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途才注意到，一旦涉及到这以后家中的变化，父亲传记的写作就会从另一方面映现出自己年轻时的身影。

想来这也是自然的。然而，重新查阅资料、比照时代的推移变迁、推测浮现其中的父亲形象和当时一定很苦恼也很困惑的父亲的心理时，我发现，它和我私下里自认的缺点是十分有共鸣的，我的内心便无法平静了。

虽然日期不很准确，但放弃继承权的申请书，我写了两份，且都亲手交给了父亲。幸好它们都装在贴有“恭次亲展”字条的大旅行箱里，被保存了下来。只是，不知何故，字条上面的笔迹竟是阿樱的。我盯着养母的毛笔字看了好久，也没有想明白这些东西由她保管的经过。最初那封写给“父亲大人”的信，日期是5月4日。

我并不记得写这封信的时候自己曾很苦恼。我大概是很生气。我应该是在责怪父亲，既然平时对孩子们常耍家长威风，那么，对滋贺县生人的西村惠的专横跋扈也应该用同样的权限加以制止。那会儿正是为把嫂子善子赶出家门而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因为这些话触到了父亲的痛处，所以父亲怒火中烧，言辞激烈。我至今还记得，石山治荣在中间说些“啊呀恭次”、“别这么说啊”之类意思不明的话，一副惶惑不安的样子。

如今回想起来，我越说越火的脑子里面，似乎是有算盘的：托西村惠的福，我想离开家的事情才得以进展顺利。

一上了大学，我就加入了青年共产同盟，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我一方面在教室、街头主张打倒前近代、半封建的统治权力，一方面又住在堪称被打倒对象的父亲家里，让他为自己交学费，这对有正常感性的人来说，应该是匪夷所思的。那时我每天都在自问：你这家伙，撒谎要撒到什么时候！可如果没有家里这些阴湿的欺侮和调查发生，我真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理由提出离家的要求。

“随你便吧！不过你给我记住了，一个没有感激之心和奉献精神的家伙，什么他都干不成！”在一次争论中，父亲扔下这句话就出去了，我随后就写下了放弃继承权声明。

第二天，父亲见到它，就说：“你如果真是这么想的，那我也没办法，你会后悔的。”

父亲站起身的时候，我想：“我赢了。”那时，我压根儿没有想到，父亲也许感到很寂寥。

我开篇就写道：“我不想继承楠家财产。我对楠家的事业、财产没有任何野心和欲望。”一提笔，我心中就弥漫起对父亲与其说憎恨、不如说厌恶的情感。

我的心一直是向阿樱倾斜的，毕竟，她像亲生母亲一样把我养大。然而，令我无法接受的是，年轻时原本很自立的她，竟然对父亲傲慢任性的行为保持沉默。

高考发榜的第二天，我去下落合看望养母。考试结果我是看了榜以后，从本乡的书店直接打电话告诉她的。

“祝贺你啊！我一直就觉着恭次能考上的。今儿啊，我知道你要来，做了好吃的呢。坐那儿等会儿，这儿是你家啊。”说着，就去厨房了。

我望着阿樱的书斋，顿生怀恋之情。马尔萨斯1的《人口论》、欧文的《妇女问题》、施宾格勒2的《西方的没落》、还有《世界文学全集》、《大隈重信全集》……其中有几本我就是在这里读的。

等我们相对而坐时，她在小酒杯里斟上了琥珀色的甜红葡萄酒，举起杯，说：“这其实是饭后的酒……不过，祝贺你！麻布那边，大家也一定都很高兴吧。”一副推测的语气。

前一天，我给阿樱打过电话，就去位于世田谷大吉寺的成田有恒方丈家，参加文学同仁杂志的集会了，吃过饭回家时，父亲正在为导尿方便而铺的被褥上坐着。我跟他报告说考上了，他立刻面带微笑地说：“那太好了。进去了，出来当几年公务员也是个办法啊。”

