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主要是指代性问题。游戏主人讲这些劣根性,都代之以具体某个人的事,顶多就是地域黑,黑某个小地方的人,绝不会全体性指称“中国人”“大清人”怎样怎样。
中国人是这样的,反正不是说我,我看热闹最好。
清末以来,知识分子掀起的国民性批判却恰好相反,指称一定是全体中国人,艺术化的处理也一定是杂糅了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中国人形象,让读者、观众看完有照镜子的不适感。
所以才会招骂。
中国人很少有自省的能力。同样的毛病,你通过嘲笑张三李四,可以逗笑我,但你嘲笑到我头上了,老子就跟你翻脸。这个本事,倒是根深蒂固。
▲梁启超。
三
从清末开始,有一批人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最早批得最有水平的,是梁启超(1873―1929)。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从日本学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自我批判国民性的那套话语。这期间,他一直在思考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以及维新变法夭折的原因。
找来找去,发现问题出在国民性上。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清廷及文武百官不惜卑躬屈膝,卖国求安,而广大民众对时局的严峻则麻木冷漠,隔岸观火。如此情势,不亡反倒没天理了。
梁启超感叹道:“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务,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绣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矣。”
也就是说,不改造国民性,光引进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制度,通通没用。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国民品格中存在许多缺陷,但林林总总,最根本的一点是奴隶性。“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奴隶性具体有哪些表现?
梁启超做过形象的描述:
奴隶云者,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侍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无敢不死。
这就是失去自我意识和群体观念的奴才。
一个社会有一帮奴才,腐朽之气已经四处可闻。但梁启超更“残忍”地指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普遍存在奴隶性,这是一种浸入国民灵魂深处的亡国根性。不仅乡曲小民对于文武百官自居于奴隶,而且小官吏对大官吏、下级对于上级,无一不自视为奴隶。“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于奴隶者。”
更可怕的是,奴性越强的人,混得越好,地位越高。
久而久之,奴性变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处世哲学,通往成功的必修之路。人们不仅自居奴隶,见到不做奴隶的人,还要对其进行群嘲与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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