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达尔文改变中国

作者: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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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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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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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4216字

要是评选其思想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恐怕不是马克思,而是达尔文。从小孩到老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承认进化论的生存法则,都能朗朗说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句子。


达尔文一生没有踏足过中国,他的学说在自己的祖国甚至受到抵制和怀疑,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他?那么轻易地就接受了他?


汉学家浦嘉珉写了《中国与达尔文》这本书来回答以上的问题。


达尔文学说进入中国是在晚清,当时,中华文明在坚船利炮的轰隆声中,突兀地、被迫地进入世界近代化语境,开始了第一次全面的自我怀疑。儒家乐观主义忽然无法自圆其说,天变了,道自然也要跟着变。


那个时代最精英的头脑开始选择出国留学。晚清留学生急切地想要把学习到的西方思想,作为艰难时世的圣经引入中国,可他们对“真经”的认识,多多少少会由于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导致偏差。


严复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引入中国。严格说起来,严复的老师,并非达尔文,而是社会学家斯宾塞。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他认为人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劣等种族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


严复读到斯宾塞的著作,顿时觉得找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物竞”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中国自古不喜“争”,严复就发觉必须斗争,如果旧制度在斗争中失败,那么就说明它本身是落后的,该被淘汰。


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严复不自觉地在其中加入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私货”,又背叛了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原旨。


对达尔文学说最大的异化,来自梁启超。梁启超是《天演论》的第一批读者,他对其中的学说大感惊奇和兴奋,他首先把《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竞天择的理论,简单理解成为了种族理论,在《时务报》中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


随着梁启超慢慢接受了种族优劣的学说,他又开始进一步反对“天赋人权”的说法,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梁启超阐述天下只有强者有“权利”,无平权,把“绝对强者逻辑”强调到了极致。


随着梁启超等人对达尔文学说的推崇,诸如杨度“金铁主义”的学说也开始在中国深入人心。所谓“金”就是黄金,“铁”就是铁炮。这些愈发加深了对“强者为王”这一理念的强调。


事实上,中国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没有反思。


1912年5月7日,辛亥革命后几个月,孙中山讲话中说:“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


然而,这种反思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17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达尔文学说和马克思学说殊途同归,都是认为“竞争”(马克思所说的“斗争”)在社会变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是前进的,新的推翻旧的,凡是新的,必然是进步的——共产党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理论基础,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喊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浦嘉珉认为,到了中国之后,达尔文“使暴力变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


就这样,达尔文在中国的传播,以一步步加剧异化的过程,构成了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谁赢就跟谁”“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力量取代了道德,成为了社会权威的标杆,达尔文花了极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


2012年7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中国与达尔文》一书所作的书评。书很厚,但是非常有意思。作者浦嘉珉研究了达尔文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尤其是原典被翻译者严复“夹带私货”地做了改动,其后又被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异化,然后,变成了如今中国几乎人人接受的真理。作者认为被异化的达尔文学说,是此后革命派行动的思想来源,也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博尔赫斯有一篇晦涩的,叫做《〈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的主人公梅纳德是一位当代作家,他认为《堂吉诃德》“起初是一本有趣的书,现在却成了表现爱国的精神、文法的傲慢、奢侈的豪华版的工具”。于是,他花了漫长的日日夜夜,去重写一本早已存在的书。他对原作进行了看似毫无改动、实则差之千里的修改。


梅纳德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面对一些早已接受的常识时能否做到毫无质疑?《道德经》的作者是谁?《礼记》到底写于何时?《论语》的内容哪些属于孔子,哪些是后人添上的?


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我们笃信不移的典籍全是虚构的?或者,至少是被扭曲改写过多遍的?我们奉为神明的,其实是无数个伪经制造者。这种可能性,让我觉得可怖的同时,也觉得异常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