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就睡在我的房间。我看书。他也看书。我看英国作家卡内蒂的《迷惘》。他看《癌的早期发现和预防》。他自己买的并带来的一本。我把那本书从他手中夺下，塞给他一本《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的传记。他翻了几页，说没多大意思，往枕头底下一塞，翻个身睡去了。我独自又看了一会儿，也觉得《迷惘》没意思起来，见十一点了，熄了灯。

第二天，我和母亲仍不许他走。他一只手洗脸，连毛巾都没法儿拧。一只手吃饭，连碗都没法儿端，怎么能让他走呢？

第三天，我们都躺在床上之后，终于推心置腹地聊了起来。而且，是从索瑶开始的。是他主动开始的。开门见山。没有任何铺垫。我也没对他说过一句诱发的话。我不想那么做，也不愿那么做。坦率讲，我根本不愿介入他们的事，更不想进而陷入。我认为那完全是他和她个人的事。觉得任何一种关心的表示和方式，都是不理智的。不明智的。尤其在与索瑶长谈之后，我打算在这件事上恪守诺言到底。何况，这件事并非他手臂上的瘤……“在你看来，我和她有几分可能性？”虽然我明知“她”是谁，还是佯装糊涂地反问：“谁呀？什么事儿可能不可能的？”就是这样开始的。

“索瑶。我和索瑶。”回避似乎反而涉嫌，我想了想，策略地说：“事在人为。情感方面的事，没有什么规律可循。”黑暗中，只能期待一纸化验单作最后的命运宣判的这青年，不得要领地沉默着。

