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将永远没有充分的把握。

因为我描绘的这些东西是那么熟悉，同时又显得有些陌生。

年前我曾经回乡一次，回到哺育我最初全部生命与情感的村子，我发觉我开始不认识这个村子了。村子很普通。

那表面的静谧像是被外面喧嚣的世界遗忘了一样。村子四周的山峦几乎完全光秃秃了。山坡上裸露出灰黄的泥土与灰白的岩石，四处是泥石流冲刷过的痕迹。那里，记忆中的森林，以及众多的溪流都消失了，故乡童话般的气氛歌摇般的色彩已经消失。现在，我下定决心不把故乡村子的名字写进，只用村子这个泛称来称谓这个村子。这也并不意味着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获取作品的典型性意义，虽然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接合部上的大渡河、岷江、嘉陵江发源的地区多的是这样的村子。上述几条有名的大江大河都将其丰盈的水流不断注人长江，不断奔向大海，亘古迄今。过去，这些江河两岸的崇山峻岭满被森林，洁净的水来自每一片树叶与深藏地下的每一条根须。不管春夏秋冬，水流恒定而清澈。我后来获得的知识告诉我：长江那时也是恒定而清澈的。而现在，电视、杂志、报纸或者传闻都在说长江正在成为第二条黄河，浑浊，充满泥砂，暴涨暴落。而我亲眼目睹长江上游的森林地带渐渐消失，众多支流上绿色的湿润的河谷变成褐色，干燥的风卷动无边的尘土，比记忆中北风卷动飞雪还要猛烈。那些深陷河谷冲积台地上出产丰饶的庄稼地、果园或被突发的洪水冲毁，或被久旱所苦，玉米、小麦、青稞奄奄一息，在龟裂的田土中发出最后的喘息。

手指缓缓地在地图上滑动，我叹息一声，看到一片广大的地区终于变成了和地图上表示这一片地区的深褐的色彩一模一样的颜色。这已经是我梦境中常有的情景。

村子之所以变成这种颜色，最初的起因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一场山火。我们从这场山火开始叙述。

这天下雨。

雨水不很猛烈，在幼年的记忆中，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暴烈的雨水。雨水到来之前，人们不是从什么东西被摇晃，而是从村子四周的森林中传来的林涛声中知道起风了。林涛的轰隆声中天色渐渐晦暗下来，就像黄昏降临一般。之后，雨水就降落下来了，一根根雨丝轻盈而且明亮。

这种时候，女人们多半在家里。孩子们在小学校门前，男人们在村子里惟一的代销店门前。人们望着雨水降落下来，雨水带着从天上下来的光亮，照亮孩子们和男人们的脸，雨水驱走了比较不洁净的、令人呼吸短促的气味，带来清新空气，不久被森林环抱的村子就充满了幽幽的花草与苔藓的气息。

小学校和代销店是村子的中心，中间隔着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在没有小学校和代销店以前就有了，却恰恰像是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后才开辟的一样。广场刚好一个篮球场大小，小学校建起后，就在一头树起了一个简易的球架。每天都有人在那里嘭嘭地投掷篮球，即使下雨也不例外。那时候，已经有了一种充气方便的粉红色的橡皮篮球，为了防滑，上面布满乒乓球拍上那样凸出的胶粒。细而无声，只有粉红色篮球砸在篮板上的嘭嘭声响，响起又消失，消失又响起。

下雨往往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夏季的白昼漫长，召唤我们上课下课的铃声清脆明亮。

雨到下午四五点钟就止住了。

这天是星期天。

小学生们无处可去，聚集在广场上投掷篮球。小学教师是拿国家工资的，七天一个星期天。人民公社社员是十天一个星期天。这天，两个星期天合在一起。

我们和无所事事的男人们一起在代销店门口，等待雨水下来。大人们都显出有心事的样子。柜台深处更显得幽暗，但那里也有发光的东西，酒坛上釉子的光芒吸引着男人们的目光，棒棒糖上的光芒吸引孩子们的目光。长着一小绺灰黑色山羊胡子的刘世清，用那张污黑的油腻的毛巾不厌其烦地擦拭柜台。柜台是上等柏木制成的，经过长年累月地反复擦拭，深红的木质上显现出象牙色的木纹。

