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1年秋日，三个隆鼻凹目、穿着高领大氅的罗马人东张西望地走在河西大道上。一位仆从牵着背负行李和水袋的骆驼紧随其后。这三个人中，穿绿衣、金发的年轻人，便是后来被载入史册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两位年长者是他的父亲和叔叔。

三位波罗启程于罗马，经过美索不达米亚，抵达巴格达时，本打算从波斯湾乘船去印度，但是由于听从了一位印度商人的建议，改变了主意，改走陆路。这便穿越伊朗高原，由阿富汗翻过葱岭，进入中国。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南道，千辛万苦走到阳关，进入了河西走廊。

灿烂的文化中国，使这三位波罗如入梦中。尤其面对着张掖大佛寺那巨大而活生生的睡佛，马可·波罗惊叹之极。可是奇怪的是，在他那传世的游记《东方见闻录》中，却只字没有提到河西的文化太阳——敦煌莫高窟。敦煌是他们必经之地，名气远过于张掖大佛寺，他们又在河西停留了至少一年。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疏漏或错过了莫高窟？

倘若他们来到莫高窟，一准会被这东方宝库所震撼。倘若他们进入第45窟，看到那艘扬帆挺进的大帆船，在啧啧赞赏画工们绝世技艺的同时，一准会后悔当时没有经由海路来到中国。他们的确应当拒绝荒沙大漠中那条无比艰辛的丝路。

从宋代以来，中国人就把深思的目光，瞥向深远和蓝色的大海。这时已能造出载重1500吨的“神舟”，航海术居世界之首。尤其南宋时期，朝廷南迁，千古以来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沙漠丝路便被阻绝。对外的文明联系，更依赖于那无边无际、自由流动的大海。一个发明罗盘的国家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尽管人们对这陌生的、凶险的、起伏不定的蓝色世界所知极少，但是他们意志的光芒始终在前面引导着自己。

雄心勃勃的元代皇帝忽必烈建立了世界上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当铁蹄把他权力的版图扩张到东南亚、印度、乃至地中海的同时，也将一派豪情推入辽阔的大海。元代的航海家亦黑速失、杨庭壁、列边·扫马、杨枢与孛罗，都把船驶到印度与波斯。在茫茫大海上，他们是否感到还有另一种东西，朦胧又强劲地吸引着他们呢？一种隐隐约约蓝色的文明之光？

一条死寂、艰忍而古老的黄色之路，一条动荡、流畅而崭新的蓝色之路。中国人面临这样的选择；历史和人类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

在海流呼啸着喷涌着冲上沙滩的刹那。定格。

我们已经明白了，不管是什么具体缘故，马可·波罗没有来到莫高窟，甚至在游记中只字未提，都在表明一个历史的事实：敦煌莫高窟度过了它骄傲的黄金期。在历史的斗转星移中，它失落了！

荒沙就是沙漠的黄土。它将历史所遗弃的事物轻轻掩埋起来。

弥漫的风沙。黄沙掩盖的丝路上的古城。楼兰、尼雅、且末、若羌、高昌。倾圮的泥屋，晒成白色的胡杨干枯的树干，全都半埋在沙砾中。流沙还在莫高窟洞窟前一点点堆积起来。

从元代末期，莫高窟走向寥落。

历史先是封闭自己的过去，然后再把它渐渐遗忘，那么，我们可别忘了。那封闭在十七号洞窟——藏经洞那些文献呢？它是否在被封闭的那一天，就感到自己命中注定要被永久地与世隔绝了？

你当然会问，究竟是谁把它封闭在藏经洞中的？为什么？

藏经洞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谜，也是中国文化最大的谜之一，自从它被发现的一百年来，一直无人破解。正因为它奇特、难解、根由无绪，才在众说纷纭中变得更加神秘和诱惑。

对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最通常的说法是为了躲避西夏的侵袭。根据之一是，洞中文献年限最晚的一份是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正处在西夏占领敦煌的前夜。根据之二是洞中的文献没有西夏文本，因此推定这是在西夏占领之前，为躲避西夏袭击，遭到损害，悄悄将这些宝贵文献封存在这个套在大洞窟里的小洞中。然后把洞口堵上，涂灰作画，掩人耳目。过后，逃避战乱的和尚没有回来，它便像古墓一样永远秘藏起来。

但这种说法并非无懈可击。如果将藏经洞文献的年代仔细查看一下就会发现，自1002年最后一份文献向上捯一百年间，差不多每年都有文献保留下来。可是截止到1002年就没有了。但西夏占领敦煌是1036年的事，中间怎么会出现漫长的34年的空白？莫高窟的和尚们不会提前三十四年就感到西夏的威胁并作出如此过早的行动吧！