我觉得我的回答其实等于没回答一样。

我又说：“睡吧！”他说：“不困。”我说：“我很困。我先睡了。”他“嗯”了一声。

其实我一点儿不困。

我觉得在他终于产生了主动向人倾诉什么的这一种特殊的时候，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未免太油滑。我问：“你究竟喜欢不喜欢索瑶？”他说：“喜欢。”我说：“既然你喜欢她，为什么还要那样一次次伤她的心。”他说：“我也不知道。”“那么对她，对你自己，你又知道些什么？”“我知道……我对她，还没她对我一半好……”“不公平的事，到头来都只能走向反面。”“她……她对你说过，我们的事情已经走向反面了么？”“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我不过是泛泛而谈。”“有时候我很爱她，很感激她。但有时候我也恨她。”“恨她？……”“不是恨她这个人。而是恨她的无忧无虑。她也一次次伤害过我。她自己不知道。但确实伤害了我。常常是，当我对她的爱对她的感激，在我心里占了上风的时候，她无意中又用她的无忧无虑伤害了我。有一天她过生日，她请了十几个好同学玩一天。她不知道通过她爸爸的哪一位老下级的关系，居然搞到了一辆面包车，开到学校门口，接上大家去逛八达岭。而且，那些同学一路上的吃吃喝喝，她全包了。甚至还为吸烟的男同学们，一人买了一盒‘骆驼’烟。那一天她花费了将近二百元。那一天顶数她显得高兴。她说人生只有一个十九岁生日。她说她怕一过二十岁，就再也找不到十九岁那种仿佛永远是小女孩儿的感觉了。近二百元啊！一个暑假，我在黄山也不过只能挣六七百元。半路我借故离开，乘公共汽车返校了。当然，我承认我做得不对。使他们到处寻找我。她心里很着急。破坏了她生日那天的大好情绪。也使所有的人都多多少少感到有些扫兴。但是你知道我在公共汽车上怎么想的么？我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觉得解恨。像终于报复了你早想报复一下的人一样解恨。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总有一种报复谁一下的念头，深深地埋藏在自己心里。随时怂恿我恨某些人。暗暗诅咒某些人被汽车撞死。得了艾滋病，或者癌。或者因为某件事，一夜之间身败名裂，再也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他们平时倒没得罪过我，更没侵犯过我，但是他们各方各面都优越于我。如果你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有时候你也会忍受不了的。你没被侵犯你也会觉得你被侵犯了。你没被伤害你也会觉得你被伤害了。你没被压迫你也会觉得你被压迫了。经常的，别人并没有存心讽刺你嘲弄你，可你说服不了你自己。你会觉得他们的每一言每一行，就是存心讽刺你嘲弄你。你会感到时时处处受到了无情的严重的伤害。如同你经常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对索瑶，我真是又恨又爱。有时候我觉得，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什么主宰。它对我怜悯，将索瑶这么一个女孩儿，引到我面前，赐给我爱她的权力，和被她所爱的权力。可另外一些时候，我又觉得，冥冥之中那个主宰，其实赐给我的，似乎更是憎恨的权力和报复的权力。它仿佛经常对我说，既然你心中有一种憎恨，那么你就更具体地憎恨这个女孩儿吧！既然你心中有一种报复什么的冲动，那你就更具体地向这个女孩儿实行报复吧！她给予我的关心、爱护、温柔和对我的安慰，还不及我伤害她之后所获得的快感大。我伤害了她，仿佛就等于是伤害了一切。仿佛能抵消一切对于我的伤害一样。但是那一种丑恶的快感，却往往是暂时的。绝不会比你吸完一支烟的时间还长……”我于黑暗中摸索到烟和打火机，迫切地吸了起来。真话有时候是很使人害怕的东西。有时候讲真话需要某种勇气。听真话也需要某种勇气。因为关于人的心灵的真话，尤其是关于人的心灵最深处的那些最原始的角落的真话，真是具有直指你自己心灵的力量。某些真话如同镜子，逼照出你原先不敢承认的，你自己心灵最深处的，那些最原始的角落或曾也有过和依然有的什么。我自己反倒感到不知所措了，更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话好。我吸烟，乃是为了使自己在黑暗中镇定，也是为了向他证明，我在虔诚地聆听着，并没睡着。我能理解他。我也有过类似的心理历程。甚至，我自己也曾产生过向别人诉说的愿望，并且向别人诉说过。但是，与他的诉说是不尽相同的。我诉说得很细。软线条的。很细，其实便是很技巧的考虑。本能地，通过一些微枝末节的伪装，使人听起来，理解的成分多一些。于是可爱的成分多一些。最终不失可爱。既满足了自己诉说的愿望，也同时从别人那儿获得了宽宥。在这种情况下，连忏悔仿佛都是精致的、玲珑的。而他的诉说，却分明是硬线条的、粗糙的、直白的，摒除了一切微枝末节的，一语中的，赤裸裸。如果说也有忏悔的意味儿，那也是附带性质的。不，他似乎不是为了忏悔才诉说，似乎更是由于诉说才忏悔。或者，仅仅就是诉说而已。并不存在我所想到的，忏悔不忏悔之因素……黑暗中，他的语调很机械。

