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郝文明把我和孙胖子带到了楼下的调查一室。出了局长办公室，郝主任的话多了起来，完全和他刚才不言不语的形象判若两人。我还奇怪他怎么变得这么快，还没进一室就已经小沈、胖子地叫开了。

调查一室是一个大通铺的格局。外面的大办公室摆着十来张办公桌。里面的小房间是郝文明的办公室。我粗看了一下，印象中的办公用具这里一应俱全，只是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

“门口的那两张桌子归你们俩了。”郝文明指着两张办公桌说道，“我们一室加上你们俩正好十个人，不过他们大部分都被二室借走了，得过半个月才能回来。还剩一个人给你们介绍一下，破军，破军！人呢？”

“这儿呢。”声音是从我们身后传来的。我和胖子回头一看，一个两米多高的巨人从外面进来。

来人看起来二十多不到三十的年纪，虽然身材高大，动作却十分灵活。走到我身边时，我目测了一下，胖子不用说了，我一米七八的身高还到不了他的肩膀。这人见到郝文明说道：“郝头，五室的欧阳主任来电话，让你带着新人去他那儿领装备，他着急下班。”这几句话是一个调门下来的，没有任何的声调顿挫。

“老左他着什么急？让他等会儿吧。来，我介绍一下。”他一指大个子，“他叫濮军，我们这儿叫白了，叫成破军了。他比你们早来了几年，在民调局也算是老人了。”

说完又冲着破军指向我和胖子，“他叫沈辣，旁边的胖子叫孙德胜。不是我说，你们俩的名字起得都没劲。干脆以后叫辣子、孙大圣得了。”

我倒是无所谓，以前在部队也是这么叫的。孙胖子也是大大咧咧一笑，“成啊，就是一个代号嘛。叫我孙胖子也没问题。”

我们和破军客气了几句。郝文明又带我们出了调查一室，在民调局楼里转了一圈，一路上还是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

到了四楼，就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口斜靠着一个老头，门前的牌子上写着——调查五室。

半大老头看见郝文明就急了，就操着一嘴的陕西话，冲着郝主任嚷嚷道：“咦，你这瓜怂，可算来咧。”郝文明白了半大老头一眼，回了他几句京片子，“老左，你着什么急，不是我说你，这才几点？”

半大老头是真着急了，不再理会郝文明。从地上拿起两个带有密码锁的手提箱推到我和孙胖子面前，“你俩是新来的吗，甚事都不要说咧，这是民调局的装备，你俩先拿走，手续以后再办。”说完都等不及电梯，直接冲下楼梯。

我和胖子手捧着箱子，目瞪口呆地看着半大老头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

郝文明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八成他又淘着什么好东西了。”说完拍拍我和胖子的肩膀说：“给你们找个地方试试装备，顺便再给你们讲讲民调局的事儿。”

1982年，一个叫做“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的部门从公安部分离了出去。这个所谓的“办公室”低调得离谱，甚至连公安内部也没几个人能确切知道其工作的性质和权限。

其实这个部门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了，是在国民党时期“宗教事务处理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最早的前身是首都卫戍部队特别科，后来归了公安部，当时的名称是“公安部特殊档案管理处”。

当时这个特殊档案处的班底只有七个人，一个主任，六个办事员。第一任主任是从朝鲜回国志愿军的团政委转业担任。六个办事员具体情况不详。这样的班底成就了几十年后民调局六个调查室的格局。

特殊档案处成立初期，办公地址选在了首都郊区（现在民调局的所在）。当时这里算是被人遗忘的角落，除了部里的财务每月来发一次工资和办公经费之外（很奇怪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公安部领），就很少有外人来过。

这七个人平时每天的工作就是记录解放前各个时期的档案和旧报纸，甚至还去故宫博物院借阅、誊抄了清明两代的宫廷档案。然后六名办事员轮流外出，一走就是三五个月。去哪儿？办什么事？从没有人过问。

办事员每次外出前，都要带足上千元的办公经费（当时算是巨款了），再加上上万斤的全国粮票，和一摞子盖着公安部大印的介绍信。难能可贵的是每次回来，经费和粮票都花得一干二净，偶尔可能会剩一两张介绍信没有用完。

回来的办事员也不是空手而归，每次都会几卡车几卡车地往回运东西。车上的东西捂得严严实实。至于运的是什么，没人知道。只是每当这个时候，档案处全部人马都会跑到仓库里。一连几天待在里面。

20世纪7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高峰时期，特殊档案管理处的首任主任到点离休。公安部一个姓张的司长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批斗，看中了这里够生僻，主动要求来到档案处接班。

可惜消息走漏，新主任上任没有几天，就有辆大解放载着二三十号红卫兵浩浩荡荡杀来了。本来他们是想直接把那位新主任拉出来批斗的，可当小将们听说了还有特殊档案管理处这么个冰清玉洁的单位存在，就变了主意。

还有两里路的时候，大解放熄了火。两里的路程也就十来分钟的事儿。小将们噼里啪啦跳下车，拉好了横幅，排好了队形，喊着口号向档案处的方向奔去。

明明只有两里路的路程，可这百十来号人走到天黑也没走到。小将们开始是以为路线错误，按原路返回时，才发现已经找不到那两辆大解放了。原本一条没有岔路的大道竟然走不到头。