第二种说法认为，藏经洞的残卷较多，许多都是当时废弃不用的文书。还有那些大量的卷轴式经卷，在公元10世纪末折叶式经卷广泛流行起来时，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佛教一般不准毁灭经典，便封存在洞内。

但对这种廉洁的相反意见也很有道理，既然是古代作废不用的文书，为什么要封闭起来再画上伪装呢？

第三种说法认为，这是为了改造和重修大洞窟（第16号洞窟）时，将这用处不大的小窟封闭起来的。根据是，1953年敦煌研究所工作人员在第53窟北壁发现一个被封闭的小窟（现在编为第469窟）。大小与藏经洞差不多。西壁上写了一段题记：“广顺三年，岁次癸丑（公元953年）八月十五日府主太保就窟工造二千人斋，藏内记。”话说得很明白，这是归义军节度使在莫高窟举办一次盛大法事，法会所用物品，过后便收藏在这洞中。由此推论，藏经洞也被作为一个小藏室，平日堆放这些旧书残卷。后来在大洞窟改造重修时，顺便将这无用的小仓库堵上。外边的画只是依照常规画上几个供养菩萨，并非作为一种掩人耳目的伪装。

然而这种说法，猜测成分太多，不能取得一致的信服。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藏经洞封闭与伊斯兰教东传有关。皈依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大肆毁坏佛教的偶像，并对地处西域西端、信仰佛教的于阗国发动宗教战争。经过40年战争，于阗国被占领并伊斯兰化，因而使得大西北所有佛教中心都感到强大威胁。公元1093年，哈拉汗王朝向宋朝提出共同攻打西夏，得到宋朝的赞同。这一消息传到敦煌，肯定引起很大恐慌，于是采取了这一应急的保护措施。

这一说法缺乏具体依据，仍然仅仅是猜测。但是，它使我们想到，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之交，敦煌遇到了它有史以来最大的麻烦。在外部，东边是崛起的西夏党项族，势头逼人；西边是与佛教为敌的哈拉汗王朝，随时可能纵骑而至。在内部，也正是在1002年，曹氏后裔曹宗寿迫使他的叔父、原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瓜州防御史曹延瑞自杀。局势错综复杂，危机潜伏。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封闭藏经洞成了大势所迫。但更具体的情节与缘故，却依然没有寻到。

据说，在流散到国外的敦煌遗书中，曾发现两件年代更晚的资料。一件是北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另一件是清代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这一信息曾使人们惊讶不已！因为封闭藏经洞的时间，必须是在洞中有纪年的文献的年代之后。如果真有一卷更晚的文献，甚至哪怕一页清代的文书，整个封闭的理由又会成为一个全新的神话。可是，有人怀疑这两件写本，不一定是藏经洞的文献，也许是在敦煌其他地方所出土。于是，一切又回到扑朔迷离之中。

对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最终还要在洞中的文献里去寻找。

那么这被称作“世纪之宝”的敦煌遗书，究竟含着怎样的内容？

单是5万件古代文献就是无法估量的财富了。

单是存放了近一千年就是无以比拟的财富了。

时间创造文物。一千年过去，每一页书写的纸都成了罕世奇珍。何况厚厚实实五万卷，还有那么多绘画、雕塑、佛教文物，塞满了整整一个洞窟！

然而无比宝贵的还是它的内涵。

洞中的文献大部分是佛教经卷。弥足珍贵的是那些在“大藏经”中都没有收入的佚文佚经，却在这里出现了。它们使佛教经典的宝库得到充实。

（《大乘四法经》、《因缘心论颂》、《异译心经》等）

许多经卷的题记和疏释，还为研究中国佛教历史和当时宗教与社会状况提供了崭新的材料。

（《净名经关中释抄》。《金光明经》题记。《十地义记》、《维摩诘经释》、《法华玄义》、《瑜珈师地论随听手记》等）

各种佛经目录，一经发现，即刻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占有显眼的位置。大量的寺院文书，包括财产账目、僧尼名籍，法事记录，以及斋文、灯文、施物疏等，组成一幅文字的工笔画，精致地再现了敦煌佛教的繁盛景观。

（《天复二年都僧统光照帖诸僧尼寺纲香徒众等》，《寺户妻女纺毛簿》，《沙州诸寺丁口壮车牛役部》，《甲辰年直岁惠安手下诸色入破历》等）

最有价值的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维摩诘所说经》、《金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乘无量寿经》等，由于抄写年代较早，对宋代以来的传世本都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尤其有的经典，在印度连原始的梵文本都已经散佚，它就更具有权威的意义了。

