,还是大家去忙合算?不用说吧!


第三,君无为,才安全。


道理同样简单: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会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东西就越多。如果君主还表现出操作具体事务的能力,底牌就会被摸得一清二楚。没有了神秘感,君主还怎么当?所以韩非说:“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


相反,如果君主永远都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测,臣下就战战兢兢,既不敢偷奸耍滑,又不敢欺上瞒下,更不敢觊觎政权。用韩非的话说,就叫“明君无为乎上,群臣竦(悚)惧于下”。


显然,这是强者的权谋。


权谋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不过,老子的权谋属于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一书再三强调统治者要放低身段,强调柔能克刚,弱能胜强,就因为他是弱势群体的代表(详见本书第五章)。


韩非却是强势的。或者说,他代表着强势的一方。对于这一点,韩非也毫不讳言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很清楚,君主可以无为,就因为“要在中央”,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君主才握有绝对权力。有此权力,君主才能无为,也才敢无为。


权力,是无为的前提。


集权,是无为的保障。


这就与老子和庄子都不相同。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基本上无须权力。庄子追求自然和自由,主张“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更只会反感和抗拒权力。因此,尽管老和庄有区别,但,无中心甚至无政府,却是一致的。


有中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实也赞成“无为而治”,只不过儒家更喜欢称之为“垂拱而治”。孔子认为,一种好的政治,就应该像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自然而然。只不过,这种好的政治来自道德。执政者必须“为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来感召民众,才可能像北极星一样“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没错,孔子的北斗是“道德中心”。


韩非的却是“权力中心”。占据这个中心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君主,包括当时各国的国王,更包括后来帝国的皇帝。他们,就是法家系统中的北极星。


当然,这些“北辰”也并非什么都不做。比如“使鸡司夜,令狸执鼠”,让臣民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便是君王要做的。他们需要做这些事,也必须做这些事。


因为这是权力的体现。


好在这项工作并不复杂。按照韩非的设计,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应该早巳将所有的闲杂人等,包括被称之为“五蠹之民”的儒生、侠士、食客、纵横家和工商业者统统消灭,只留下农民和战士,以及管理农民和战士的官员,很“干净”,也很“单纯”。


显然,这是一种专制。


然而这种专制却又是无为的。这不仅因为最高统治权和决策权在君主手里,还因为这种专制依靠的是所谓“法治”。用韩非的话说,就叫“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


也就是说,一切交给制度和法令。君主即便专制,也不必亲自动手。


对!人不治,法来治。


人不专制,法来专制。


这正是法家叫做“法家”的原因,也是法家及其主张备受争议的原因,必须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六章)。但可以肯定,韩非主张的无为而治,是有制度保障的。有此保障,君主便可安居其所,自有臣民前来效劳尽力。


也许,这就叫“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由此造就的,是“蜂蚁社会”。


没错。四体不勤大腹便便稳坐中央的君主,是蜂王或蚁后;那些什么想法都没有,只知道按照法定程序做贡献的臣民,是工蜂和工蚁。


这样的社会,也会有人喜欢吗?


有。


谁会喜欢?


墨家。


平等导致了独裁


墨家主张的,也是“蜂蚁社会”。


没错,法家在墨家之后,墨子在韩非之前。法家兴起时,墨家巳经衰亡。因此,墨家不可能去赞成韩非。但如前所说,墨法两家,既根本对立,又相互同情。那么,他们殊途同归,不可能吗?


完全可能,主张“蜂蚁社会”就是。


当然,这种相同,只是不约而同。事实上,墨法两家的蜂蚁社会,只有结构相同。其余,则性质不同,起因不同,实现方式也不同。韩非是“国家主义者”。他的主张只能用于国家,也只能靠君主去实现。墨子却是“社会主义者”。他的主张,自己就能实践。


在哪里实践?


