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随意找了张凳子坐在文焕对面，淡淡问道：“可还习惯？”

文焕讥讽的望了李清一眼，话中带刺地说道：“我不似你，习惯不了。”

“是啊，你不似我。”李清定定望了文焕一会，突然叹了口气，举起手来，拍了拍手。两个亲兵立即端上一壶好酒、几盘小菜。李清指指酒菜，说道：“今日与君同饮。”

文焕心里一怔，以为是自己死期将至，当下端起酒壶，斟了一杯，一口喝了，又斟了一杯，却不管李清，又是一口喝干，笑道：“这酒不错，可惜有酒无友，好酒也没个味道。”

李清知道文焕心里甚是鄙薄自己，他早已习惯，也不介意，自己给自己斟了酒，也是一口喝掉，只觉得明明一壶史十三从汴京私带过来的烈酒，入得口中，却竟是一点味道也没有，倒似白开水一般。他一口气连喝数杯，方悠悠说道：“我知道状元郎看不起我，但状元郎可知道我是何人？！”

文焕冷笑道：“你不过是背祖忘宗的汉贼罢了。”

李清却不去理他，自顾自的说道：“你可知道大宋嘉祐二年麟州之战？我本是宋朝府州守军一军中小校，当年没藏讹庞大举出兵，击败郭恩，我便在此役中为夏人所擒。嘉祐三年夏人出兵攻吐蕃青唐城，虽然大败而归，但是我却因立下功勋，受到惠宗赏识。从此跟随惠宗左右，屡次与吐蕃、宋朝作战，颇立功勋，封为将军，妻以贵人之女。惠宗驾崩前，将我送至太子帐中——也就是当今夏主的帐中，托以护卫之重……自我入夏至今，已有整整二十年，我的长子，也有十二岁了！”

“好好的汉人，做了二十年的贼，又有何值得夸耀的！”文焕毫不客气的嘲讽道。

“你又知道什么？”李清淡漠的扫了文焕一眼，道：“你可知焦用是谁？”

文焕听到这个名字，似觉耳熟，一时却想不起来是谁，再看李清神态，不觉狐疑，当下默然不语，只是看着李清。

李清淡淡笑了笑，仿佛知道文焕必然不知，继续说道：“焦用本是狄武襄公旧部——我亦曾与你说过他——便是因为他触犯军法，韩琦欲诛杀之，狄武襄公亲为求情，说焦用是好男儿，韩琦却道：东华门外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竟诛杀焦用。当年我在宋朝，与焦用之族侄同居一营，此事是我亲耳听闻得来，当真让人寒心。”

这件事情，文焕本也听说过——不说在宋朝的耳闻，就是当初李清劝降他，也的确曾经提及此事，不料李清于此事耿耿于怀，还另有一层原因，至此时方知——文焕虽一时记不起焦用之名，但此时却也明白李清所说并非谎言，只是说道：“往者不可追，今日之大宋，有石学士建忠烈祠，早已不同以往。”

“当日你也这般说。”李清冷笑道：“但是我却终是难以相信。宋朝一向重文臣，张元殿试不第，遂降西夏，引景宗攻宋。自此以后，宋朝殿试不敢黜人。若由此观之，宋廷君臣，惟有打痛了他们，他们才能刻骨铭心。若有一降将能将宋朝打得不得安宁，或许宋廷从此能略重武臣，亦未可知。若说一个石越，便能让宋廷从此不重文轻武，谁能信之？”

文焕哼了一声，扭过头去，不肯说话。

李清顿了顿，又继续说道：“你是武状元，你说宋朝不重文轻武，那你这个武状元，真比得上文状元？为何宋朝真正边关名将，除少数几人外，都是文进士出身？”

“百年之风，非一朝一夕所能完全扭转，但是今日之大宋，无论王相公还是石学士，都道重文不必轻武，早年矫五代之枉过正，现在已有改变。”

