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勤奋,勤奋,多少愚昧假借你的名义行事(2)

作者:王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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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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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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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886字

上述两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在下才疏学浅,怕答得驴唇不对马嘴,于是专门找了所在单位里的五个文学硕士和博士及两位老报人回答。18题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19题五人答a,两人答b。你觉得他们应该得多少分呢?评判为0分。


我不想在答案上纠缠,我要说的是,贾平凹的原文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俗话去替代呢?如果我们教人写文章不是鼓励用自己的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首先想的是如何用成语、俗语、套语,大家千篇一律,这样的文章还能看吗?


天下文章因各具特色而丰富多彩。陆游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一个鲜活的句子硬教人改成一句俗语,不是故意要人“参死句”吗?贾平凹若知,必为之大哭。


所以这题的答案我至今不知,就是贾平凹本人怕一时半会儿也未必能答上来。


19题的标准答案是c。可无论依据全文的主旨,还是我们一向对孩子们进行的所谓思想教育,回答a才似乎更加合情合理。可是这一回却偏偏不是这样,这除了让人去蒙,还能说明什么?话说回来,回答a到底又有什么错?我们说出土一尊青铜鼎,发现一块动物化石,都属于全人类,全世界仅有的几克且正在进行科学研究中的稀有物质,怎么不可以说属于人类科学事业呢?如果不是,“科学无国界”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


20“弯弯的月亮”像什么?标准答案是“小船”,如果答为“甜甜的香蕉”,零分侍候。


21填空题:一(√)石头。标准答案是“块”,如果填写其他量词,都会被打。


下面这篇文章也是出于“粘贴”方便而摘自网络,读了它,你就会更加明白,为什么大学生一毕业就变成“大白菜”?为什么清华北大竟然也有研究生抢农民工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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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蒙面对高考语文卷:我晕


又是一年高考至,热风苦雨奈何天。不知发端于何时的、年年一个模式、万变不离其宗的“标准化”试题,对学子们无疑又是一次炼狱般的折磨。看着这些在书山题海中艰难跋涉进入临考前“百米冲刺”的学子们,不由想起一个与他们的命运攸关的话题,今年高考的语文试题又会是啥模样?


著名作家王蒙曾经做过几次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成绩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因而他不得不发出“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不改革不行了,中学的语文试卷连我也做不出”的呼吁。无独有偶,知名作家王周生、叶辛等看了上海1998年高考的作文卷后说:“这道题目我们也写不出。”这是知名作家们对中学语文考试题的感受。大学教授们又是如何评价的?《中国青年报》1999年4月26日提供的一则相关报道便能窥其一斑。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面对着这份试卷(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读考卷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说:“一直听说语文高考试题‘难’,但在读完1998年语文试题后,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我想我要是在1998年参加高考,语文肯定是不会及格的。”


语文热衷于肢解文本和追求abcd选项的“标准化”考试,尽管已引起学生、社会的强烈不满,但丝毫没有影响命题专家挖空心思地炮制所谓标准化试题摧残学生。现行高考的特点,是不断强化平等“理想化”的程度,据说是为了减少评卷的误差,在改卷的机制上防止一切主观性,改卷者可以机动处置,灵活掌握的题型逐年减少,无须改卷者有任何判断能力的所谓客观题题型逐渐占据了优势。于是存心把试题弄得更为诡谲的刁题、怪题、偏题、荒谬题应运而生,以学生为敌的流毒遍于域中。由于试题偏难偏怪,高考高分低能现象屡见不鲜,出人意料的“高考状元”冷门迭出。


题目出得非偏即怪:一个破折号派生出的五六种用法要让考生在试卷中进行考证选择,这种类似于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的考题,若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地下有知,恐怕也要自叹不如;有些佳句妙不可言,理应用心去感悟,可修辞专家们非要让学生去追究用了怎样的修辞法,如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中“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这句话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倘若能询问朱教授的话,恐怕也未必说得出个所以然来。这些纯属“作者无意,学者多情”的考题,无非是把简单的问题故意复杂化、神秘化。