我对阿樱如实讲了这些，她好像想起了什么一样，说：“啊，公务员啊，在和公务员的交往上，他可是费了很多心思啊。”

我喝了一杯甜红葡萄酒，有些饶舌，就问：“那个人，他生活得随心所欲，您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呢？！”

阿樱用略带惊讶的表情看看我，很快，就又换成了开朗的笑脸，仿佛在想，这孩子也长成大人了。“看你说的，”她用当时年轻女性之间常用的语调、以劝慰的口吻说，“看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可他有时候心眼儿很小，所以就得处处小心留意的啊。”

在后面的谈话中，我还得知，战败大局已定后不久，父亲还到这里来看过阿樱。

“他来好像是要把你托付给我的样子，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当时，有传言说，凡是辅弼议员都要给抓起来的。”阿樱解释道。

我亲眼见到为撤销开除公职令，父亲是那么积极地上下活动，所以这个消息让我很意外。那也许是由于不知道旧日联军领导人的责任要被追究到什么程度而每天心神不定之中的一个镜头吧，可即便这么想，也还是感到无法理解。不过，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只有我和养母两个人一起吃饭，我不想太和她争犟。

“对了恭次，你打算学什么？经济学部也有思想史啦原理和会计学等好多呢。”阿樱改变了话题。

我如实答道：“我其实很想上文学部来着，不过要是经济的话，我倒是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现在我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起源》呢。”

“现如今这个年代，是读什么都行了啊。”听阿樱的口气，好像她又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

个人的烦恼暂且不提，我不用自己赚学费就能上大学，应该说还是幸运的。有很多人是从战场复学的，他们中有的人回国时家里人在空袭中全部遇难了，有的人要一边谋生一边上学，有的人因为农田解放而没有了收入，还有的人在美军军营里做翻译、只想那一张大学毕业的文凭。即便如此，开学典礼那天，银杏树下、拱廊内，还是有社会科学研究会、青年共产同盟等，混在各种艺术、兴趣同好会及体育俱乐部的接待处中间，摆出桌子，招募会员，校园里洋溢着一种解放感。

我以加入体育俱乐部一样的心情，说要加入青年共产同盟，写下了出身学校和名字。

“名字可以不写的。”一个稍微年长一些、身穿军装的学生说。他大概是看我一副少爷派头，又看了我的出身高中才这么说的。我想了想，署了个“横濑郁夫”的名字。我想起去年年末在霞关附近的“送米来”示威活动中边喊口号边游行的情景，就按照“送来”的发音，取了“横濑”这个姓1。

我们这个组织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在参加时刻可能发生的斗争的同时扩充队伍，一个是在秋天之前建立学生自治会的全国组织。我们的斗争包括支持东宝电影公司的罢工、对因台风引发大水的庶民区实施救助等等，对地方大学成立自治会组织的敦促工作主要由高年级学生分担，像我这样的新生，被分配的任务多是在站前和住宅区为共产党沿街募捐、贩卖《红旗》报和党发行的小册子，以达到在同盟会员期间理解党的活动的目的。这虽然都是些需要耐性的工作，但我自有坚持下去的支撑——我相信，这些努力的积累会给民主主义以实体，能保障日本的独立。

只要和同志们在一起，我就感到快乐。大家都是同时代的年轻人，集体中有一种自由豁达的气氛，和家中因楠次郎的错乱而愈加深重的阴湿空气迥然相异的光明世界。

我住在原来的网球场边上一个独立的小屋里，所以，孙清、善子，还有秘书们都好像商量好了似的来“歇口气”。令父亲发狂的罪魁祸首西村惠来我的小屋，是在我与父亲争执起来、并交出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那天傍晚。

“虽然我有点儿怕挨恭次的骂，但我想必须把真实情况跟你讲清楚，所以就背着他们来到你这儿。”她做出一副天真的表情，仰视着叉腿站在门口地板框上的我。我直觉地感到，是父亲让她来的。

“现在这个样子，他太可怜了。”说完，她告诉我，父亲握着那份声明哭了。

我吼道：“胡说八道，我才不信哪！”