他说：“蜘蛛。”

立即就有几个孩子蜂拥而上，打死了从墙缝里爬出的一只硕大的黑蜘蛛。他返身在幽暗中窸窸窣窣摸索一阵，给几个孩子一人一枚奖品。这几个孩子中有他的儿子，有我。我们举着糖发出欢呼。当生产队长的大表哥觉巴用严厉的眼光瞪我，但我还是把糖接到手上，并和同伴们一道欢呼起来。他叹口气，在腰间漂亮的镶着银泡的红色牛皮钱袋里摸索一阵，终于掏出了一个一分的硬币，一言不发地从光滑的柜台上推到刘世清面前。刘世清又一言不发地把钱推到大表哥面前。推来推去，那枚硬币掉到地板上嘀溜溜旋转起来，沉默的人们猛然大笑起来。

这时，雨水下来了。

明亮的雨丝和欢笑使人们晦暗的脸变得明亮起来。有人买了酒。一只粗瓷大碗就在男人们中间传递起来。村子四周经过雨水冲洗的山林顷刻间变得清新可喜。一缕笛声仿佛从村里取水的那片柏树林中的泉眼传来。曲子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北京的金山上》。大家摇晃着身子轻声应和，用各自最谙熟的汉语和藏语。吹笛子的人叫做罗布，是个孤儿，刚从县农业中学毕业回来。他说他不叫罗布了，叫程卫东。他带回来一盒十二枝长短粗细不一的竹笛，下面缀有红色的穗子，还带回一个新名字，以及一顶崭新的军帽。现在，那顶帽子戴到了村里最漂亮的女子勒珍的头上。我们看到勒珍戴着那顶帽子穿过雨水，穿过广场，循着笛声去了。大人们又爆发出一阵开怀大笑。勒珍在笑声中啪啪哒哒奔跑起来。我们吃完了糖，抱着篮球冲进雨里。球砸向篮板的嘭嘭声比大人们的笑声还要响亮。投掷结束时，温暖洁净的雨水完全浸透了头发和衣衫。下雨的星期天是多么愉快啊！

我们结束投掷时大人们的酒碗已经空了。天顶开始明亮起来，山林里传来松鸡和画眉响亮的啼声。松鸡的啼声：嘎！嘎嘎！短促响亮。画眉的啼声：嚯——，嚯——，嚯——，婉转悠长。雨水慢慢止住，太阳重新露脸，把更为洁净的光芒洒向更为洁净的山崖、森林和村子。无风，各家的寨楼上，炊烟笔直上升，在阳光照耀下，像一匹匹悬空而下的蓝色绸缎。

夕阳衔山。

往常，大家就要散去，各自回家了。这天，村子对面的那片白桦和箭竹林中传来的猎犬叫声把大家吸引住了。那时，从学校的窗户上就可以常常看到獐子、麂子到林边的小溪饮水。林子里传来一高一低的两条猎犬的声音。歪嘴的歪嘴巴一哆嗦，先流出一泓口水，然后才发出声音来：

“我，我的阿黑，还——有阿黄。”

歪嘴和我家沾点亲，年龄比大表哥小，而按辈分大表哥该叫他表爷。但这亲亲得远，大表哥又是生产队长，仍叫他歪嘴，我也跟着叫歪嘴。

我说：“是歪嘴的阿黑和阿黄。”

歪嘴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我做个鬼脸，他又一咧歪嘴笑了。那年我七岁，大表哥快三十了，该叫表爷的歪嘴也是二十三四的光景吧。