语文标准化试题中的“弯弯绕”,为学生设“陷阱”,扭曲了语文学科的本性,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灵性,也给一些一知半解者提供了得高分的偶然性。选择题尽管带有很大的迷惑性,但非此即彼的基本特征又决定了自身含有难以避免的“暗示性”,这就难免会使考生滋生一种投机侥幸心理。有的考题完全是以出题者死板的思维模式去“规范”学生,为难考生。这种以考生为敌的考试题不能真实地测试出学生的语文能力,倒给一些平庸之辈提供了“蒙混过关”的空子。如“部首、笔画、成语典故、古代文化常识、中外名家名著”等考题,哪一道题不是一查便知、考完即忘的“死知识”,这样的考查,能考出考生的运用能力和终身受益的语文素质吗?


有的作文题凭命题者的主观意愿规定了写作的内容、价值取向。要把考生的思维与写作强行纳入到一个早已预设好的、符合社会公共意志与规范的、几乎没有个人意志和创造空间的模式之中。如1998年全国高考作文题:《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对题目中所要求的品格缺乏真实体验的考生们,只好用“瞎编”以应付,于是,“父母双亡”考验下“战胜脆弱”的假话洋洋大观充斥于考生试卷中,这样的考查又在迫使广大语文教师培养学生什么样的学风和人品呢?


爱因斯坦在《教育论》中曾说:“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意愿的规矩的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社会。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人。”试题标准化的要害是思维标准化。学生只能在预先确定好的思维框内思考,决不允许有个人的独立见解。教师的一切努力,都必须有助于提高学生判断、选题、填空、简答等方面的应试能力,让学生成为做题“机器”。怎么考就怎么教,学生跟着教师走,教师跟着高考走,高考跟着“专家”走,“专家”跟着感觉走,这是当前中国语文教育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标准化的“标准”是什么?只不过是“专家”“权威”的主观随意性而已。素质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而以标准化为主的应试教育则将学生的这种能力扼杀了,学生思维创造的权力被“专家”“权威”垄断起来了。我们很少鼓励学生有批判的精神,不鼓励他们自由的思想,不鼓励他们有自己的见解与立场,更不鼓励他们有坚持自己立场与观点的勇气,强求一律,思想认识上稍有不齐,便以分数加以剪除。分数几乎成了教育的异端裁判所,以分数维持思想的专制,扼杀自由探索的精神于未萌,无怪乎《中国青年报》称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是“祸国殃民”了。(洪云卿《杂文报》)


中国的“命题专家”向世人展现其“知识底蕴”的“秘密武器”大致有以下几种:“‘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之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王蒙自己写的文章炮制成“理解”试题,让王蒙自己都答不上来;一个行列式的计算题之类,本质上等同于“凑数”的所谓“技巧”,当然只掌握在编造它的命题者手中;把思考题的题量和计算量加大从而不让考生有思考和计算的时间。


这些“知识底蕴”和垃圾知识“师出同门”——故弄玄虚,忸怩作态,牵强附会。它们“发病咬人”时,会让不明就里的中小学生感到“它难”、“它高深”、“它有学问”。


如上面13至17题,不就是“‘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的“变种”吗!如果角色对换,哪个“命题专家”经得起考?


特别是17题之类的题目,既非知识,也非学问,而是寂寞难耐后的空虚无聊,是地地道道的垃圾、无聊垃圾!


垃圾知识和垃圾食品一样,吃多了你就会爱上它,当然不认为它是垃圾知识、垃圾食品。


应该说,展现知识和智慧的作业考题是最不容易出现泡沫和垃圾的。但我们中国人真有“改天换地”的气魄,硬是在作业考题中造出了大量的泡沫和垃圾,并美其名曰“学问”,且不知死活地“勤学苦练”,真是旷世奇观也。


这奇观能使人“触类旁通”,明白了学习以外其他地盘上的道理:一点小感冒,“白衣天使”们会开出大处方;一处小工程,“专家”们能“论证”出大预算;一排排路灯,40米间距被“科学”地缩成15米;一自然风景,被中国人用钢筋水泥“建设”得大煞风景……


一把小二胡,现在的厂家普遍做成了“贵族二胡”,动辄几千上万元一把。报表上的gdp是上去了,披金戴银的二胡呢,光鲜的面子也是好看了,但拉出来的音乐,也能媲美那令世人“跪下来听”的《二泉映月》吗?