在敦煌遗书中，那些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的文献也有相同和非凡的分量。比如道教名作《老子化胡经》，在元代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被指为辱没佛教而彻底销毁，早就不见了踪迹。但它在藏经洞却意外地露面。再如，人们对于摩尼教的历史及宗教内容一直所知甚少，但洞中一卷《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将摩尼教的起源、形象、典籍、教团、制度、教义等细致地展开，一下子把大半空白的摩尼教有血有肉地填满。而另外一些关于景教的卷子，又把那个来自叙利亚、同样神秘的景教，美妙地开启了。

（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文献《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一神论》、《志玄安乐经》、《宣元至本经》、《序听迷失所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等）

藏经洞里放满了能够打开历史密室的钥匙。

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说，藏经洞又是整个莫高窟的浓缩。一方面是外来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方面则是中土文化的弘扬。

藏经洞中浩瀚的儒家典籍是这方面充实的证据。重要的儒家经典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诸如《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总数达百卷以上。由于大都是珍罕难得的六朝与唐代写本，在校勘、训诂、辑佚方面的价值极高。

洞中所藏的《尚书》“隶古定”本，是我国久已绝迹的最古老的版本。

很多材料，都是失落千年，今朝复得。

比如《论语》。传世本都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藏经洞的古本《论语》却是“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非常重要的儒家典籍中，一个贻误了千年的错误。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如果从勘误与补正的角度上看，藏经洞中大量的史籍与古地志，意义同样非凡。

（《史记集解》、《汉书·刑法志》、《王莽传》、《萧何曹参张良传》、《萧望之传》、《三国志·步骘传》等）

古代著作是以传抄或重刻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其间最容易生出错误。世代辗转，讹误愈增。校勘神圣的意义，便是恢复历史的原貌。历史和文明的尊严，以及对历史和文明的尊重也就都在其中了。

如果我们将藏经洞中的《大唐西域记》与传世本仔细校对，就会发现，像《论语》那样的错误不下一百处。

传世本《晋书》关于平北将军祖逖与石季龙的战争有两条记载。一条在《晋书·元帝纪》中，说“王师败绩”，就是说祖逖吃了败仗。另一条在《晋书·祖逖传》中，说“季龙大败”，是说祖逖打了胜仗。两条记载，胜败相反，自相矛盾，使得历来学者莫衷一是。而藏经洞中保存一部古写本《晋春秋》中，对这一史实有了十分肯定的记载：“平北将军伐陈川……逖设伏射之，龙乃退。”于是糊涂了千年的悬疑澄清了。

澄清了史书，就是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

（《晋书》中《元帝纪》与《祖逖传》的比较。《晋书》与《晋春秋》的比较）

洞中收藏的古本史书，除去王粲的《晋纪》，还有李荃《阃外春秋》、虞世南《帝王略论》、孔衍《春秋后语》、宗略和宗显《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古本图书。世界上什么地方还能像藏经洞这样，一下子找到这么多佚传的古籍！

同时许多前所未见的古代地理资料的出土，尤为我们惊喜。其中敦煌本地的历史地理面貌，在传世的记载中如同凤毛麟角，使我们一片模糊与虚无。但是现在，它神奇地从藏经洞形象清晰地走了出来。

（敦煌的地貌。古地志《皇华四达记》、《郡国志》，韦澳《州郡风俗志》，刘之推《九州要略》，李播《方志图》，梁载言《贞元十道志》，李泰《括地志》；敦煌地志《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录》、《沙州地志》、《寿昌县地境》、《西州图经》等）

至于有关敦煌地方的其他各种文书，涉猎极广，内容博大，难以穷尽。史籍往往只给我们一个冷静的梗概和写意的轮廓，这些文书却是一个个饱满鼓胀、活灵活现的生命细胞。我们几乎从它上边可以触摸到当时社会的脉搏与生活的温度。这些文书都成了历史学家第一手的研究依据。

地方文书包括官方文书与私家文书。

官方文书丰富的法制内容。它们都是古代——主要是唐代——律（基本法律）、令（典章制度）、格（违禁限定）、式（章程规范）的具体化的实例。

（《名例律疏》、《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天宝令式表残卷》、《开元水部式残卷》、《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等）

官府档案中各种簿籍，包括户籍、差科簿、授田簿、徭役簿、会计簿等，为我们全面描绘出唐代社会体制的真实形态。至于那些往来的公文，包括表、状、牒，极丰富地反映出当时的典章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状况。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都是从来没有记载的。

