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在梦中说话(4)

作者:黄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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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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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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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3398字

这些年轻的父母不是,他们唯恐婴儿在背后会让他们保护不周,会在不留神间磕着碰着,被蚊虫叮咬着,被天空掉下来的树叶砸着,所以他们要将婴儿兜在胸前,要时时刻刻看得见她们的面孔和眼睛,注意到她们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渴了,还是饿了,要不然就是尿布湿了……这些年轻的父母,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我的眼里看起来,自己都还是个孩子,面孔还是一副孩童的圆肥,尚未来得及让岁月凿出成熟的轮廓,鼻尖和额头上稚气的雀斑也没有消退,脸颊红润健康,蓝色或棕色的眼睛里不无天真,那种淳朴简单到原始的善良。


面对这样的眼睛,你会知道他们是在一个勤勉和淳朴的家庭中长大,除了爱之外,不知道什么叫伤害,什么叫阴谋,什么叫绝望。


他们穿着最简单的短裤恤和旅游鞋,男男女女都是不修边幅的短发,不论高矮,体形一律健壮,是那种健康和富足的生活留下的痕迹。


他们一对一对地并肩而行,每一对的年龄体貌都非常适配。


如果是男人胸前兜着婴儿,女人就负责背负婴儿用品:左边腰间挂着奶瓶和矿泉水,右边是鼓囊囊的软包,里面盛放着尿不湿、小衣物、药品以及随时随地可能用到的乱七八糟的物件。


一个大大的旅行包背在女人肩后,这个包里才应该是夫妻俩日常所用到的东西。


如果女人不放心把婴儿交给丈夫,一定要亲自在怀中兜着,那么身边的丈夫就成了负重的骆驼,奶瓶和玩具叮里咣当披挂一身。


而且丈夫还要负责摄像和摄影,身形笨拙地跑前跑后,为孩子留下她生活的最初印痕。


我揣度他们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地区。


其实上前询问一声非常方便,可我更愿意默默猜想。


我肯定他们不是欧洲人,欧洲人的面孔比他们多了一些精致,精明,甚至是漂亮。


有可能是加拿大人或者澳大利亚人,在我的印象中,淳朴、富足和快乐是这两个国家人民的特征。


但是,最终我断定他们是美国人。


美国中西部的小镇上,勤劳的,善良的,也许还信奉着基督教的普通居民。


他们安分守己地居家工作之余,觉得自己还有多余的精力和时间可以奉献,还可以为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帮助,于是他们就结伴来到中国,通过有关机构,认领了这些可爱的黑头发的孤儿,这些有可能是弱智或者残疾的孩子。


他们之间也许新婚燕尔,也许默默守望多年。


可能还没有孩子,也可能早已经儿女成群。


不管怎么样,“爱”肯定是他们心里唯一的念头,爱这些孩子,给她们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个健康富足的成长环境,让上帝的儿女们都有欢笑,这是他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甚至,他们都等不及轻松愉快地游览完这个神奇国度里的壮美山河,下机伊始,首先去认识和拥抱了自己的孩子,迫不及待地把她们搂进怀中。


他们宁可背负一个吃奶的婴儿旅游,也要早一天让她们享受到绵绵亲情。


黑头发黑眼睛的婴儿们,她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在一夜之间神奇变化了吗?当她们在遥远的国度里长大成人,记忆深处还会储存下来岳麓书院的点滴印象吗?我只看到,在这个潮湿阴郁的雨季的上午,她们无一例外地仰着小脸沉沉地睡着了,在爱她们的父母的温暖怀抱中,在安详和有力的心跳声里,天使一样地睡着了。


