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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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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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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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132字

总序


在中国,“”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就是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观念再命名的。


在欧洲,发展的道路与我国大体相似,即由神话而传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至十九世纪,长篇十分鼎盛,致使黑格尔断言极限来临。及世纪末,现代主义很快出现,传统的主题和写法被打破了。其实,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的体式已经相当完备,只是之名(novel)迟至此时才正式流行起来罢了。


几乎与此同时,有了中篇(novelee或novel)的名目。中篇是中型的叙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长短划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弹性,需要把所叙的事件的规模、时间长度、结构的复杂与完整的程度同时作为参照。绥拉菲摩维奇的中篇《铁流》,论结构,可以算作长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长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把它当作注水的短篇来看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把中国文学分为前后两截。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表面上是语言层面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带根本意义的文学观念的革命g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所说的白话,仍是古典的白话,与五四时期语法相当欧化的白话很不相同。五四的,一、凸显文学的主体性,自觉性,叛逆性,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成为的主旋律;二、题材和主题有所扩展,社会问题进入,“神圣劳工”及知识分子形象组成了新的人物画廊。三、结构基本上是西式的,块状的,自由组合的,而非线性的、连环组接的传统章回体。除了思想观念,还有形式技法,都是现代的,面向西方,学习西方,而有了东方式的创造。


现代仍以短篇先行,几年后,中长篇相继产生01922年,鲁迅的《阿q正传》正式发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纳了一个革命的时代,统摄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出现在新文学的发轫期。当时,郁达夫、庐隐、废名等都有中篇问世,但多流干粗浅。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挣脱自叙传性质而向广大的社会面开拓,开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长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铺子》、《春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动。乡土题材聚集了众多作家,萧红、沈从文、王鲁彦、吴组缃、沙汀,还有废名,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场》和《边城》,或凄厉,或幽婉,更富于鲜明的艺术特色。左翼作家蒋光慈、叶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争的中篇,对于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传统来说,本身也不失为一种革命。其中,蒋光慈较早揭示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并因此遭到内部批判,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写大时代里的边缘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顾惜,是另一种笔墨。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宿命般地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角色的演变过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不重现实而重审美,重感觉、重印象、重情调,以中产阶级趣味烹制都市文学。在此期间,巴金、老舍、张天翼都是有影响的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来写的《憩园》,一种挽歌调子,似乎与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颇异样。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是一种新型文学,但是实质上,在“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背后,却混杂了不少传统主义、民粹主义的因素,意识形态代替了个人思想,形式——所谓“民族形式”——比较单一。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间,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个人理想和女性主义作最后的坚持,可谓弥足珍贵。在“国统区”,包括抗战时的“沦陷区”,张爱玲写下《金锁记》、《倾城之恋》,以第三只眼看人世,着意经营现代传奇。还有师陀,他的《落日光》、《果园城记》,在艺术上非常讲究,很有特色。青年路翎异军突起,写作《饥饿的郭素娥》,从形象、情节到语言,则明显地带有一种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创作,隶属于这一过程而基本上成为被改造的产物。一些著名家停止了写作,如进入领导层的茅盾、巴金;一批“国统区”作家对新政权心存疑惧而逃逸,如张爱玲;而沉默,如沈从文;而改变作风,如老舍。“解放区”作家一路高歌猛进,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名重一时,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然而到后来,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主题基本上是“写中心”的,因此很难具备优秀的品质,中篇的数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题有所开拓。其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有代表性的c青年作者是严肃的,敏锐的,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闪耀着一个“少布”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宗璞的《红豆》,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无意中涉入禁区。但是,这些颇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销声匿迹。像路翎、丁玲这些出色的家,在“肃反”及“反右”斗争中,先后遭到整肃,给中国文学带来很大的伤害。


至七十年代末,一场浩劫过后,社会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活跃一时,一批作家解除了荆冠恢复了写作的权利;另一批青年流放者从农村归来,正式练习笔耕,家队伍于是迅速壮大。这时,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读物及文学经典,包括现代被介绍进来,大型文学刊物纷纷创刊,这就给中篇的繁荣准备了温床。