这些官府文书还范例性地给我们展示了各种公文规范、办事手续和书写格式。

（簿籍：《大足元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开元十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唐天宝十年差科簿》、《沙州会计簿》、《敦煌郡会计簿》、《吐蕃统治时期沙州仓曹会计牒》、《豆卢军和籴会计簿》、《张议潮进表》、《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曹延禄上表》、《田令程表》、《职官品阶食品表》、《大晋皇帝致北朝皇帝遗书》、《大行皇帝议状》等）

很难说这是一种珍罕的历史文献，还是宝贵的历史文物。

私家文书包括各种契约和民间社团文书。

它们就像变相的风俗画那样，展开纷纭万状的中古朝代的社会场面与人际关系。

（莫高窟壁画中描写世俗生活的画面）

每一份契约都是一幅那时代深刻的插图。

一份《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和另一份《丙子年阿吴卖儿契》，像是两则故事；还有《唐奴婢买卖市卷录白案记》，则像一曲凄婉的悲歌，都把一千年的眼泪留到今天，使我们对当时社会底层的艰辛认识得入木三分。

（莫高窟壁画中的儿童形象）

多种多样的社团文书，又带着敦煌地区优美的社会人文的光彩，照亮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这些珍罕的文书保留下来，我们就无法把中华民族独有的亲情化的群体生活方式，了解得如此生动与深入。

（莫高窟壁画描写饮酒纵情、歌舞聚乐等世俗生活的画面）

藏经洞大大展开了历史的宽度与深度，同时也加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当时的精神与情感获得感知的，是藏经洞中保留下来的大量的珍贵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富价值的是历来传世极少的民间文学。

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都是从未见过。这些古文，又像新作。中华文学更加光彩夺目。

首次发现的盛唐时期手抄本的《云谣集杂曲子》，比传世的早期词集《花间集》和《尊前集》都要古老。它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词的源头。

王梵志的五言白话诗写本，共有五种，集诗达四百余首。可见这些接近生活语言而十分朴实真切的诗作流传之广。而这位成就非凡的诗人的作品是首次被发现的，它在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价值可想而知。

藏经洞对中国文学史最大的贡献，是数量颇巨的变文的出土。

变文的出土，可谓一个考古学的奇观，变文，出自寺院中的“俗讲”。是僧人宣讲佛法时，为了使那些玄奥枯燥的经义叫大众爱听，便将佛经中一些饶有趣味的情节抽出来，添花加叶，变为讨人喜欢的通俗化的“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总共达三十卷，原来经文中的二三十字，一变就成了赏心悦目的三五千字，足见作者想象的才华。这正像大唐出现的经变画一样，使艰涩的难懂的经文变为灿烂动人的图画。变文也是大乘佛教兴盛和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创造性的体现。

（莫高窟第420窟《法华经变》、第220窟《西方净土变》、第158窟《金光明经变》、第112窟《报恩经变》、第329窟《阿弥陀经变》、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等）

变文是文字的经变画，经变画是彩色的可视的变文，它们是孪生的，只不过一个画满莫高窟的墙壁上，一个在众人的口中传来传去。

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干脆就可以看作是“张议潮变文”的精美的彩色插图。

据说当时宣传变文时，场面极有魅力。宣讲者声音悠扬，四周围着被打动了的乡里百姓。这样，渐渐就有一些非佛经的变文出现了。

（《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董永变文》、《秋胡变文》、《李陵变文》、《汉将王陵变》等）

在世俗化的趋势方面，变文与经变画完全一致；但在世俗化程度上，变文走得更远，而且愈来愈不受佛教束缚，渐渐演变成一种自由随意和锐气十足的文体。

宋真宗时，变文被视为伤风败俗，明令禁绝。这种在民间口头说唱的文学，一旦中止，便很难留下痕迹。尽管它被认作宋元话本，乃至鼓词和弹词的前身，却无从见过它本来的面貌。谁也没有料到，这失落了千年的民间奇文，竟然大宗地出现在藏经洞中。

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也有佚传作品，掺杂在堆积如山的经卷文书之中。目前已发现，竟有数百首诗歌未曾载入《全唐诗》！这对于扩充我国诗歌宝库简直功德无量！

（《全唐诗》全书）

尤其是大诗人韦庄的《秦妇吟》。这首描绘动荡飘摇的晚唐社会真实的长诗，共228句，1600字，不愧是一部写实主义的唐诗巨作。倘若《全唐诗》缺了这部作品，将会是怎样的遗憾！

