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古代哲学的终局(5)

作者: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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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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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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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386字

到了庄子,忽生一种反动。庄子以为天下本没有一定的是非,“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因此他便走入极端的怀疑主义,以为人生有限而知识无穷,用有限的人生去求无穷的真理,乃是最愚的事。况307且万物无时不变,无时不移,此刻的是,停一刻已变为不是;古人的是,今人又以为不是了;今人的是,将来或者又变为不是了。所以庄子说,我叉如何知道我所知的当真不是“不知”呢?又如何知道我所不知的或者倒是真“知”呢?这就是怀疑的名学有了这种态度,便可把那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一齐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传下来的“使民无知无欲”的学说的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学说,自然更容易养成一种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因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名学便是哲学的方法。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然不会有进步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自从这种怀疑主义出世以后,人人以“不谴是非”为高尚,如何还有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呢?


第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这两种都带有救正怀疑主义的意味。


他们的宗旨都在于寻出一种标准,可作为是非的准则。如今且先说功用主义。我从前论墨子的应用主义时,曾引墨子自己的话,下应用主义的界说,如下:


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贵义篇》、《耕柱篇》)


这是说,凡理论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这是墨家的应用主义。后来科学渐渐发达,学理的研究越进越高深,于是有坚白同异的研究,有时间空间的研究。这些问题,在平常人眼里,觉得是最没有实用的诡辩。


所以后来发生的功用主义,一方面是要挽救怀疑哲学的消极态度,一方面竟是攻击当时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如《荀子?儒效篇》说: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308(施通移),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这种学说,以“有益于理”、“无益于理”作标准。一切科学家的学说如“充虚之相施易”(充是实体,虚是虚空。物动时只是从这个地位,换到那个地位,故说充虚之相移易。《墨辩》释动为“域徙也”,可以参看),如“坚白同异之分隔”,依儒家的眼光看来,都是“无益于理。《荀子?解蔽》篇也说: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乱,非治人道,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案(乃也)直将治怪说,玩奇辞,以相挠滑也。……此乱世奸人之说也。


墨家论辩的目的有六种:(一)明是非,(二)审治乱,(三)明同异之处,(四)察名实之理,(五)处利害,(六)决嫌疑(见《小取篇》)。


《荀子》所说只有(一)(二)两种,故把学问知识的范围更狭小了。因此,我们可说荀子这一种学说为“狭义的功用主义”,以别于墨家的应用主义(墨子亦有甚狭处。说见第六篇)。


这种主义到韩非时,更激烈了,更褊狭了。韩非说: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现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烈犯上为抗。……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问辩篇》)这种学说,把“功用”两字解作富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因此,一切“坚309白无厚之辞”(此亦指当时的科学家。《墨辩》屡言“无厚”,见《经说上》,惠施也有“无厚不可积也”之语),同一切“上智之论,微妙之盲”,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该禁止的(参观上章论韩非—段)。后来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便是这种狭义的功用主义的自然结果。其实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所以我说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


第三,专制的一尊主义。上文说怀疑主义之后,中国哲学界生出两条挽救的方法:一条是把“功用”定是非,上文已说过了;还有一条是专制的一尊主义。怀疑派的人说道: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庄子?秋水篇》)这是智识上的悲观主义。当时的哲学家听了这种议论,觉得很有道理。如荀子也说:


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之性,求可知之理,而无所疑止之(疑,定也。说详第九篇第一章。参看第十一篇第三章引此段下之校语),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


这种议论同庄子的怀疑主义有何分别?但荀子又转一句,说道:310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


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学问无止境,如今说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从此以后还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希望吗?荀子接着说道:


恶乎止之?曰:至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荀子用案字,或作乃解,或作而解。古音案,而、乃等字皆在泥纽,故相通)以圣王之制为法。(《解蔽篇》)


这便是我所说的“专制的一尊主义”。在荀子的心里,这不过是挽救怀疑态度的一个方法,不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


荀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董仲舒作书美苟卿,见刘向《荀卿书序》),都是实行这种师训的人。《韩非子?问辩篇》说: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