恋爱和恐惧


我的在外地工作的妹妹打电话来,语气很惊惶,像脚底下踩着一颗将要爆炸的地雷一样。


“发生了一件事情,”她惊惶不安地说,“我要向你请教,你必须给我出个主意。”我悚然,后肩处立刻爬上一股冷意,以为她快要下岗了,或者家中闹起了婚变。


“毛毛在谈恋爱了!”她的声音带着委屈,又带着愤怒。


“我从她的手机短信中查出来的,这个小东西,她居然跟男孩子谈情说爱了!”毛毛是她的女儿,十六岁,刚上高一。


我妹妹在电话里絮絮叨叨,把她如何发现了女儿手机中的蛛丝马迹,夫妇俩如何暗中侦察,如何把电话打到男孩子的家中去试探真伪,如何如何……一点不落地告诉了我。


妹妹尤其悲愤不平的是:天冷了,北方来了寒流,毛毛连夜给男孩子发去短信,嘘寒问暖,敦促对方明早上学要添加衣物,言辞间关爱备至。


“我把她养这么大,她还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


我生病的时候,我加夜班熬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时候,也没有听过她一句爱惜我的话!”妹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调里简直就带上了绝望。


她焦急地询问我,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毛毛现在已经跟父母非常对立,在她们之间,“恋爱”这个词等同于一颗敏感度极高的炸弹,无论是谁稍一碰触,带来的后果就是人仰马翻。


妹妹还长吁短叹地举出例子:她的一个同事的儿子,高三时谈恋爱,被家长反对,居然就自杀了。


“那孩子,他真就自杀了!已经上高三,学习很优秀的!”所以我的妹妹遇到的是天底下父母都可能遇到的难题。


所以她心急如焚地打电话给我,询问我的意见。


因为我是作家,因为我写过一些儿童文学和青春文学,她以为我是处理恋爱问题的老手。


我当然不能随意表态,毕竟事关生命,稍不小心,炸弹会引爆在我的跟前。


我支吾说,再观察吧,不要跟孩子正面交锋,先看看事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影响学习。


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过去跟毛毛面谈一次。


放下电话,我一点儿没有妹妹的焦急,反而想笑,有一种清甜的、芳香的、阳光晒过之后暖烘烘的气味在心里弥散。


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想:毛毛恋爱了,十六岁的女孩子爱上了一个同样年纪的男孩子,多好的事啊!想象我的小外甥,每天清早离开家中去上学的时候,心里会怀着怎样的渴念和快乐,她在阳光飞洒的校园中看见那张亲爱的笑脸的一瞬间,幸福会如何把她包裹,花骨朵一样的生命是如何在这样隐秘的激情中绽开成美丽,我是发自内心的替我的小外甥高兴。


生命太过短促,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倏忽之间就跨过去了。


十六岁的恋爱,虽然十有八九不可能有什么结局,但是那样青涩和清甜的滋味,是以后的恋爱中不可能再尝到的。


十六岁以后,年龄每长大一岁,恋爱双方的心态便有不同,过程和目的也在一点点地发生变化。


到了二十六岁,干脆就是直奔婚姻而去,那种直白和赤裸,简直毫无美感可言了。


因此,很多时候我都想不明白,当自己的孩子们在享受人世间最纯洁和美好的一场盛宴时,我们做家长的为什么总是心怀鬼胎、虎视眈眈,总想着要扑上去把席面搅个杯盘狼藉?要懂得享受啊。


当我们很多做家长的,一生中只跟自己的妻子或丈夫谈过一次为婚姻而安排的恋爱,而后几十年过着柴米油盐的平淡或说是寡淡的日子时,我们为什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超越我们去享受更多的快乐呢?我们为什么要恐惧?我们在恐惧什么?我们凭什么要把恋爱当作孩子升学道路上的障碍,而不当作让生命飞扬起来的动力,由衷地替孩子高兴、为孩子祝福?我们私下里总是希望自己能够邂逅恋情,三角、四角从不厌烦,尽管总是做得隐秘和暧昧,但是我们却要不由分说地剥夺孩子们的恋情,尽管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更加健康更加透明。


想起来,这是不是一种自私呢?因为害怕承担而引出的自私?我妹妹打过那个电话之后,很长时间都不再提起这事,仿佛忘记了一样。


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打电话过去问她:毛毛和那个男孩子怎么样了?妹妹轻描淡写地说:“那个呀,好像也没有怎么,小孩子的游戏吧。”我倒是有点失望。