（莫高窟壁画中关于战争和妇女的画面与细节）

然而，藏经洞中有价值的书籍，远远超过文学。还有大量的医药、天文、历书、星图、农业、科技、算术，乃至供于儿童的启蒙读物。还涉及针灸、兽医、矿业、化学、气象、兵器、冶炼、工具、食品、植物、动物、酿酒、制毯、制糖、造车、造纸、养蚕、星占、丝绸、印花、印刷、雕版、艺术、婚丧、民俗等领域，几乎无所不包。

你看——

我国第一部正式药典《新修本草》。最古的针灸图谱《灸疗图》。

古代染发剂《染髭发方》。

近百件古医药文献中，具有临床意义的医方达1100多件。其中《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用硝石和雄黄散剂放在舌下，来救治猝然的心病，这与现代治疗心脏病发作的硝酸甘油的用法与疗效完全相同。时间却提早千年以上。

最古老的针灸专著《吐蕃灸法残卷》。

陶弘景的《本草集注》是千年未见的古代医药学的经典之作。

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全天星图》，已被认证为1359颗行星。

藏经洞外边的壁画展示着理想天国的图画，藏经洞内却放着科学的天文图像。文化的多元与多极，才显示人类文明的博大与丰富。

还有一首能够迅速认出天上所有星座的《玄像诗》。

最早能够预报月食的日历。

四十余件古日历，件件都比传世的《会天历》还古老。内含的天文史料更是深厚无穷。

还有一件在一千年前就将西亚波斯星期制引入我国历法的敦煌日历。在这日历中，一星期各日被分别称作“蜜”（星期日）、“莫”（星期一）、“云汉”（星期二）、“嘀”（星期三）、“温没斯”（星期四）、“那颉”（星期五）、“鸡缓”（星期六）。于是，敦煌作为当时大西北重要的开放城市，对外的适应性和主动性，以及灵活与豁朗，全被表现出来了。你从中是否还看到了当年河西走廊上各种肤色的人熙熙攘攘的影子？

《算表》、《算书》和《立成算经》，都是我国最古老的数学著作。

《乘法九九表》表明中古时代的中国人对生活的高度把握能力。

各种地形的田亩计算法，金属密度计算法，土方计算法，计量与容量的换算方法，都显示着一个文明社会的高度发展。

《书仪》堪称一部社交大典。

儿童的识字课本和包罗万象的启蒙读物，全都是先前不曾见到的。然而，它们仅仅是敦煌遗书的一些闪烁的星星，而整个遗书却如繁星满天。

每一份材料，都使我们在历史的矿层上找到一眼纵向的深井，每一卷写本，都把过往千年的岁月神采奕奕地召唤到眼前，这些材料都是书写在纸上的。

藏经洞对于发明造纸的中国，又是一个最大的古纸样品库。从这数万卷流传有序的写本上可以清楚看到，自两晋到六朝，大多使用麻纸；隋唐采用椿皮纸和桑皮纸，五代仍以麻纸居多。

晋代麻纸相距蔡伦造纸不过二三百年，但藏经洞的实物证实，此时的纸质洁白坚韧，造纸技术已经达到惊人的水准。

隋唐的纸色金黄可爱。缘故是采用了黄檗染纸，来防止蛀蚀。这种纸叫潢纸。尤其是唐高宗倡用的高级写经纸——硬黄纸，是在潢纸上加蜡砑光，坚硬光亮，质地精整，写上经文也更加堂皇高贵。洞中文献还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还魂纸——即用废旧纸作为原料造新纸的标本。看看吧！一个文明古国怎样用物质来创造文化。

你肯定还注意到了，这些写本漂亮迷人的字迹。对了！每一件写本都是一件奇罕宝贵的中古时代的书法作品，有的还是绝世珍品。单从书法看，它整个价值又翻了一倍！

藏经洞的写本，始自两晋，及至北宋，历经七个世纪。这正是中国文字由秦汉隶变之后，逐渐完成楷化的全过程。藏经洞文献把这历史转变的每一步，都留在它那精美绝伦的书法里了。文献中主要写本是写经。它作为一种宗教活动和民间风俗，是以抄写佛经这种虔诚的方式，表示皈依佛教，奉献佛门，更深层的目的则是祈望平安幸福，获得心灵的安宁。藏经洞的写经本约有三万余件。尽管这种被称作“经书体”的作者大多是民间名不见经传的抄本手和经生手，但他们在质朴的情感表达与执著的审美的追求中，给我们留下七百年文字与书法演变的最完整、最翔实、最优美的记录。而且全部都是书法原作！