在组织中。


与儒、道、法三家不同,墨家不仅是学派,也是团体,甚至是一种准军事组织。组织的成员叫“墨者”,组织的领袖叫“巨子”。巨子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导师,又是首领,对自己的弟子有生杀予夺之权,可谓说一不二,令行禁止,一呼百应,绝对权威。


墨子本人就是这样。


据说,墨子当巨子时,手下有一百八十人。他们忠心耿耿,训练有素。只要墨子一声令下,跳进火海走进刀山,脚后跟都不会转一下,迎着死亡就上去了,叫“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照这架势,如果领袖要他们做人肉炸弹,估计也干。


黑社会吗?恐怖组织吗?


不,和平组织。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组成墨家团体的应该是一群善良的人。他们爱和平,勤劳动,能吃苦,守纪律,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墨子本人,更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就跟商鞅和韩非要建立和维护的王国完全两样,怎么也是蜂蚁社会?


因为理想,因为价值观。


那么,墨家的理想和价值观又是什么?


公平与正义,还有平等。


的确,墨家是追求平等的。他们反对仁爱,主张兼爱,就因为仁爱有等级,兼爱讲平等。墨子主张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也为了追求平等。


墨家的这一追求,倒是跟法家相同。法家也是讲平等的。法家的主张,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巳由商鞅的实践证明。商鞅虽然没能法办太子,却法办了太子的师傅,也算“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何况法家的主张,还有“君主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更不难做到。因为在法家的系统中,臣民本来就是君主的工蜂和工蚁,有什么区别?


所以,法家讲平等,没问题。


法家没问题,道家也没有。道家的主张,是“道的面前人人平等”。这可是只需要一个念头。同样,儒家也没问题,因为儒家根本就不讲平等。他们的主张是对等,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看来,有问题的,唯独墨家。


什么问题?


一个社会人人平等,一旦意见分歧,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现实,不能不回答。


韩非的办法是“唯法”,墨子的办法是“尚同”。


唯法好理解,就是一切听法的。包括君主,也得依法行政,唯法是从。这就叫“动无非法”,也就叫“以法治国”。实际上,只要能“奉公法,废私术”,做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就平等。36那么,什么是尚同?


尚就是上,尚同就是上同,也就是同上,即一切思想、观念和意见,都必须统一于上级,最终统一于上天。而且,这种统一是绝对的,毫无价钱可讲,叫“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


显然,这是一种绝对的服从。


绝对服从对于一个准军事组织来说,是一点都不奇怪甚至完全必需的。问题是,下级固然人多嘴杂,上级也并非只有一人,那又怎么办?


墨子的办法,是“逐级尚同”。


所谓“逐级尚同”,就是村民意见分歧,由里长统一意见。里长统一不了,听乡长的。乡民意见分歧,由乡长统一意见。乡长统一不了,听国君的。国民意见分歧,由国君统一意见。国君统一不了,听天子的。有天子,最后总能统一起来。


这办法,可谓“墨家民主集中制”。


表面上看,这里面有“民主”。墨子规定,下级和群众有意见,可以提,上级也要听。但他同时又规定,如果下级和群众不反映情况,要受惩罚。那么请问,这种所谓的“民主”,是权利呢,还是义务?


何况更重要的是“集中”。而且,按照逐级尚同的逻辑,最高思想权、话语权、决策权和裁判权,还在天子。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


这是什么?


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甚至独裁。


在这样的制度下,组织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领袖的权力也必定是绝对化的,墨家团体变成蜂蚁社会更不足为奇。因为那些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基层群众,本来就像工蜂和工蚁。


墨法两家,终于殊途同归。尽管那蜂蚁社会,墨家的是民间团体,法家的是国家组织;墨家是为了平等,法家是为了集权。但最终会走向专制,是一样的。


这时,也许就该听听儒家的主张了。


儒家小康社会


如果说庄子的理想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设计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那么,儒家的主张便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