有阵子听不到猎犬的叫声了。显然是失去了猎物的踪迹。

我的伙伴们开始起哄了，说歪嘴的狗不中用。孩子们敢这样，也是因为知道歪嘴从不对人发火。歪嘴就是靠这两条猎犬挣点钱供弟弟呷格上学的。呷格从城里写信回来，说城里造反了，不上课了，想要回家。歪嘴请人写信不要弟弟回来。信是刘世清在代销店柜台上用毛笔写的。歪嘴在信里说：毛主席叫造反，那么造反就是有出息的事情，你就在城里造反，造完反继续念书。后来，我翻检资料，才知道这封信作为藏族翻身农奴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动例证在自治州委机关报上发表了，时间是1967年4月23日。信经过了一些加工，加了红框，刊发在一版的左下角。署名当然不是歪嘴，而是xx县xx公社xx大队一小队全体藏汉贫下中农。我大学毕业刚刚分配到报社时，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时间泡了近三个月，这段时间只好一头扎进积尘很厚的资料库里，几乎翻遍了该报从1952年创刊以来的所有报纸。陈年报纸的气味弄得我常常咳嗽，并流下一些不咸不淡的泪水。报纸上很多长篇通讯都是有关筑路工人和伐木工人事迹的。而且还有森林工人向党中央、毛主席，州政府，州革委报告提前跨人xx年，完成采伐，流送xx万立方米木材的喜报。这样，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一片片原始森林逐渐消失的过程。

当然，我的眼泪并不是那时的雨水。

那时的雨水不是冲刷泥土，冲刷那些千万年积聚下来的肥沃而又珍贵的黑色泥土，使土地变得贫瘠不堪。

那时的雨水滋润万物，使森林青碧如洗。

那天在青碧如洗的白桦与箭竹林中，猎犬又吠叫起来，声音短促而又响亮。

“阿黑。”

歪嘴说是阿黑的声音。

刘世清已经给柜门落上了几块铺板，一把藏式的大铜锁被他弄得当啷作响。大表哥觉巴说：“等等，刘老头，我看你还得卖酒，我们有菜了。”

“菜？”

“你自己看吧。”

果然，林间的空地上闪出猎犬，和一只被它们追逐的灰黑色獐子的身影。距离已经相当近了。有办法脱逃的獐子是不会下山的。只有陷人穷途的猎物才会下山或者上树，而这就等于走向了死亡。我们一齐跑到村头，獐子从茂密的箭竹丛中没命地扑下来，差点撞到人群里来了。它急忙驻足，呆立片刻，返身从取水的小路蹿进了簇拥泉水的那团柏树林。

人们大呼小叫冲进了树林。

树林里传来猎犬的声音。短促猛烈的狗叫变得舒缓、从容。獐子被逼上树了，无路可逃了。人们欢呼起来。我们还看见程卫东和勒珍勾肩搭背坐在林子里最老的那株柏树下面。柏树能遮雨，他们坐的地方很干燥。但他们还是做出避雨的模样，把一件衣服顶在两个人的头上。旁边的地上放着程卫东的竹笛和一本歌曲。猎犬的叫声，人群欢叫着从他们身前身后跑过的声音，他们像是一点也没有听到。

歪嘴说：“呸！”

大家笑起来。

他的嘴更歪了，歪到左边耳朵下方去了。歪嘴跺踩脚，说：呸！呸胚！”

觉巴却走到那株歪脖子树下，挽着绳套。歪嘴赶紧夺过大表哥手中的绳子。绳子呼呼地抡圆了，歪嘴的嘴这时好像也要端正些了。

随着一声断喝：“呔！”绳子笔直地带着风声直奔树上，势头尽时，活套张开，下落，刚好套住獐子的脖颈。

“砰”一声响，獐子被提拉到地上。

獐子垂死的声音就像是羊的叫声：咩，咩，咩……这是一头雄獐。也就是说，它的肚脐眼是名贵的药材：麝香。歪嘴手脚利索，手中刀尖轻轻一旋，就取下了麝香，揣进怀里。麝的香气立即像泉眼上的氤氲雾气一样弥漫开来。