“别这样嘛，他真是挺可怜的。如果我不安慰他，他在家里多孤独啊。我的父亲也是得了一样的病，所以我非常理解。人老了，又没有个拿他当回事儿的女人……”阿惠继续说。

我虽然感到有些肮脏，但不管说肮脏也好，说下作也罢，她能让人说出肉体上的事实。我被她不论何时都可以赤裸裸的姿态所压倒，渐渐地无言以对了。于是她说：“恭次君真棒，又纯情又直率，真可爱！”说着，她突然转过身去，背对着呆若木鸡的我，向外走去，然后又回过头来，歪着头朝我笑笑，消失在黑暗之中。对我来说，她是个意外的敌人。

“如果不是我安慰他，你知道这个家会怎么样？也许会出杀人案呢。”西村惠就差点儿没说出口来，她做性伙伴，是为了楠家。

也许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经历，比起第一封声明书来，9月19日写给父亲的字据就相当沉着，完全是我自己的风格了。

“从即日起，我脱离楠家户籍，想走彻底自由的、自信正确的道路。我无法理解楠家，也无法理解楠家的传统。我想栖息于独立不羁的自由天地。因此，我在宣布独立的同时，表明了放弃继承权的意愿：我无意继承楠家精神，对楠家的事业、财产不怀任何欲望，也放弃父亲百年之后作为遗族分配遗产的权利。最后，我想请求你们对我今后的活动不做任何干涉，并允许我对你们的养育之恩表示衷心的感谢。”

虽然有一些句尾郑重体的连用和修辞上略显稚嫩的地方，但文章中体现了一种变化，这不禁让我很想回顾一下5月那封信之后的四个月时间里，我究竟经历了什么，遇到了什么事情。

的确，此间，楠家的崩溃加快了。没有人能敌得过西村惠的头脑和她利用父亲行使的统治权。偶尔，她甚至会用命令的口吻对石山治荣说话。所幸的是，这种场面我很少在场。

发表“独立宣言”之后，我只是为了晚上睡个觉，才回到麻布的小屋里，而且通常是在为第二天在校内进行斗争而开的碰头会结束之后。

有了自由的意识后，我曾一度认为，世上的所有变化都会给我以机会，便会沉醉于可能性的泛滥。

此时，在中国大陆，人民解放军显示出连战连胜的势头。虽然山东省要冲、孔子庙附近的兖州沦陷了，可在中原地区，早已成立了五大解放区，打向华北的解放军7月攻陷了太原，打通了满洲国和华北地区的通道。

这些动向使我感到，中国大陆上成立革命政府只是时间问题，可我们没有想到，这反而会刺激美国强化反攻政策。

看着在旅行箱中发现的自己写的信件，我十分怀念一心想从楠家独立出来时的自己。

现在回头想想，我总觉得从所谓的共产主义之中看到了一种精神主义，因此我会与父亲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争执。我拿着宣告脱离楠家的“字据”去找父亲时，父亲已经不生气了，他出人意料地用无力的声音说了句：“你要真是这么想，就随你去吧。”

只此一句。不知为什么，他表情呆滞，目光散乱，让我感到很扫兴。

昭和二十三年，父亲赶走了长子孙清，我又声明放弃继承权，长女良子也早已结婚，所以，剩下的，就是他和石山治荣生的清明和稚气未消的两个孩子。

女性荷尔蒙疗法连续做了十个月之后，渐渐显出了疗效，父亲的焦躁得到了一些控制。由于获得了独立，我反倒对父亲可以采取平静的态度了。一天，我看到石山治荣和西村惠惊慌失措地说，父亲的胸部有些水肿。两个女人扒开了父亲的衣襟，父亲就看着自己的胸口，好像在看什么怪物。也许是他期待着前列腺肥大会因此而治愈，脸上竟依稀浮起松弛的笑意……24尽管楠次郎费心尽力地活动，开除公职决定的撤销也还是花了五年的时间。他受前列腺肥大的折磨，因受联军命令废除民法上的家族制度而失去了家长统治力，又因为出现了西村惠这样的女人而家中大乱，两个儿子也相继脱离了楠家户籍。