这就是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也是宗法社会,至少西周的是。按照西周封建制,周王是上天的儿子,天子。诸侯是周王的儿子,王子。大夫是诸侯的儿子,公子。家臣是大夫的儿子,士子。呵呵,他们本来就是父子。


何况不是父子也没关系,可以看作是,因为配套的还有礼乐制。礼乐制讲“亲亲”和“尊尊”。亲亲,就是亲爱亲人;尊尊,就是尊敬尊者。没有父子关系的人如何尊尊亲亲?把君看作父,把臣看作子。


父子君臣,是人际关系的重中之重。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这就是理想中的封建社会,儒家管它叫“小康”。


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


大同和小康,是两种社会,也是两个时代。在大同之世,人们讲诚信,爱和平,男人有职业,女人有归宿,弱势群体有人照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这样的社会,墨家当然也喜欢。因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很符合兼爱的原则;“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也符合尚贤和非攻的主张。至于“谋闭而不兴(没人搞阴谋诡计),盗窃乱贼而不作”,说明是“无为而治”,因此道家也喜欢。


儒、墨、道都喜欢,大同社会岂非很好?


看起来是。


可惜好景不长。夏以后,中国进入小康。从此,所有人都只爱自己的父母,只疼自己的孩子,人人为己,财产私有,职位世袭。于是,人们筑建城池,确定礼义,划分领地,豢养爪牙,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保护财产,不能够规范关系。结果是什么呢?


阴谋也有了,战争也有了。


这样看,小康岂非不如大同?


未必。


什么是大同?什么是小康?按照儒家的说法,前者“天下为公”,后者“天下为家”。天下为公,就是公有;天下为家,就是家有。与公有相反的,原本应该是私有(个人所有)。但在中国,却从来只有“家有”家庭或家族所有)。这是中国式所有制的紧要之处。


那么,什么东西由公有变成了家有?


财产和权力。


因此,小康之世有两大特点,一是财产家有,二是职位世袭,其实是财产和职位都在家族内代代相传。这就叫“家天下”。由此产生的,是“家国一体”的制度。至于建城和制礼,不过配套措施。


然而这配套措施,却揭示了一个秘密一小康之世是文明时代。


是的,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小康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岂非证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其实是由野蛮进入了文明?


这是一种进步。


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的帷幕只能由最卑下的利益和最卑鄙的手段来揭开。因此,为了文明,人类不得不付出道德堕落的代价。


但道家不这么看。老子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意思很清楚:道德一旦滑坡,就刹不住车。事实上儒家也承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则因为“大道既隐”。所以,前者才叫大同,后者才叫小康。一大一小,岂非高下立现?


更要命的是,历史完全证明老子所言不虚。


是的,大同就是“道的时代”,小康就是“德的时代”。失道而后德,所以周公讲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到荀子的时代,岂非早就一塌糊涂?


以德治国,仁爱救世,都相继破产,似乎出路只能是退回道的时代。但,大同之世就当真那么好?尧舜禹不就明争暗斗,黄帝、炎帝和蚩尤不就打得你死我活?


没错,女娲或伏羲那会儿,确实没有阶级斗争,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也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用的。大同之世为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为物质匮乏,根本就没得偷。


这样的时代,你还想回去吗?


就算想,又回得去吗?


法家认为回不去。在他们看来,不要说大同,就连小康,也一去不复返。能争取到治世,就不错。既然是治世,那就要治。谁来治?君王。怎么治?依法。反正,大道没了,就不要谈道,谈谈术就好。


儒家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大道没了,还可以有中道。中道就是小康,就是仁政,就是王道。这是中等之道,也是中庸之道,而其他三家却总是剑走偏锋。比如墨子尚同,韩非实君,结果是有君权无民权。庄子无君,老子虚君,结果是君权和民权都没有。


那么,什么社会能兼顾君权和民权呢?小康。这个问题,孔子说得不多。讲得多的,是孟子。


那就来听孟子说。


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上厨房有肥肉,马厩有骏马,民众却面有菜色,田有尸体。


这是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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