（隶书阶段：前凉《法句经》、北朝《道行品法句经》、北魏《大般涅槃经》等；隶楷阶段：北魏《大慈如来十月二十四日告疏》、北魏《大般涅槃经卷第七》、西魏《贤愚经卷第二》等；楷书阶段：隋《文选运命论》、唐《妙法莲花经卷第六》、唐《大般涅槃经迦叶菩萨品之二》等）

如果再从文字学角度看，藏经洞文献又是多民族文字写本的大博览。各种文字书写的文献——汉文、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龟兹文、梵文、回鹘文、希伯来文等。使我们对当年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之贯通与深刻，感到震惊。

在这大宗的文献中，还有不少互译的内容。比如印度古典长篇史诗《罗摩衍那》，既有于阗文译本，又有藏文译本。再比如，一些双语词汇表（汉文与于阗文，梵文与于阗文，突厥文与于阗文），以及用突厥文拼写的汉语数词，让我们在各民族精神交往的深层里，受到了真切的感动。因为只有在这种精神中，我们才能感到人类赖以长存的那种崇高的互敬互爱的本质。

然而，敦煌遗书不完全是写本。还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印刷版本。

在雕版印刷起源的时代里，这里留下了原始的样本！最初的印刷方式是捶拓本，也就是先在雕有文字和图画的木板上刷一道墨，再把纸铺上捶打。藏经洞出土的唐太宗所书《温泉铭》、唐初书法家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唐长庆四年柳公权书《金刚经》，便成了今天仅能见到的最古远的捶拓本了。然而，它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与文化传播方式。

唐懿宗咸通五年（公元868年）的印本《金刚经》，卷首一幅释迦牟尼的说法图，线条之精美，刀法之纯熟，即使在今天也是杰作。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版画，比起德国最古老的版画《圣克利斯道夫》（公元1423年）还要早上500年！它被誉为“世界印刷史和版画艺术之冠”。

你说，藏经洞的价值该怎么计算与衡量？

更何况，它还有失传千年的琴谱、乐谱、舞谱、棋经！那么多珍罕难得的绘画、绢画、纸画和佛教文物！

只要当时把任何一件日常的物品放进藏经洞里去，现在打开来一看，都成了千年古物，它珍贵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各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全都诞生其中。这就是藏经洞的伟大与神奇之所在，这大批丝织物上的绘画，从材料上看，首先就是极其难得的古代纺织品。华丽精美的绸、罗、绮、纱、绢、锦、绫、麻布等，都是我国当时纺织技术领先于世界的证明。特别是五枚纬缎和六枚经缎的发现，把中国缎的历史提早了三百年。

那么，画在这些绢麻等丝织品上的绘画就更加非凡。大量唐代绘画的出土，弥补了传世真迹的不足。这些高水平的绘画作品，一方面显示了唐代的卷轴画与壁画的一脉相承的艺术血缘，一方面表现出由装饰性走向写实的历史跨越。尤其是对供养人与世俗细节的描绘，准确生动，神采飞扬。大唐绘画的光芒在这里直接和耀眼地放射出来。

（《地藏十王图》、《土星》、《莲池上的鸟》、《供养妇人像》、《报恩经变图》、《童子供养者像》、《观世音菩萨像》、《引路菩萨图》等）

更令人关注的是一批纸画。大多采用白描手法，俗称“敦煌白画”。由于在莫高窟壁画上到处可以找到同样的笔法与形象，所以它被认为是画工们的手稿，工作粉本，信手拈来的试笔之作。线条娴熟自如，遒劲有力，生动传神，表现出古代画工高超的技艺与深厚的功力。既善于画立面的壁画，又善于画平面的卷轴画，这是处在历史转换期的唐代绘画重要的时代特征。

这《狮子图》不是连吼声都可以听到吗？

这《高僧像》分明已进入静虚境界。

这《相扑图》的两位健硕的力士，如今完全可从继承了这一运动的日本人那里找到！

除去藏经洞，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数量如此巨大的古代绘画？还能找到内容如此浩瀚的千年以上的历史文献？如果说打开古埃及吐坦·卡蒙的墓，找到了一个逝去的法老的世界；那么封闭藏经洞，便是封闭了几个世纪的人文，无边无际的生活，以及千头万绪的人类文明的线索，当时封闭藏经洞的人，哪里知道他对千年后人，竟有这般功德无量？

在漆黑如墨的洞里，被关闭的五万件文献，是不是一直把耳朵贴在堵在洞口的假壁上，将重见天日的希冀寄托给一种意外和悦耳的响动？

外边几乎和里边一样，了无声息。偶尔沙沙轻响，它们已经熟悉了，那是风沙在吹打。

这一边，风沙弥漫，年复一年。

那一边，大海汹涌，潮起潮落。

风沙过后，黄色里莫高窟一片荒凉。

海浪不歇，蓝色中透出远航的帆影。

15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倾心于海上，都猜想大海的另一边一定存在着彩色的文明，因此都开始了充满探险意味的远航的征程。