虽然预知结局必定如此,我还是失望。


美好的东西风一样地来,又风一样地去,无法永远地把它们留在身边,这才是我们应该恐惧的事情。


片断


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我住在少年时代住过的简易平房中,乡村教室那样的平房,长长的一排,有带檐的走廊,墙和地面的色调灰暗沉闷。


梦中无风无雨,却莫名地有一种阴冷的瑟缩。


我接到我母亲的电话,要我把她的存折找出来,送去给她。


实际上,在现实当中,我母亲只要出门,存折之类都是放在我这儿的,我家里有一只小小的保险箱,比较可靠。


在那个奇怪的梦境当中却不是这样,我的存折、我母亲的存折、我所有重要的文件都莫名其妙地藏在平房走廊下的麦地里,在那些茂密生长的麦苗下面,和庄稼的根须缠连在一起,成为土地的一个内容。


我接到电话之后,就找了一把铁锹,下到麦地里挖存折。


天色灰蒙,四野无人,世界无声。


我走到埋藏我母亲存折的地点,翻开麦苗,没有发现我要找的东西。


继续深挖,还是没有。


我愣住了,怀疑是不是我的记忆有误。


于是我试着寻找出我自己的存折,我的那些银行卡、国库券、股票交易卡、房产证、学位证书、职称资格证书……我把教室面积那么大的麦地翻了个遍,绿茵茵的麦苗被我倒腾得枝残叶碎,但是所有要找的东西都不见踪影。


它们像渗入泥土的空气,像麦地追施的肥水,像土壤中的化学元素,就那么在我的脚底下倏忽而去。


我站着,在一片残败的麦苗当中。


我心跳如鼓,汗流如水,又口干舌燥。


我试图喊叫,用喊声把我的惊恐传递出去,却是用尽力气也喊不出声音。


我清楚地体验到一种濒死感,没顶之灾降临时候的绝望。


我把我的宝物丢失了。


我把宝物丢失在故乡,我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


我不光丢失了我的宝物,我还丢失了我母亲的。


我如何向我的母亲交代?在那个奇怪的梦境发生之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的上午,我在阳台上整理报纸,忽然听到楼下小区花园里有老太太们聚会聊天的声音。


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带着她们的孙儿孙女在花园里嬉耍,顺便聊起了家长里短。


老人们应该是从各自的家乡来到大城市,投奔她们的儿女,普通话说得很不习惯,浓重的乡音夹在其中,腔调变得古怪,滑稽,听上去叫人忍不住发笑。


忽然我就听见了我很熟悉的家乡话。


我有很多年没有听到过了。


所有跟我说话的家乡人,包括我父母和弟妹,从来都使用普通话。


就好像从我出生到进城读大学期间是一个长长的空白,我们之间不经意地就跳过了二十年的岁月,她们愿意看着我一味地朝前走,而不肯再把我拉回到过去。


操我的家乡口音的老太太,声调尖细,高亢,语速急促,吐词又过于连贯,还带着抑扬顿挫的音韵,听上去就不太像聊天,倒有点像吵架,或是一种没有具体对象、不那么当真的骂街。


我心里就怦怦地跳起来。


我发现老太太的声音很像一个人,从前我们那条小街上烧开水炉的麻脸女人。


那时候我每天去她的炉子上打水,从最早的一次拎一瓶开水,到后来一只手拎两瓶。


有时候也拿木桶去打,滚烫的开水盖上盖子拎回家,洗澡或者洗头发用。


我开了阳台的窗户,探身往花园里看。


老太太们站在树丛的背后,枝叶中隐出她们或灰或艳的衣裳,头脸面目是看不清楚的。


说不上为什么,我有了一种特别的冲动,就想下去看上一眼,看看到底是不是她,那个记忆中能干泼辣的麻脸街坊。


我下楼之后,才明白以我的年龄和装扮要走近她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根本就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毫无疑问会让她们引起戒心的人。