继“重放的鲜花”之后,一批带有创伤记忆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一个冬天的童话》、《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叙述知青生活的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数把上山下乡运动当成一场人生劫难来描写,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这样作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回顾,表达对土地和人民的灵魂的皈依者为数极少。王小波属于明显的异类,他的《黄金时代》表现“文革”的禁锢与荒诞,想象大胆、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独创性。至于阿城的《棋王》,体现一种道教传统文化的逍遥心态,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开始向现实生活掘进,一类着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写技术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类倾力表现中国面临的社会变迁,包括农村的责任承包,城市的企业改制,等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可以作为代表。此间,一批描写民俗,表现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另外还有一一些无法归类的。


比起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中篇的数量陡增,题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然而在主题的发掘方面,多满足于形象地复制意识形态结论,整体风格“温柔敦厚”,缺乏作家个人判断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关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歌颂”与“暴露”二元对立模式,对现实中的黑暗面、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即便如此,喧哗一时的中篇,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此期间,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寻根文学”,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文化学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寻根”是现实问题的深化,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公式化、符码化。王安忆的中篇《小鲍庄》,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还有一个现象是“先锋”,旨在形式上做实验,内容相对单薄,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个别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但是大体上,这些实验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领异标新,多少丰富了中国的叙事形式。


九十年代整体乏善可陈。当此艰难时世,有人倡言“新写实主义”,“躲避崇高”,“分享艰难”。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确,艺术追摹宏大;个别作家貌似解构正统,如王朔,实质上是一种“别裁”,一种补充。由于有着各种权力资源的支持,潜在势力是雄厚的。但这时,一种相反的文学趋势也起来了,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叙事。叙事的个人性,在这里竟成了反社会的一个遁辞;正如有人标榜“女性主义写作”,却置换了这个源自西方用语中的自由、平等这样带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而从事纯个人题材的写作,琐碎、***、空洞,甚至充满色情描写。此时,又有所谓“新生代”群体顺次登场,批评家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澜,呈崛起之势。其实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会生活方面的体验,也缺乏文学训练,浮嚣有余而坚实不足。


新世纪以来,又有人提出“底层文学”的口号倘若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底层,对于有着几千年“瞒和骗”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根本的转变。但是,以我们的作家目前的素质和状态,要高张并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些被称为“大腕”的人物继续编造冗长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难”作题材,也是随意编织材料,违背生活逻辑;而且在主体方面,也缺乏起码的诚爱与同情。作品的“酷”,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冷处理。具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的作者,作品大多显得粗糙,因此在总体上比起八十年代,中篇创作不见得有长足的进步。较为优秀的作品,有尤凤伟的《小灯》和林白的《回廊之椅》两者对土改历史都有颠覆性的叙述;描写矿工生活的,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农村题材的,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以及徐则臣写农民工的“北漂”系列。此外,像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钟晶晶的《第三个人》,则以其哲理性和诗性,在众多以故事性见长的中显出一种罕有的杂色来。


近百年间,中篇从题材、主题、体式、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地有所开拓,有所发展。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最早出现在现代史上的《阿q正传》,至今仍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来,当代虽然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对显得娴熟,但是艺术个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现在文学语言本身,就缺少个人笔调;在现实生活中,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使个人性受到遏制,或许是根本的原因。同时,语言也缺少优雅的气质,缺少精致,缺少韵味,这同长期推广“工农兵文艺”,以文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不无关系;扩而言之,同汉语语境遭到破坏,同整个社会语言的粗鄙化有关。在形式上,中国满足于讲故事,讲究“好看”,缺乏西方的那种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道路是漫长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尝不可能说是开阔的、单就现代发展来说,从五四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具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极少,而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也不会很多。在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篇金库》,旨在集中这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过来,也可以充作迸一步滋养创作的一份泥土和养料。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个别作品,编者并不认为属于最优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它们自问世之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中造成的影响,从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考虑,这也未尝不可以算作是一种“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金库》分辑陆续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推荐,以确保它作为中国现代的一个文本系统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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