到了这时，所有人都感到不对劲儿了。来回走了这么远，竟然一个行人都看不见。就说这里是郊区吧，可还远远算不上人迹罕至，更何况队伍里还有就住在附近，来串联的小将。此小将这时已经懵了，“这他妈是哪儿啊？你们谁知道怎么走回去？”

“你都不知道，我们谁能知道？”

“都到这儿了，你们说怎么办？”

“能怎么办？往前走吧，走到哪儿算哪儿。”

“你开玩笑吧？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还往前走？”

众小将开始炸营了。

最后本地的小将犹豫了半天后说道：“往前走吧，再走七八九十里好像有个车站。”“是十里还是九十里？”

“最多十二三里。”

“还信你？谁知道前面有什么，弄不好再有个乱坟岗什么的。”

本地小将打了个哈哈，说道：“怎么说我也在这儿附近住了二十多年了，最近的坟地在五十里外的九宝山。这里别说乱坟岗了，坟头都没有一个。”“那……那个是什么？”小将们的头头指着不远处一片黑压压的地面说道。

在距离他们不到五十米的地方，乱七八糟地堆着上千座坟头。当晚的月色惨白得邪乎，照在坟头上显得十分诡异。因为年深日久的缘故，有十几座坟头已经露出棺材。最绝的就是有几个棺材烂得差不多了，已经露出了还冒着鬼火的白茬骨头。

“你不是说坟地在五十里外吗？这又是什么？”小将头头指着白花花的骨头说道。

本地小将也冒了虚汗，“妈的，不可能啊，鬼遮眼，是鬼遮眼了。”

“别胡说八道了！这世界上那有什么鬼神？只是走错路了而已！我们红卫兵是什么人？是护卫伟大领袖的战斗队！我们红卫兵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会怕鬼怕神？”小将头头输人不输阵，话说得铿锵有力，听得众小将精神为之一振。

众小将还等着小头头继续慷慨陈词，没想到他再说话时，语气弱了九成，“那什么，还是往回走吧，前面没什么路了。”

虽然话说得有点泄气，但也是事实。等众小将转身后被另一个场面惊呆了，原本一条坦荡的大路，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坟场。

众人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老天还真是配合，天上洋洋洒洒抛下了无数雪白的纸钱。一个凄惨的声音自远而近传过来，“回来呀，回来呀……回来呀……”这叫声凄惨而悲烈，众小将听得肝胆俱裂，头发根儿都竖了起来。

本地小将第一个撑不住了，撕心裂肺道：“有鬼！跑啊！”一语惊醒梦中人。众小将反应过来，跟在本地小将后面撒丫子狂奔。

到了第二天，河北省石家庄传来消息。今天凌晨，有一队红卫兵突然出现在距离石家庄市区十五公里正定县的大街上。根据目击的清洁工人称，大约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二十来个红小将在大街上疯跑，还边跑边喊鬼啊、有鬼之类的胡话。

当时这二十来个红卫兵极度亢奋，清洁工人不敢上前，去报告了县里的公安局和当地的革委会。两边的人到了后，前前后后用了七八十个人才制住了那些红卫兵。

众小将这时已经神志不清，全都瘫在了地上。公安局中有一个有经验的，扒开了几人的眼皮，发现他们的眼球上面都蒙着一层薄薄的类似蜡皮的东西。

几小时后，天终于亮了。说来也怪，天一亮，众小将就恢复了神智，眼球上蒙着的蜡皮也融化了。看着眼前陌生的景象，众小将都懵了，“这是哪儿？我们怎么在这里？”

有过这次的教训，首都圈内的造反派和红小将们再没人敢找特殊档案处的麻烦。就在有人开始议论的时候，特殊档案处突然改名为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内设六个科室，科长及科员全部启用了新人。除了主任保留之外，原本六名办事员分流到外地各政府机关。

令人费解的是，明明是掩耳盗铃的法子，却真的起到了作用。几个月后，那件事再没有人提起。就连那些作为当事人的红小将，对当天发生的事儿也越来越模糊。

更名后的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处事办公更加低调，只是那六个科长还是像当初那六个办事员一样闲不住，动不动就满世界转悠。

转眼到了1980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的张主任回到了公安部，升了一级，张主任成了张副部长。原一科科长高亮提升为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的主任。

张副部长上任后没几天，就把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从公安部里分离了出去。有对张副部长知根知底的人听说了，认为这件事办得不是很地道。这个办公室保了你姓张的十几年，你现在得势了，就要卸磨杀驴啊。

相比脱离公安部，高主任更头疼的是有人已经开始对张副部长曾经战斗生活的地方感兴趣了，本来早就被人遗忘的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又有人提起了。为了早避事端，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再次更名——民俗事务调查研究局成立了。

民调局成立不久，江西出了一件棘手的案子。案子具体内容不详，只知道高局长亲自带齐人马赶到了江西，等一个半月后再回来时，带回了一个满头白发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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