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鼻子大王》搬上银幕，并在1995年5月23日获得广电部颁发的“政府奖”（即“华表奖”），这是最初根本没有想到的。

《哭鼻子大王》是我在十几年前所写的一部长篇童话。

那是1982年7月下旬，我应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热情邀请，来到广州出席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作家们谈及长篇童话太少，我就自告奋勇说可以写一部。

8月3日，《羊城晚报》就把我的发言“捅”了出去，说我“将完成一部长篇童话”……

其实，我当时只是在会上表个态罢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既然上了报纸，我也就无论如何要把长篇童话写出来。

我当时虽然发表过近百篇童话，可是，从未写过长篇童话。创作长篇童话，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没有尝试过的课题。

写什么呢？我注意到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当时已经逐渐显露出其重要性和普遍性。

因为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几乎家家都成了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只生一个孩子，“无限宠爱在一身”，独生子女成了家庭中的“小太阳”。

于是，我选中了将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作为长篇童话的题材。

独生子女常以“哭鼻子”来“要挟”家长。在生活中，我常常见到这些“哭鼻子大王”。只要他（或她）一哭，妈妈害怕了，奶奶心疼了，爸爸让步了。哭，是他（或她）的一大法宝。我想在长篇童话中，给这些“哭鼻子大王”以善意而又辛辣的讽刺。

从广州回来，我便赶紧动笔。童话的特点在于夸张。我把“哭鼻子大王”加以夸张，一哭起来，那泪水就像瀑布似的喷涌而出，以至把整个幼儿园的小床都漂了起来！

然而，着手写作以后，我却颇感吃力，比我写长篇吃力。开头的几章，我写写放放，放放写写，甚至写着写着，推倒重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有写过长篇童话，缺乏经验。

在失败了几次之后，我终于选定了现在这样的开头，慢慢地一章一章写下去。越写越慢。但是，在写了三四万字之后，写作速度忽然加快了，我一口气把十几万字全部写完了。完成之后，我感到轻松极了。

在广州、深圳，我曾对童话作家孙幼军先生谈起，我很喜欢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我想用刘宝瑞讲单口相声那样的口气写童话，使童话有一种幽默感。他说:“你的这种主张，也算一派！”这部《哭鼻子大王》，就是我用单口相声口气写童话的一次尝试。所以，我希望这部作品充满幽默感。

《哭鼻子大王》由我的老朋友、漫画家缪印堂先生配上令人忍俊不禁的漫画插图，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

这部长篇童话出版之后，著名童话作家贺宜、洪汛涛、孙幼军等看了，都给予好评。

小读者也很喜欢这本书。所以，这本书曾多次再版。再版时，还特地换了一张更有趣的封面。

上海电影制片厂也看中了这部长篇童话。他们约我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于是，我住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招待所，花了半个月时间，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哭鼻子大王》。

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认为剧本不错。可是，当剧本交到导演手中时，却“吹”了。

导演说:“这个剧本写得很有趣，构思也新颖，只是‘哭鼻子’发大水没有办法拍，现在我们的特技做不到。可是，这发大水是‘哭鼻子大王’的‘拿手好戏’，无法回避……”

如此这般，《哭鼻子大王》剧本也就“泡汤”了。

后来，当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向我约书稿时，我把电影剧本《哭鼻子大王》加以修改，以《哭鼻子大王笑了》为书名，在1992年出版了单行本，第一版便印了三万册。

1994年初，我刚从美国回来，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动画车间的老朋友崔世煜、王一通向我约稿，说是厂里在筹划拍动画片。这使我想起了那“泡汤”了的《哭鼻子大王》。于是，把剧本单行本送给了他们。

想不到，《哭鼻子大王》居然“起死回生”！这是因为实景特技所无法拍摄的“哭鼻子大王”发大水，动画片却“轻而易举”可以做到。可以说，用动画片来表现充满幻想、充满夸张的童话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领导肯定了《哭鼻子大王》，经席志杰先生加以改编，很快就投入拍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严定宪等老导演参加了这部影片的拍摄工作。经过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动画车间花费一年时间精心制作，终于完成《哭鼻子大王》6集动画电影。

影片完成后，被认为是“主旋律”作品，得了华表奖（政府奖），又出了录像带，对于大家是很大的鼓励。

此后，我完成了大型神话电影《大闹天宫》（上下集）剧本，由张建亚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珠达电脑动画公司联合拍摄。

我愿多多努力，继续为儿童文学创作竭尽自己绵薄的力量。

叶永烈

2012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