“我知道，她一定对你，也对大娘说过，我怎么怎么三番五次伤害了她。其实那不完全对。我的意思是，我总感到，我根本就伤害不了她。不错，我使她哭过，使她落过泪。但是，只要离开了我，几分钟后，她又是那么无忧无虑的。我嫉恨她，非常嫉恨她无忧无虑这一点。结果，我对她的伤害，又统统落在我自己的头上。这使我感到很不公平。我总觉得，她永远是优越于我的。她给予我的关心，爱护和温柔，似乎都更是一种施舍。她对我越宽宏和隐忍，越委曲求全，越意味着，那一种施舍仿佛是她天经地义的权力。而我，连不接受的权力，仿佛都在无形中被剥夺了。有时候我甚至很坏地想，如果她是天使，那么就让我做暴君吧！可我又做不成一个暴君。而她做天使，却做得几乎无可指责。如果我只是一味儿地憎恨她，那么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就有一个了结啦。但我又根本不可能一味儿地憎恨她。因为，一旦没了她给予我的关心，爱护，和温柔，我简直又会处于失魂落魄的状况，似乎一天也活不下去。有时候我又那么害怕她真的不理我了。我已经不能没有她那份儿温柔。我像一个孩子需要搂抱需要奶汁一样，需要她那份儿温柔。而我总觉得，她所给予我的，其实是小女孩儿给予布娃娃那一种情感。我不是怀疑她对我的情感是假的。我完全相信，我完全清楚那是真的。很真很真。小女孩儿对布娃娃那一种情感，就是很真很真的情感。她们有时充当布娃娃的小姐姐、小母亲、小阿姨等等角色。那是又真实又动人的。但我不是一个布娃娃呀！而我，也想扮演一个女孩儿的监护人的角色啊！也梦幻过自己是一位白马王子，使某个小女孩儿崇拜并依赖于我啊！却仿佛命中注定了，我只能配扮演一个布娃娃的角色似的。有很多时候我想，她要是蛙妹子就好了。你肯定知道蛙妹子是谁。我不信我对她讲过的，她会守口如瓶，什么也不对你讲。可她不是蛙妹子。蛙妹子也不是她。蛙妹子永远不会知道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儿。永远不会像她那么无忧无虑。永远不会把我当成布娃娃。如果我和蛙妹子在一起，不管是一块儿成了大学生，还是一块儿四处流浪，甚至一块儿乞讨，蛙妹子都会把我当成一个哥哥，一个她必须依赖的人，一个男人。我有时候试图就把她当成蛙妹子，把我认为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然而却不能够。归根结底，更像布娃娃的还是我。更像监护人，更像小姐姐，小母亲，小阿姨的，还是她。更像天使的，也是她。我只能在一个懂事的小弟弟，或者不懂事的小弟弟之间进行选择。非此即彼。精神上，心理上，主动性方面，一切方面，占优越地位的，似乎只能是她。我伤害她，却丝毫也无损于她的优越地位。她哭了，她流泪了，她委屈了，难过了，但是在我面前，依然是处于优越地位的。我想，她对我那么宽宏大量，那么隐忍，那么委曲求全，也许恰恰证明，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在我和她之间，她永远是处于优越地位的。这一地位，是我所根本不可扭转，也不可动摇的。我想重新握有拒绝的权力，可是仔细想想，她又并没有剥夺过我这种权力。只能说我自己放弃了这种权力。除了情感和她那份儿温柔，我不再接受她的任何给予，正是因为，我不想彻底放弃，一点儿也不给自己保留。有几次，我真想大声对她吼：‘滚你妈的！’可是我根本没有这个勇气。我害怕果真失去了她，远远甚于我希望摆脱她。我爱她，却又觉得爱的屈辱。我恨她，却又觉得恨得没有人味儿，不近情理。我也曾暗暗诅咒她患上癌症，艾滋病，白血病什么的。不是因为对她恨到这种地步。也不是因为我灵魂邪恶到这种地步。而是因为，那么一来，也许只有那么一来，我对她才会爱得更自尊些。我可以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我可以周周到到地服侍她。我会经常守在她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给她无尽的温柔。甚至，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和她结婚。她由于病痛而耍脾气的时候，我也可以逆来顺受。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只要体验一种优越。一种对方改变不了的动摇不了的伤害不了的打击不了的优越。哪怕仅仅在她一个人面前才可能具有的。哪怕一生仅仅能体验到一次！可是我知道这只不过是我的幻想。谁都会有某种优越感而我就没有。我成了大学生之后我仍没有。我高考的时候是全县第四名啊！这一点在大学里似乎不值一提。而我仍然要为毕业分配问题所苦恼。苦恼得夜里失眠服了安眠药片也睡不着。我羡慕别人嫉妒别人诅咒别人包括对我好的一个女孩儿，而现在这诅咒似乎落在了我自己的身上。我知道化验结果会是什么。否则我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的时候，那动手术的医生不会以那么怜悯的目光瞧着我……”我悄无声息地下床，到洗脸间去为他洗湿了一条毛巾。我说：“给你。”他说：“什么？”我说：“湿毛巾，擦擦脸。”他说：“我没这习惯。”我原以为他肯定早已泪流满面，坚持道：“还是擦擦好。哭过了接着睡，明早起来，闹火眼。”他说：“我没哭。”我说：“你何必在这一点上也固执？”他说：“真可笑。你怎么会以为我哭了？”我想开灯，看他究竟哭了没有。但又觉得那样，更加显得自己可笑。他说他没哭，我也就只能当他没哭罢了。我将湿毛巾放在床头柜上。接着，去为他倒了半杯水，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取出安眠药，命令地说：“接着。”他问：“又是什么？”我说：“安眠药和水。”他沉默了片刻，说：“你不会错拿成别的什么药吧？”我说：“放心。错不了。我这抽屉里，只有安眠药。”他又问：“哪一种？”我说：“安必定。”“我没服过这一种。你一次服几片儿？”“两片。”“那，我可能得服三片儿。”我就又加了一片。

