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有一个女孩，叫张艺涓，算是我的读者，她读我的书《虫子》，被吓着了，见了陌生人就惊恐地大叫：虫子！虫子！

她母亲就把我告上了法庭。

我的心里也很难过，那毕竟是一个花季少女。

作为被告，我在出庭之前，去看望过那个女孩。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住宅楼，巧合的是，我家住在801，她家也住在80是张艺涓的母亲开的门。她的脸色很憔悴。

她看了看我手里提的水果，问：你找谁？

这是张艺涓家吗？

你是谁？

我惭愧地说：我是《虫子》的作者。

那个母亲的脸色一下就变得十分难看，她冷冷地说：你有事吗？

我来看看她。。。。。。

你能治好我女儿的病？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仇恨的光：我告诉你，这个状我是告定了，你怎么样都没用！

说完，她就要关门。

我说：你误会了，我只是想和她聊一聊，也许对她的病情有帮助，系铃还需解铃人，你说是吗？

那个母亲想了想，闪开了身。

我走进去，看见那个女孩脸暗淡地坐在床上，怀里紧紧抱一个玩具熊，双眼无神地看着我。

奇怪的是，她见了谁都大喊大叫，只是见了我不叫。

尽管我不是精神病医生，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能够开导她。

我坐在她的身边，轻轻地说：艺娟，我就是那本恐怖《虫子》的作者，我想和你聊聊。

那个母亲一直站在门口，冷冷地看着我。

我和很多读者在一起聊过天，可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这种气氛。我感觉很怪。

那本书里所有的故事，都是我编造出来的。我靠想像力吃饭。

那女孩还是那样无神地看着我。

原来我的胆子也特别小，我开始写恐怖的时候，非常害怕，可是写着写着我的脊梁骨就挺直了。我相信，读恐怖也一样，看多了就不怕了，熟视无恐。

我尽量让我的口气显得轻松。

只要心是干爽的，什么阴影都不会有。你看，外面的阳光多好，我领你出去晒一晒。。。。。。

她突然直直地指着我的脸，目光好像穿透了我的眼睛，直接看到我的大脑：虫子！

我笑吟吟地看着她：你看错了，没有什么虫子。。。。。。

有虫子！虫子从你的脑袋里爬出来了！

说完，她一下跳到地上，惊恐地扑到了母亲的怀里。。。。。。

最后，我难过地离开了她的家。

刚刚下楼，我就遇见了一个老太太，一看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热心老太太，她挤眉弄眼地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小伙子，我就住在张家对门，刚才你敲她家门，我都听见了，我告诉你，张家的那个女孩原来就有精神病史，不过，她不经常犯病。。。。。。

开庭那天，我去了。

数百个座位都坐满了人，还有很多媒体的记者。

那个母亲请了一个代理人，她本人一直坐在原告席上哭。

原告要求我赔偿张艺涓精神损失费10万元。

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听众席上响起一片不满的喧哗声。我知道，那是针对我的，每个人都同情受害者。

我没有说张艺涓有精神病史，我没有证据。

法庭休庭。

我一直坐在被告席上，没有动。

经过合议厅紧急磋商，终于宣判了：原告索赔被告10万元精神损失费，法庭不予支持。。。。。。

我胜诉了，但是我的心情并不好。那几天，我一直没有写东西。

张艺涓是我的读者，她掏她的钱在图书浩如烟海的书店，单单买了我的书。这就是一种缘分。

可是，现在出事了，我和我的读者立即成了敌人，开始互相指责，撕打。。。。。。

终于，我又一次来到张艺涓家，把《虫子》一书的稿费存折放在了张艺涓的床头，然后黯然离开。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这件事。

半年之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频道，调频876兆赫，午夜零点开始连播我的恐怖。

接着，郊区电视台受到启发，开创了中国第一档午夜电视节目，每周五晚上播讲我的恐怖。

播讲者叫艺文，他同时也是编导。

他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曾经跟我进行过一次长谈，想让我给他出一些主意。

我们在电视台附近的一个酒吧见了面。那个酒吧叫粗口酒吧，人很少。

总共三个人，艺文，我，还有电视台的一个摄像。

那天，我很兴奋，喝了很多酒，讲了一大堆设想。

这有几个原因，一是喝酒他们付账，二是那个摄像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三是我的恐怖又可以扩大一部分受众了。

归纳起来，我总共说了几点意见：

对于恐怖故事，播讲的方式要创新，要完全打破传统。不能像讲评书一样，也不能像朗诵美文那样。那声调我们早听腻了。

我想像中的恐怖故事讲述者，应该是一种黑暗的口

气。。。。。。

艺文插话：什么是黑暗的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