“重文抑武，是宋朝赵官家的祖训，又如何能凭王安石与石越的一张嘴便改变？”李清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喝了，高声道：“我在宋朝之时，有功不能赏，拼死战斗，亦难以升迁，功勋再高，亦不免受气于腐儒；到了夏国，虽是汉人，但有功必赏，勇猛必奖，男儿提三尺宝剑，便可受君王恩宠，建功立业，封妻荫子！我问你，凭什么便要为那个不重视你、看不起你的朝廷卖命？”

文焕凝视李清良久，忽然脸上竟是露出同情的表情，他淡淡说道：“你生不逢时，没能遇上石学士，有些道理，你自然是不知道。”

“石越又有甚高明之见？”

文焕又看了李清一眼，缓缓说道：“凡王者之国，其国家，则不必先问臣民为国家做过什么，当先问国家为臣民做过什么？其臣民，则不必先问国家为臣民做了什么，当先问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这是石学士在白水潭学院讲过的一段话。”说罢，顿了顿，又义正辞严地说道：“我文焕既身为大宋之臣子，无论大宋是好是坏，是不是对得起我，我都只能忠于大宋。你以为朝廷重文抑武，使你受了委屈，便可以成为你背叛祖宗的理由么？难道你在西夏，便不曾受西夏羌人的歧视么？为何你可以背祖弃宗忍受西夏羌人的猜忌与歧视，却受不了父母之邦的一点委屈？”

这番话说出来，李清却是闻所未闻，一时间竟是百感交集，怔在当场。

文焕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中年男子，心中也是波潮澍湃。在文焕看来，李清的行为是可耻的，身为大宋人，却甘为夷狄，这是文焕无法认可的事情；但是李清又未必不是可怜甚至是可惜的，文焕也知道，哪怕李清没有被俘，以李清的才华，在西夏能受到赏识，但是在大宋，却可能被生生埋没，士为知己者死，李清对夏主的感激，文焕自然能够理解——但可惜的是，李清的知己者，是一个错误的对象，而这一切，又并非李清本人所能掌握……在这个时刻，文焕甚至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只是带着复杂的感情，来观察着李清。文焕几乎忘记，他自己的命运，也不比李清好多少。

文焕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的才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他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下可以彪炳青史的功勋！

文焕也不愿意投降西夏。他是大宋皇帝钦点的武状元，他们文家可以说深受国恩，他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忠臣烈士！

文焕知道，如果投降，他就会身败名裂，成为家族的耻辱，被后人唾骂！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不降，西夏人迟早会用自己的人头，来当做鼓舞士气的工具。

二选一的难题，文焕亦不知道如何选择。

坐在翊卫司某间隐秘的小房子里面的两个男人，也许会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

大宋，陕西路，京兆府，陕西路安抚使司。

陕西帅司衙门里里外外都张灯结彩，如同节日一般，进进出出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抑制不住的笑容，每个人的脚步，似乎都变得轻快许多。

似乎一切都是如此的顺利，喜事多得让人不可思议。

在平夏城，高遵裕击溃了梁乙埋的部队，并且俘虏了四万余人的俘虏。大宋朝的皇帝陛下，在紫辰殿接受了百官的祝贺，然后命令高遵裕挑选三千名俘虏押解至汴京，举行隆重的献俘仪式。封赏的命令虽然没有下达，但是一次大规模的赏赐，已经不可避免。在普通的百姓与一般士林的舆论看来，朝廷对于帅司石越、主帅高遵裕、副帅种谊、郡马狄詠等人的褒赏，将非常值得期待。战争的胜利还不止来自一处，在讲宗岭，一个叫何畏之的名不见经传的布衣，率领一群乡村弓箭社的准乡兵组织，偷袭讲宗岭，火烧讲宗城，将西夏讲宗城守将野利济的人头送至京兆府，更加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在此之前，陕西刺募十万义勇，西夏人也不过是当成黔之驴观之。而如今，不足一千名连乡兵都称不上的陕西儿郎，竟然将数倍于己的兵力把守的讲宗城给烧了，还砍下了西夏守将的人头！