所以我只能远远地站着,借树丛的掩护,偷偷听她们的谈话,辨认她们的面容,期待着能有一个小小的惊喜。


当我的眼睛全神贯注投往那片树丛的时候,我没有留意脚下的地形。


我在后退当中一脚踩空,掉进了花园里的养鱼池中。


幸好池中水浅,只勉强湿了我的鞋袜和一小段裤腿。


但是那一瞬间我是狼狈而尴尬的,我不用抬头就能感觉到落在我身上的老太太们惊讶的目光。


惊讶中带着一些怜悯甚至同情。


她们一定认为我是个神经不太正常的女人,我苍白的面容和迷茫的表情都证明了我的怪诞。


小区保安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了过来,伸手拉我出水。


他知道我只是偶然失足,所以一迭声地安慰了我,并且坚持要送我回家。


我婉谢了他。


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我很好。


是的。


我只是有点走神了,因为我听见了一个人的声音,我以为熟悉的声音。


群众演员


他伸开手臂,在视线能及的范围内画了一个大圈,自豪地告诉我说,他今天一车子拉来了五十个老外,最小的十八,最大的六十八。


我看到了他说的那个六十八岁的老太太,一头雪色的头发,穿鲜红的外衣,背对着我站住,和一个年轻姑娘配对作交谈状。


看不到她的脸,也不知道她们会装模作样地说些什么,反正远远看过去,可以认作是一个老教授和她的学生在谈学业或论文。


一车子的老外,清晨五点就从上海赶往苏州大学的拍摄现场,做《派克式左轮》的背景演员(就是时不时从镜头中主要人物的背后、侧边一经而过的人,没有台词,看不清面孔,仅仅是某种能让画面丰富和生动一点的元素)。


跟我闲聊的这个人,摇着头,啧着嘴,一副重任在肩的样子,说,不好管理,真的不好管理,五十个人来自十几个国家,南美、北欧、西非、中东……各有各的习惯,各操各的语言,要把他们吆喝得动起来,不容易。


负责现场调度群众演员的副导演手里举着话筒,一遍一遍地催促他们从树阴下走出来,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她亲自上前拨弄和示范他们:你应该从这儿往那儿……你们两个人等一会儿,等前面的人走过五步之后再开始走,书包背到肩上,手里拿书……你们是一对情侣,开拍时站着不动,拥抱或接吻都行……可怜的副导演虽然有话筒帮忙,一遍遍地说下来,早已经口干舌燥,声嘶力竭。


而演员们经过一上午的折腾,已经疲惫得很了,喊半天才慢腾腾地懒散地走上几步。


正在荫凉处跟我交谈的他看不过去了,冲上去帮忙吆喝,驱赶大家速速到位,不要影响拍摄进度。


而后他又回到我面前,表明身份说,今天他不是群众演员,他是负责带这群人来的,不必亲自上场。


他并且对自己带来的人表示了严重不满,皱着眉头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偷懒?雇他们过来是工作,工作!必须满负荷地投入工作才能够拿到钞票,不然的话,他有权利扣减工资。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严肃甚或严厉的口气,俨然自己就是制片商,操生杀大权的老板。


忘了说一说他的国籍、外貌、特征。


他的年龄约摸在五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个子矮小,我坐着,他站着,我们说话时目光差不多平视。


他的褐色头发非常茂密,有一点微微卷曲。


墨绿色的短袖衬衫,咖啡色棉布休闲裤,一双相当旧损的褐色皮鞋,背一个肩带长长的帆布书包,表情和手势都很丰富。


他告诉我,他是德国人,十六岁来中国,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问他怎么会来到中国?他答非所问地说,他父亲是在中国上海去世的,父亲是个医生。


他来中国后一直定居上海,娶了位上海太太。


我感觉他的普通话说得比我要好。


后来我旁边的副导演告诉我说,他的上海话说得更好,那才叫一个溜。


我问他为什么不想回德国生活?他说,父亲的遗产都分掉了,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