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这就是李斯后来所实行“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端,古训一点。引申为长物的两头。异端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观点。譬如一根手杖,你拿这端,我拿那端。你未必是,我未必非)。一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故我说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311第四,方士派迷信的盛行。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几乎完全没有神话的迷信。当哲学发生之时,中国民族的文化已脱离了幼稚时代,已进入成人时代,放当时的文学(如《国风》、《小雅》),史记(如《春秋》)、哲学,都没有神话性质。老子第一个提出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念,打破了天帝的迷信,从此以后,这种天道观念遂成中国“自然哲学”(老子、杨朱、庄子、淮南子、王充以及魏晋时代的哲学家)的中心观念。懦家的孔子、荀子都受了这种观念的影响,故多有破除迷信的精神。但中国古代通行的宗教迷信,有了几千年的根据,究竟不能一齐打破。这种通行的宗教,简单说来。约有几个要点:(一)是一个有意志知觉,能赏善罚恶的天帝(说见第二篇);(二)是崇拜自然界种种质力的迷信,如祭天地日月山川之类;(三)是鬼神的迷信,以为人死有知,能作祸福,故必须祭礼供养他们。这几种迷信,可算得是古中国的国教。这个国教的教主即是“天子”(天子之名,乃是古时有此国教之铁证)。试看古代祭祀颂神的诗歌(如《周颂》及《大、小雅》),及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宗庙等等礼节,可想见当时那种半宗教半政治的社会阶级。更看《春秋》时人对于一国宗杜的重要,也可想见古代的国家组织实含有宗教的性质。周灵王时,因诸侯不来朝。苌弘为那些不来朝的诸侯设位,用箭去射,要想用这个法子使诸侯来朝。这事虽极可笑,但可考见古代天子对于各地诸侯,不单是政治上的统属,还是宗教上的关系。古代又有许多宗教的官,如祝、宗、巫、觋之类。


后来诸国渐渐强盛,周天子不能统治诸侯,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都渐渐消灭。政教从此分离,亲祝巫觋之类也渐渐散在民间。哲学发生以后,宗教迷信更受一种打击。老子有“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的话;儒家有无鬼神之论(见《墨子》)。春秋时人叔孙豹说“死而不朽”,以为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至于保守宗庙,世不绝祀,不可谓之不朽。这已是根本的推翻祖宗的迷信了。但是后来又发生几种原因,颇为宗教迷信增添一些势焰。


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义。二是儒家的丧礼祭礼。三是战国时代发生的仙人迷信(仙人之说,古文学如《诗》三百篇中皆无之。似是后起的迷信)。四312是战国时代发生的阴阳五行之说(看本篇第一章论驺衍一节)。五是战国时代发生的炼仙药求长生之说。——这五种迷信,渐渐混合,遂造成一种方土的宗教。这五项之中,天鬼、丧祭、阴阳五行三件都在别篇说过了。最可怪的是战国时代哲学科学正盛之时,何以竟有仙人的迷信同求长生仙药的迷信?依我个人的意见看来,大概有几层原因:


(一)那个时代乃是中国本部已成熟的文明开化四境上各种新民旗的时代(试想当日开化中国南部的一段历史)。新民族吸收中原文化,自不必说。但是新民族的许多富于理想的神话也随时输入中国本部。试看屈原、宋玉一辈人的文学中所有的神话,都是北方文学所无,便是一证。或者神仙之说也是从这些新民族输入中国文明的。


(二)那时生计发达,航海业也渐渐发达,于是有海上三神山等等神话白海边传来。


(三)最要紧的原因是当时的兵祸连年,民不聊生,于是出世的观念也更发达。同时的哲学也有杨朱的厌世思想和庄子一派的出世思想,可见当时的趋势。庄子书中有许多仙人的神话(如到子御风、藐姑射仙人之类),又有“真人”、“神人”、“大浸稽天而不溺,犬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种种出世的理想。故仙人观念之盛行,其实只是那时代厌世思想流行的表示。


以上说“方士的宗教”的小史。当时的君主,很有几人迷信这种说话的。齐威王、宣王与燕昭王都有这种迷信。燕昭王求长生药,反被药毒死。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功成意得,一切随心所欲,只有生死不可知,于是极力提倡这种“方士的宗教”:到处设祠,封泰山,禅梁父,信用燕齐海上的方士,使徐市带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使卢生去寻仙人羡门子高,使韩终(又作韩众)、侯生等求不死之药,召集天下“方术士”无数,“候星气者313多至三百人”。这十几年的熟闹,遂使老子到韩非三百年哲学科学的中国,一变竟成一个方士的中国了。古代的哲学,消极一方面,受了怀疑主义的打击,受了狭义功用主义的摧残,又受了一尊主义的压制;积极一方面,又受了这十几年最时髦的方士宗教的同化,古代哲学从此遂真死了!所以我说,哲学灭亡的第四个真原因,不在焚书,不在坑儒,乃在方士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