对于整个战斗的过程，民间的说书人各凭自己不知何处听来的细节，添油加醋，传得神乎其神，倒似是天兵天将下凡与西夏人打仗一般，连何畏之，在说书人的口中，也凭空多出来两头四臂。陕西民众普遍相信，做为星宿下凡的石越，用自己的某种异术，招来了一群天兵天将，方取得如此战果。而对于讲宗岭之战的渲染，也连累到平夏城之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人都坚信在那场战争中，远在京兆府的石越使用了他神秘的法术——否则不会有西夏俘虏明明事后一切正常，但在战斗中却坚信自己全身乏力，无法作战。

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还并非是陕西帅司张灯结彩的理由。石越之所以允许如此张扬的庆祝，是因为从汴京用快马接力送来的一封家书——在数日之前，石越已经成为一个名为“石蕤”的女孩的父亲。这对于石越来说，绝对是一件不亚于平夏城与讲宗岭之战的大喜事。

所以，这几日的石越，虽然表面上依然平静沉稳，但是步履却不自觉地变得又轻又快，在没有看见的时候，竟然还会莫名其妙的偷笑。

这种喜悦的情绪，甚至于让石越几乎忽略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来说，应当也是大宋的喜事，只不过大部分的宋朝君臣，都不予以承认罢了——在六月初六，一个男婴在汴京平安出生，他的父亲，是当今皇帝赵顼，母亲，是来自高丽的王贤妃！子嗣一向艰难的赵顼又多了一个皇子，按理是应当让大宋的臣子们松一口气的，但是这个皇子的出生，却让汴京城中几乎所有的重臣，都吸了一口凉气！所有人都相信，这位皇子的出生，对于大宋的皇位继承问题，不仅仅毫无帮助，反而增添了无数不确定因素。

55

七月的汴京，热得让人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剥下来，汴京城的码头、城门却依然有无数的船只、车队、以及百姓进出来往，为生计奔波忙碌着。这座人口繁多的巨大城池，是当时全球毫无疑问的消费中心，无论是奢侈品还是生活必需品，汴京城的需求，都非常的惊人。而这一切，全部有赖于发达的水陆运输业与相关的劳动者。

而在熙宁十年，与整个帝国水陆运输业相关的工程以及参预的民众，都达到了大宋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来的高度。

自从石越提出的官道修葺计划进来以来，大宋的君臣士民，认识到交通的发达对帝国的繁荣至关重要的人们越来越多。在官道修葺计划进行顺利，以及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路良好的交通道路网的刺激下，帝国一部分青壮派的低级官僚再也不甘寂寞，这些官员或者是所谓“学院党”出身，或者受到王安石、石越的双重影响，或者只是为了迎合上意，又或者竟是为了捞取私利，总而言之，熙宁十年宋朝官场最流行的话题之一，便是“修葺官路、浚清河道”。于是，整个帝国在熙宁十年的上半年内，除了少数名臣统领的路州之外，大至一路、小至州县军监，数以百计的工程开始进行，远远超过了石越与苏辙最初的计划，而这些修路与沟通水道的工程，绝大部分是毫无必要的，某些州县甚至沟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通航的河道，以做为地方官的“政绩”上报！至于这些工程所需要的费用，毫无疑问，财政并不宽裕的朝廷不可能给予实际上的支持，为了迎合上司的口味，这些官员们不得不将工程所需要的款项尽量报低，以显示自己的的能力。至于实际需要的银钱，温和一点的就向商家富室强行借债，严苛一点的则擅自变相加税。至于强征百姓劳役，更加成为不可避免的手段——所谓的区别，不过是手段的温和与否，比如某些风评较好的官员，会采用地方分段承包的方式，将费用与劳役分摊到各村各族，以各村各族各管一段的方式来进行工程，建成之后，再立一个石碑，纪念表彰有功之人。这样的方法，本质上也是不付任何费用来役使民众，不过却较容易得到百姓的接受或者说不反感，较之简单粗暴的强征，相对来说自然要好许多。