1460年，在那个朝代最神往于把脚踏在陌生土地上的葡萄牙人，已经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行进。他们似乎对未知的东方那边，有另一种文明存在的预感。1486年，一位叫迪亚兹的葡萄牙人到达了非洲的最南端，本想绕过非洲向东行驶，但他在猛烈的风暴中不能前进。他把这地方称作“风暴角”。但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却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好望角”。也许这名字象征吉祥。1497年探险家达·迦马终于把船头绕过好望角。当他发现前边是一片极其美丽、无穷无尽、伸向东方的海水时，一条东西方之间的航线史无前例地开通了。这次航行使迦马受益极丰，他从东方带回的货物，比他花掉的费用高出六十倍。这条通向东方的航线很快就成为一条欧洲人海上的热线了。

（复原的世界古代航海画面。好望角的景象）

西方向往着东方。就像当年沙漠丝绸之路上向东行走的那些金发碧眼的人一样。当然，迦马最远只到达印度的西海岸马拉巴尔，远远还没有见到中国。

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被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迷住了。他决心到书中那个神秘而灿烂的中国去。然而这个固执的意大利人坚信向西航行就一定能抵达印度和中国。他于1492年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出航，果然一直向西，结果他没有找到那个美丽的神话般的中国，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哥伦布画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图像资料）

真正善于航海的还是葡萄牙人。1519年，另一位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开始他的环球航行。在那个没有任何传讯工具的时代，只有在茫茫的大海上一站一站地向前摸索。转年，他从南美洲驶入太平洋。1521年抵达吕宋岛，不幸的是麦哲伦本人被当地居民杀掉。但他的水手们却接过他的志向与理想，用了不可思议的33个月的时间，于1522年经好望角再向西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地球被打通了，（麦哲伦画像。有关历史图像。复原的古代航海画面）

地球无法从陆地上打通，只能在海上打通，这便是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替代沙漠丝绸之路的历史必然，对于欧洲人这次“地理大发现”，中国人不是被动地等待被发现。而是更提早地开始海上的征程。

当西方人的船头朝向东方时，东方人的船头却直指西方，这便是人类的一种历史精神，1405年，太监郑和受命于明成祖朱棣，开始他著名的“七下西洋”的远海航行。

在七次航行中，每次都动用200艘大小船只，分为宝船、马船、粮船、座船、战船。宝船就是贸易船，船上堆满中国文明创造中的金银绯紫。船上旌旗林立，随员甚众。七次下海共动用千户以上官员300人。这种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规模的大行动，显然是一种国家行为。就像当初张骞出使西域那样。

（复原及史料中的郑和下西洋的图景）

郑和是海上的张骞，但他比张骞走得还远。

他的船队的航域，东起琉球和菲律宾，西北达阿拉伯海与红海，西南越过赤道进入东非水域，到达了麻林地。

（《郑和航海图》。非洲景象）

实际上他的航域还要广泛得多。

他于1433年结束航海。那时，葡萄牙人还被非洲大陆阻挡在大西洋上。他比迦马出现在非洲东岸的时间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倘若他们在海上相遇，一定会惊奇地欢呼起来，世界航海史又会是怎样一个美好的景观？

他所到之处，都把中国的文明散布到那里。曾经在沙漠丝绸之路上受欢迎的中国物产，比如锦绮、纱罗、纻丝、麝香、大黄、肉桂、铁鼎、铜鼎、瓷器等，同样在印度洋沿岸各地得到了热爱。同时，这些舱体庞大的航船还把海外的香料、珍宝、药品、颜料、五金、食品、动物、物料等捎回来。

骆驼换了船只，铃声换了号角，长途艰辛的跋涉换了冒险又浪漫的远航，空茫枯燥的黄色换了浩瀚流动的蓝色。在这蓝色的世界，又是随心所欲，省时省力，一个船舱远比一百只骆驼背部的载重量大得多。

那沙漠丝路实际是被这蓝色的海水淹没的，这期间，中国的皇帝们早就把国都安顿到东南沿海一边。国家的重心偏向大海。

那个曾经威风八面，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早已失落了，成为边远的大西北的一个军事关隘。