待他服下，我才上床。

“如果我明天起不来，多不像话！”我说：“几点醒，你几点起就是了。没人会非把你弄醒的。”“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该睡了？”我指指床头柜上的小夜光表：“你看，都一点多了。该睡了。你别想那么多，什么癌不癌的！纤维肉瘤，那是万分之几的概率，干吗偏要往自己身上想？”他说：“如果真是，命运对我就太冷酷无情了。”隔了一会儿，又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去他妈的吧，睡！……”我说：“什么都别想都别讲了。真的太晚了。睡吧！”……他第二天中午才醒。

他的眼睛向我证明，昨夜他确实没哭。也许掉过几滴泪。但那是不能算哭的。

吃过午饭，他坚持要回学校去。

母亲和我，都留不住他。母亲是真留他。而我，是表示要留住他。不能说是虚伪。但也仅只是一种表示而已。他毕竟不是一个孩子。不陪他聊，似乎冷淡。陪他聊，又没那么多的闲工夫。与其使他暗暗觉得受了冷淡，还莫如悉听尊便的好……我送他的时候，他请求我，到了日子替他去看化验结果。他说，如果是良性的，就打电话告诉他。如果是恶性的，则不必告诉他了。过了一天他没得到消息，他就明白了。他希望让他自己明白，别当面告诉他……我将那个日子，用很醒目的红色笔记在挂历上。唯恐自己忘了。并一再叮咛母亲，帮我记住那个日子……不是。

不是纤维肉瘤。

也就是说，不是恶性的。

是——纤维脂肪瘤。可以理解成脂肪瘤纤维化。或纤维化的脂肪瘤。总之，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毕竟和癌沾不上边儿。何况医生向我保证，手术效果理想，切除得一干二净。

我直接骑自行车从医院到学校去告诉他。并将化验单交给他。说如果他不相信，可以再看看他买的那本书，是否清楚地写着纤维脂肪瘤怎么回事儿……他说他当然完全相信。

似乎为了证明他完全相信，他将他买的那本关于癌的书，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癌的知识普及性小册子，当着我的面一撕两半，扔进了纸篓。

这一场虚惊掠过，不但他的心情豁然为之开朗，就连我也顿有如释重负之感。我提议请他吃顿饭，以示庆贺。他赶紧说：“不不不，该我请你。该我请你。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说着开了一个属于他的办公桌的抽屉的锁，探入手抽出三十元钱揣进兜里。

我暗想，“表弟”啊“表弟”，你那点儿钱来的容易么！你又何必在人前这么要强呢……那一天，我们还一人喝了将近一瓶啤酒。对我来说，绝对是例外壮举，近乎舍命陪君子。对他，显然也是下了一醉方休的决心。

我们最后一次碰杯时，他说：“咱们祝祝索瑶吧？”我说：“对，对。祝祝她。”他谦让地说：“你祝一句！”我说：“你，你！当然得你祝！”他郑重地想了半天才说：“索瑶，我们祝你万事如意！”我又加了一句：“一切顺利！”尽管我当时已有几分头重脚轻，可并没糊涂。“一切顺利”，包含着我对她已进行着的一件事的祈祷——他的分配去向问题。

我当然不允许他花那三十元钱。

我挽着他，将他送回宿舍。告辞时，他讷讷地说：“表哥，我……对你讲过的……希望你……千万别对索瑶讲。我那几天情绪太坏。有些想法，其实是潜意识里的，被我自己放大了，那就是夸张了。不能算数的。”我拍着他的肩说：“你放心。你什么也没对我讲过。”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索瑶返校后，真给母亲送来一只药枕。也不知她到底收没收母亲坚持付给她的钱。她和母亲之间的事儿，我也不愿多问。