他像是为了超越这种困境，开始玩命地工作。他把收购来的轻井泽富豪别墅改建成大酒店，将周边的矢崎山别墅地全部出售；他还收购了数家运送公司，将其统合为埼京运送公司，并在铁路终点站池袋建了一座百货商店；箱根芦乃汤前面的汤花泽地区，也因采取开酒店和分售别墅相结合的方式而进入了正式开发阶段。

外界也对这一时期楠次郎克服困难、不懈奋斗颇多赞赏，这在楠系公司的回忆记录、社史和干部们的回忆录中作为铅字留存了下来，作者有酒店经理、电铁的科长部长以及更高层的人物，他们都称楠次郎为“头儿”，说他是一个严肃有加、不苟言笑的领导人，却又侠骨柔肠、仁慈宽厚。

百货商店的一位女性科长k女士写道：“男性干部都惧怕头儿，有些莫名其妙。对我们来说，头儿是个非常和善且充满魅力的人。秋季运动会时，头儿加入到我们的舞蹈队伍中来，我和头儿拉着手跳起圈舞。他的手掌十分温软，骨骼结实而又肌肉丰满，让人感觉得到头儿的和蔼可亲。”

东京橡胶总务部的一位女性部长则写道：“一天，头儿和身材魁梧的永井专务来到工厂。因为他们说要在职员食堂吃午饭，所以我们就在大食堂南面的一角竖起了隔扇，准备了几个干部席位，可是稍微提前一些到达的头儿见了，却说：‘隔开干吗，地方越宽敞吃饭越香。’还让我们把隔扇撤掉。见我为难的样子，头儿来到我面前，说‘那，你拿那头儿’，说着，就拿起了隔扇的一端。一想到他是那么了不起的人，我不知所措，只好照他说的做，抬起了隔扇的另一端，走向角落，职工们都惊讶地看着我们。我从心眼儿里感到，我真是找了一家好公司工作。”

藤田谦之助是这些手记的执笔者之一。次郎创办楠房地产公司时，神田镭藏和铃木商店顾问藤田谦一都伸出过援助之手，藤田谦之助是藤田谦一的后裔，也因此而进入次郎的公司，担任新建酒店的开发部负责人。

“我父亲早死，母亲含辛茹苦管理父亲留下的财产，供我上了学习院大学。我是昭和二十六年毕业的，但当时工作非常难找，而且我认识的人们在世道变化中也都自顾不暇。那年9月，综合不动产公司的楠事务所来了信，说‘我们通知您被采用了，请尽快来事务所（地图已一并寄去）’。可能是我母亲请头儿帮我找工作的。指定的时间是早上七点，我原以为我到得很早，可等我小心翼翼地来到位于麻布原六庄馆的事务所时，发现已经有好几个人在那里了。秘书很谦恭地说了句‘马上就去给您叫他，请稍候’，我虽有些紧张，但感觉到了一种温暖，心里热乎乎的。很快就有人来叫我了，我磨磨蹭蹭地进了房间，看见头儿把身子支在讲台桌一样的东西上站在那里。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得了小便不畅的毛病，得尽量站着接待客人。头儿默默地打量着走上前去的我，我心里担心得要命，可最终他还是说：‘好吧，决定让你进公司了，你明天就可以来，早上六点到事务所就行，工作从打扫厕所开始。’我尽管有些吃惊，却仍旧低下头，答道：‘请多关照。’

“头儿一拍手，刚才那个秘书进来了，他默默颔首，又一次把我带到了位于耳房一样的地方的事务所。一个叫甲斐田的人，和头儿一样剃着光头，郑重地告诉我说：‘你是头一次，早上一定要六点钟来。打扫厕所，得有些心理准备呢。’”藤田谦之助的手记上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