虽然《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对这些行为都有所揭露，朝廷中也有一些谏官与御史进行攻击，但是皇帝自从压制住宗室与朝中的蠢蠢欲动之后，就将大部分注意力转向了石越在陕西挑起的战争以及帝国正在稳步进行的军制改革；更何况大宋朝廷的大部分官员，根本无法有效的分辨出地方官员上报的工程哪些是必需哪些是多余，虽然三令五申禁止地方官吏强征劳役，但是一方面朝廷对地方官员修葺道路、浚清河道所取得的“政绩”大加嘉奖，一方面却根本没有实际的手段来调查、处罚强征劳役的官吏，那么无论是皇帝的诏令还是政事堂的命令，毫无疑问也就并没有值得期望的必要。

各地的百姓所能盼望的，也不过是希望本地的官员，不要在农忙的季节来多事就好了。

然而在这个炎热的七月，整个大宋朝廷，包括帝国的尚书省右仆射吕惠卿在内的文武官员，大部分人对各地百姓的这种最低期望却并无兴趣。平夏战与讲宗岭大捷之后，皇帝要如何封赏有功之臣？朝廷的权力格局在此之后会出现怎样的改变？第一大功臣高遵裕会不会调入枢密院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石越还会不会继续留在陕西？

有无数类似的问题，需要得到解答。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边境的大胜与大败，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会对朝廷既有的权力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

汴京城喜气洋洋、热闹非凡的表面之下，还掩藏着许许多多的东西。

群玉殿。在炎炎夏日中，这里却清凉得有点阴冷。

王贤妃斜躺在一张凉椅上，清秀的脸上有着淡淡的忧容。站在她下首的，是成安县君金兰，这是王贤妃生产之后，金兰第一次被允许来看望她。因为按当时的习俗，女性生产之后，一个月内是不能下床的，外人自然也是不便来探望。

“信国公一切可好？”必要的礼节过后，金兰直接询问起她最关心的问题。

王贤妃的脸上，露出了带着母爱的温柔笑容，柔声说道：“俟儿很活泼。”但是这种笑容只是一瞬即逝，转由担忧与无奈取代，“皇后已经决定，满周岁之后，延安郡王与俟儿，由皇后亲自抚养。”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啊！”金兰惊喜的说道。

“也许吧。”王贤妃淡淡的说道，语气中带着不甘心。自己的儿子交给别的女人抚养，哪怕那个人贵为皇后，也并非一件开心的事情。她自然知道金兰为什么高兴，虽然向皇后决定亲自抚养两个皇子自有她的考虑，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向皇后无子，由她抚养长大的皇子，自然而然对皇位就更有继承权。虽然皇六子延安郡王赵佣已被封为尚书令，是实际上的储君，但是如果赵俟能与赵佣一起长大，既便无法身登大宝，但是其身份地位，也会与一般的皇子截然不同。

在金兰而言，为了日后的前程，再大的风险，也是值得冒的。但对王贤妃而言，这个却是自己的儿子。做父母的，并不是人人都期盼自己的儿子取得多大的成就，至少王贤妃就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平安安长大就好。一向聪慧的她，又岂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一出生就被多少人所讨厌？

“娘娘不必担忧。”金兰听王贤妃的语气，便已明白她的心思，她心思略转，便笑着安慰道：“依臣妾之见，信国公由皇后抚养，较之由娘娘抚养，会更加平安。”

“何以见得？”

“向皇后的性格，娘娘亦是知道，并非善妒心狠，工于心计，反倒是与事无争，为人平和，颇具淑德。”金兰说到此处，转目四顾，见周围并无旁人，方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因此臣妾以为，向皇后至少不会故意对信国公不利。”

王贤妃点了点头，她的确承认向皇后是好人，但是说向皇后会来主动保护她的儿子，她却不认为向皇后好到这个地步。此时放眼汴京城中，她能够说说心事的，也只有金兰一人，这时候既然说到她最关心的事情，她便把心中担心已久的心事说了出来：“但是皇后为何要收养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