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就好了很多。

因为辩手足够多元，有碰撞、有火花，那个“好男孩”公务员和嘻哈歌手的对决很吸引人，喜欢傻乐的可以看反差萌；喜欢装深沉的可以品味两种人生态度；至少你可以想想这道“心上人在恋爱中，要不要跟TA表白”的题目。

多元之于《奇葩说》的意义远大于任何综艺。综艺几乎都是高度程序化（要求单一）的，只有《奇葩说》骨子里带着反程序化（要求多元）的基因。

这和记者写稿子、作家写小说、导演拍电影一样，内容创作需要程序化。这一内在要义具象化成了一个个专业术语――内容品类聚焦、主题明确、人物设定差异化……

每一个字都可以翻译成“要稳定的内容输出”，好莱坞的电影是程序严谨、高度工业化，所以能够孵化全球观众；最近比较火的《我就是演员》，为什么不请歌手来呢？因为只聚焦在这一件事上，才好控制质量。

《奇葩说》不一样在――它的架构是基于辩论的，而辩论是最去程序化的。

曾几何时，辩论被高度程序化过，有主观水平的原因也有不适合放在台面上说的因素，总之被大学实质性抛弃了。

但只要不把所谓“专业”作为唯一追求时，辩论就被还原成了最原始的对话，《奇葩说》不一样的烟火就产生于不同背景、立场者之间的对话。

一问一答的访谈节目好做，能提问的记者好招聘、能回答问题的嘉宾一抓一大把；但找到能够对话的两个人超难。

奇葩说，这个苍白无趣的世界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奇葩给你选？

这只是《奇葩说》难以控制的第一点而已。

将双方置于极端环境（限定情景、时间和胜负条件）的对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反，谁都很难掌控。

还记得第二季时，作家柏邦妮有一次比赛，剪辑师大段的快进，屏幕飘来六个字――“不让播，怪我喽？”

场上所有人一脸痴呆，谁都没料到话题完全被引向了“下三路”。

最后还是马东打断了发言，提前结束录制。

马东寄希望于不同个体间对话产生的创造性甚至冲突，但这种节目架构带来的不稳定性，却使《奇葩说》从选角、到内容呈现、再到效果都很难实现稳定。

对话的乐趣在于惊喜，可对内容制作而言，惊喜约等于意外事故。

外化的矛盾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是《奇葩说》节目组永远无法解决的“痛苦”之源。

有一个定论：常识的最大传播者是谁？其实并非严肃的新闻机构，而是7411节目。这是综合流量、内容属性和社会传播结构的综合判断。

尽管7411节目很多时候并非出自本意，但哪怕仅为了记忆点，他们往往也会有所主张。只是，为了方便制作，价值主张相对单一、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