那天，猎犬得到了獐子的头、肚肠和四个蹄子。

男人们用热乎乎的新鲜獐子肉和肝子蘸了盐，在代销店门前下酒。我又在回味那略带盐味的生拌獐肝的鲜味了。

刘世清老头除了代销一点烟、酒、盐、茶外，还替公社供销社收购各种药材和皮毛。皮毛和药材都由他擅自作价。

歪嘴的麝香作价二十二元，皮子作价八角。歪嘴共得二十二元八角。二十元他要汇给弟弟，二元八角打了三碗酒，买了一包经济牌香烟，一包飞马牌香烟。酒和烟当场报销。

刘世清在村里人眼中不是正经人。

这并不因为他是一个汉族人，也不是因为他会打算盘、记账而独揽了代销店掌握的销售与收购大权。村里人对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在刘世清那里挣钱，在刘世清那里去用钱。”

他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你得把所有能弄到手的土特产品卖给他，否则就是投机倒把。

刘世清具有这样权威的身份，仍然被村里人认定为不正经的人。

村子于1951年解放。他是解放前一年携了一妻两儿来到我们村子的。刚解放时，他还住在一个山洞里，是解放军把他抓来，说他有特务嫌疑，刘世清就和那一排解放军住在村里的公房里。公房过去是村里有头脸的人和头人一起议事的地方，原先只有屋顶，由六根粗壮的木柱支撑。解放军用柳条编了墙，便成了住人的房子。冬天，又在柳条墙上面抹了层黄泥，做了开关自如的窗户。

解放军把刘世清押住在一起。

刘世清耐心很好，只说自己是小生意人，避战乱来到这里，积聚的一点财产已经荡然无存。他并不特别为自己开脱什么。那女人每天给他送来饭食。依当地标准不算好也不算孬的饭食。女人很丑，很结实，穿底子很厚的布鞋，一身自家缝制的青布短衣服，上面套一件当地藏民背柴时用的不镶布面的羊皮坎肩。看上去是能忍辱负重的那种老实女人。这种女人叫人放心。女人来送饭时还用梳子蘸上清泉水抿过了头发，发髻圆整而光亮，叫人生出好感，还叫远离故土深人异族地方出生人死的钢铁汉子们生出一点思乡之情。

终于有一天，村里人看到刘世清到泉边挑水、淘米、洗菜。部队任务紧张。刘世清成了部队的炊事员。间或，住在山洞里的妻儿也能吃上一顿大米饭了。女人把米煮在下面，上面蒸了满山都有却从未有人吃过的箭竹笋子，熟了，加点盐、野芫荽、家种的蒜，再放油，其香无比。至少吃过这种东西的上点岁数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当时，他们是第一次吃那样的东西。

部队撤走了。

头人打倒了。

刘世清把妻子和两个儿子接出山洞，自自然然地，当初的公房成了他的家。村里人用平淡无奇的口吻说，这个人就是这样，每次都因祸得福。经过若干次有惊无险的变故，他总是不急不躁，终于达到现在的位置，不劳动而可以维持生计。

这个不正经的人一团和气，生活俭朴，从不吸烟喝酒，任何人都说不出他有什么不正经的地方。

不管大人小孩，聋子哑巴走进店里，他都只有一句简单的话：“来了？”走出店里，不管买没买东西，他也是平平淡淡的两个字：“走了？”甚至连多望你一眼也不肯。

这种情形直到以前叫罗布，以后叫程卫东的人回乡才有所改变。可能刘世清预先有过什么特别的感觉吧，程卫东一进店门，刘世清就问：“来了？”语气显得比往常殷勤了点。程卫东左右端详一阵，把手插进裤袋，说：“来了。”语气颇为倨傲。

两人对望一阵，刘世清低下头，抄起那块永远污黑的抹布擦拭那永远纤尘不染的柜台。程卫东横着踱步，竖着踱步。

刘世清又问：“买点什么？”

“你知道我没有钱！”程卫东愤愤然地说。

“你可以赊账。”

“我永远没有钱也赊……”

“……你，会有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