听她说话，肯定并不知道“表弟”臂上动过手术。我也就没提。并悄悄叮咛了母亲也别提。

她很高兴的样子。她说她对“表弟”开始刮目相看了。她说她真没想到，一个寒假里，他的英语水平提高了那么多。她说他还译了几首诗。有一家刊物回信颇感兴趣，问他还能不能多译几首，集中发表，也许会引起小小的注意。她说他又开始译了。算译十首，一共二百多行呢！

我让她捎话给他，如果那一家刊物最终又不发表了，我愿意替他向别的刊物推荐……几天后我出差到南方去。母亲提醒我，那是“表弟”家乡所在的省份。母亲说人家孩子四年多没回过家乡了，你一定要抽出几天时间，替人家孩子回家乡看看。并且翻出一件件旧衣服，命我捎去。我坚决地说一件也不带，但为了使母亲高兴些，我保证我会到他的家乡去看看的。我没向“表弟”问地址。也根本没对他提这事儿。地址是索瑶抄给我的。她说她也是瞒着他，从他的家信信封上抄下的。她说根本不提对。提了他反而又会顾三虑四的……我一到外地，就对接待我的单位提出——此行要看望一家亲戚。他们知道我是北方人。知道我的原籍是山东。奇怪我怎么会在西南，而且是在一个三省交界的偏远之地有什么亲戚。我说是亲戚的亲戚，希望人家成全我一次。他们说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安排在返程前三天就可。说乘火车是直接到不了的，得转车。转车也还是到不了，还得乘六七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说那仍到不了，只能到县里。从县里再往下怎么去，多远的路，便非他们所知道的了。说莫如给我派一辆吉普车，走公路，到了县里，再烦县里的什么人领领路。说三天的时间去回足够了。我自是感激不尽……上路那一天早晨，下起雨来。小司机是个复转兵。他说一下雨，有几段泥沙公路可能会封，问我还去不去？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司机便不再多说什么。

还好。一路顺利。小司机是个开快车的。但路面时时刁难他。在下午五点，比估计的晚一个多小时到了县里。也许是因为在凄冷的雪雨中淋了一天，那县城使人顿生索落萧瑟之感。被湿漉漉的一片阴郁笼罩着，没有丝毫的生气。吉普车直开至一座破败的院落前停住。竟没遇见个人影。下了车，看到牌子，才知是文化馆。我觉得这县城似曾相识。仿佛来过不止一次。困惑之中恍然有所悟。是因为看电影和电视太多了。解放前某些边省镇县，大抵都选景在这种地方。接待我们的是副馆长。他说正馆长刚刚去世不久。他说他已经等了我们很久了。他说再往前尽是山路了，天将黑了，又下着雨，还是住一夜吧。

于是我们只好住宿。吃罢晚饭，小司机早早睡了，副馆长怕我寂寞，陪着我聊天。他说这文化馆曾是一位县长的家。县长荣升到地区去了。工青妇联几方面争这地方。刚巧省里下达了一个文件——加强地方群众性文化娱乐工作，结果批给了文化馆。他说否则文化馆可占不了这便宜。我暗存一份儿心眼，问他文化馆是不是还需要人才。比如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生。他连连摆手说不缺不缺。他说别看这么破败的一处地方，但牌子值钱啊！文化馆，毕竟和文化连着。再怎么寒酸，也还是与文化联着。已经有十几个人选在等着他点头了。而他苦恼得要命。因为只给了两个扩编名额。他说处理得不好，他能不能成为正馆长就很难讲。他说万一再委派一位正馆长，那么两个名额就变成一个名额了。他说他倒没当正馆长的野心，巴不得赶快委派一位来，他就可以从苦恼中解脱，剩下的一个名额，让别人圈定吧！得罪了谁也是别人得罪的……听他大诉苦衷，我没好意思再向他介绍“表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