丝路似乎掉转头来，重新返回荒凉的远古。听不到驼铃的路便成了死去的路。

伊斯兰教踏着当年佛教东渐的足迹，由西域深入河西。佛教不再是这里共同的理想的核心。

（由西域到河西的古代清真寺院）

这期间，迅速壮大的维吾尔人完成了伊斯兰化，西域佛教艺术被他们视为异端而屡遭攻击与破坏。

敦煌渐渐褪色了。

社会褪去了繁华；大漠消失了绿洲。

人渐渐去了。没有人繁衍生息，自然无人来耕地造房，兴修水利。从蒙古族到维吾尔族，都习惯于马背生涯，拒绝农耕。农田废为牧场，可怕的沙漠化就更加横行无阻了。

雄踞在祁连山和马鬃山之间的嘉峪关，更多时间只是来抵挡沙暴。

在边防的设置上，敦煌一度属于沙州卫。明正统二十一年（公元1456年），沙州守卫1200人内迁甘州，沙州似乎连防卫的必要也没有了。

敦煌莫高窟第98窟甬道有一段题记，时间是成化十三年六月初三（公元1479年）。上面写道：

“指挥师英钦奉敕命统领官军三千员名到沙州安攘夷人，当今皇上固守后门，永臻国界常靖……”

在当时边防将士的心目中，敦煌早不再是对外交往的首当其冲的门户，而成了中国无关重要的“后门”。那“前门”无疑已经转移到东南沿海。这远在万里之外的“后门”便悄悄走出人们的记忆。

明使陈诚出使地处哈烈的帖木尔帝国时，他的路线是穿过河西走廊，途经安西，直向哈烈，根本没有取道敦煌。一千多年的丝路重镇被无情地证实了它的消亡。

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吐鲁番蛮速尔汗两万骑兵攻打肃州，前锋一直***甘州。明朝官兵拼死相抗，才把吐鲁番叶儿羌汗国打出嘉峪关。为了拒敌于城外，“哐当”一声，把巨大而沉重的城门关闭了！

西北对外的通道便被彻底切断。

敦煌和莫高窟也被孤零零关在城外。任凭凋落与毁坏。

莫高窟的栈道大多破损脱落，许多洞窟被沙砾掩埋，朦胧中宛如绝无人迹的荒山野岭。

本应该永世隔绝的藏经洞的文献，却由于一个偶然的缘故，被这个既糊涂又精明的道士发现了。

（再现第一集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画面）

当封闭近千年的文献听到洞外凿打假墙的声音，并被第一束射进来的强光照亮时，它们是惊喜还是惶恐。由于对外界一无所知，恐怕只是在庆幸自己神奇的命运吧！

然而，灾难与它碰头相遇。素不相识的两张面孔——斯坦因和伯希和出现了。他们把考古史上最大的厄运之一，带给了莫高窟。

（再现第一集斯坦因和伯希和窃取藏经洞文献的画面）

接下来是日本人的大谷探险队。这支由日本贵族后裔大谷光瑞组织的探险队，在新疆一带发掘七千件吐鲁番文书，以及大量木简与艺术品，并两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取500卷珍贵的敦煌遗书。

俄国佛教艺术史家鄂登堡似乎更有办法，他的一支15人组成的考察队，与日本人大谷探险队差不多同时来到敦煌。他通过王道士掠走很大一批汉文与回鹘文写本，总计一万余件，还有世所罕见的中古时代绘画作品与塑像。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兰登·华尔纳有点姗姗来迟。他没有弄到文书写本，目标转向莫高窟的壁画与雕塑。他用一种特殊的、可分离性质的胶水，先把纱布贴在壁画上，再将壁画剥取下来。他成功地剥下26块，共计32平方米的壁画（莫高窟第320、321、328、329、331、335、372等窟），并将一尊精美绝伦的胡跪的供养菩萨像搬走（莫高窟第328窟）。转年，他作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窃取计划，兴致勃勃来到敦煌，由于受到当地人阻止而未能实现。

一个失落的文明，必然遭受掠夺和践踏。当然也包括文明的本身。

（被窃取、涂抹熏黑以及胡乱题记的壁画）

我们常常会这样思考：敦煌遗书的发现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它秘藏千年，片纸无损，一旦发现，反而横遭厄运。可是反过来又想，如果这些文献一直未被发现，它也就永不示人。这千古珍奇，有同没有，最终是一个样子了。

这便是它命运的两难，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这历史的必然中，我们是否看到一种黄的颜色渐渐淡远，一种蓝的颜色渐渐明亮？在这象征着人类进步的两种颜色的转换中，还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交流与繁荣。

敦煌给了我们一个永远应该记住的、寓意着真理的答案：

一切衰落与不幸，都由于交流的中止。

一切历史的繁盛与机遇，都随同交流而到来。

一个蓝色的巨浪打在镜头上。

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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