这样的二胡,这样的披金戴银,其真实价值,还不如瞎子阿炳手上的那把破二胡。此即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


我问一个中学老教师:“您当年读中学,好像没有这么多作业考试吧?”


中学老教师回答:“的确,但我们依旧学得不错,否则今天上得了讲台吗?”


我:“那拜托您少弄点作业考试,让您现在的学生也喘口气吧。”


中学老师:“不行,肯定不行。”


我:“为什么?担心您的学生学不好吗?”


中学老师:“那倒不是,我自己轻松快乐的学习经历,恰恰不支持这种担心。”


我:“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中学老师:“我去解放的人——孩子们第一个不答应,接着家长们不答应,校长知道后更不答应。”


我:“家长和校长不答应可以理解,但亲身遭受作业考试压迫的孩子们拒绝您的解放,实在匪夷所思。”


中学老师:“我开始也匪夷所思,但后来不匪夷所思了。匪夷所思的是,你解放他们的手足,他们反倒手足无措。你一天不编造几个奇形怪状的难题来考他们,他们就怀疑你水平欠缺。你课后不布置一大堆作业考题,他们会说你不负责任;不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年纪轻轻却已不会玩、不会笑,早早起床不用叫。人的天性都泯灭至此了,连痛苦都感觉不到,又怎么可能期待解放呢?”


我:“如果脑壳被塞满‘abcd四选一’,我估计倡导‘解放’的陶行知先生也无能为力:只能‘知’,不能‘行’。”


中学老师:“不过,孩子们拒绝解放,却大大提高了我的认识水平,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以前一直都未想明白的事情,比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比如长期关押的囚犯拒绝出狱,比如小品《卖拐》里的范伟对高秀敏说‘你这是坑我’!”


我:“哈哈!”


中学老师:“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跟我有一样的认识,因为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跟我一样有健康快乐的成长经历。鲁迅先生在《娜拉出走后怎样》的演讲中说道:‘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旧虐待儿媳;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鲁迅先生的话,套用到今天,仍然一针见血:被作业考试折磨过的学生现在做了老师,仍旧要用且只会用作业考试来折磨学生;在层层重压下畸形成长的子女现在做了父母,仍旧对子女施加层层重压,并美其名曰‘严是爱,松是害’。”


我:“哈哈,我还是那句话:垃圾知识和垃圾食品一样,吃多了人们就会爱上它!”


学习,同样是学那点儿东西,你会发现现在的学生学得越来越累,作业考题上的“创新”越来越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越来越多,花费也越来越大。可轮到毕业,你再去审视打量考试得高分的他们,发现他们并没有学到什么额外的知识,只感觉他们“发育不全”、长得“奇形怪状”。你一下子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等到看了社会上的其他现象,才恍然大悟。


以前新修了道路,两旁只需认真栽种好法国梧桐后就别再去动她,就让她安安静静地成长,“无为而治”。这乍看上去,粗放而漫不经心。可三五年后,她就悄无声息地播撒她的阴凉,十年后,更是绿荫如盖,令开车或漫步其间的你,凉爽舒适得都忘了问问这绿荫是怎么来的。


但这种廉价省事又高效的好事,现在园林局的园丁们不干了,因为简单地栽种法国梧桐,资金上没什么投入,不过瘾、不来劲。但法国梧桐的树荫效果毕竟是世界公认的,这可怎么办呢?于是,种种借口、理由以及所谓的“理论”、“知识”、“技术”等等,都从“专家”们手***炉了,一齐为那些投入庞大、费用高昂的树种及其栽培技术鸣锣开道。


于是,相关“产业链”得到延伸,报表里的gdp亦向上猛蹿,似乎皆大欢喜。


可是,当驾车行驶在一些完工已经十年的道路上时,你只能看到沿途“树木”们装模作样的昂贵造型,以及仍在“精耕细作”的园丁们,就是看不到本应该有、早应该有、最应该有的东西:廉价而宝贵的树荫!


园林产业的gdp是上去了,但路旁的树荫却没看到;考试卷上的分数是上去了,但他们的知识水平、智慧能力也上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