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的问题在于，他们过快的学习西方接受了民主选举制度，使得政治参与的平等提高过快，远远超过了处理相互关系艺术的改善速度。大部分的人仓促间参与到了政治当中，以至于完全没有合适的政治制度规范他们的行为。

很多国家政治参与急速扩大，但没有合适的制度和观念督促其有序参与

过快的大众参与加上落后的观念和近乎没有的法治、政治制度，带来的只会是暴民政治和无休无止的骚乱。西方国家200多年才走完的历程，后发国家往往只花了几十年，这样快的变化，早就超出了社会和已有政治制度的承载力，怎么可能矛盾不大？

现代化需要集权，而非分权

由于自身的历史发展极为特殊，美国人不懂得其他国家的苦衷，美国的建国没有传统势力的阻挠，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新生的国家，由于一开始就具有了现代性，因此便不需要急剧的现代化，因此，美国政治的要义完全是限制政府权力，而非扩大政府权力，这与全世界的发展几乎背道而驰。

美国的错误在于，将自己的特殊经历当做普世价值，实际上他才是天选之子，山巅之国，上帝的宠儿，其他不受命运青睐的孩子怎么可能借鉴天选之子的发展道路？

天选之子的道路无法模仿

欧洲的现代化，也是集权的过程，即思想上的祛魅和忠诚的转移，人们将过去对家庭、宗教、地方贵族的忠诚转移到国家之上，在最开始，代表国家的是君主（绝对君主制），人们就忠于君王，之后，代表国家的是议会（议会制与议会主权），人们就忠于议会。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除了在美国实行外在欧洲几乎找不到模板。

削弱地方的权力，强化中央集权，将君主和议会作为国家的唯一代表，乃是欧洲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在17-19世纪，欧洲各国无不是中央集权的国家，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威廉二世皆是既专制但又富有魄力的君主。实际上，现代国家的诞辰就在于代表民族利益之君主之诞生，1630年11月11日，路易十三拒绝了母后的家族权利要求而选择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这一天，即是现代国家和开明专制的诞生日。

欧陆的现代化起源于君主的集权和开明专制

就算是美国的母国英国，在光荣革命后，采取的也是议会主权这一集权制，英国的议会权力巨大，可以随意修改宪法，而内阁更是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进而立法行政合一，集权而效率高。正如亨廷顿所说：像美国那样依然保留中世纪都铎政体的国家绝无仅有，唯有美国这般优越的环境才能使得如此分权松散的制度存活，但正因政治制度现代化程度低，反而造就了美国最为现代化的企业和社会。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他们的处境正如17世纪的欧洲，国家的现代化面临传统势力的巨大阻挠，非洲有部落、中东有教派、中国有宗族地主、日本则有封建贵族、印度则具有种姓，要想摧毁这些传统势力对生产力的束缚，必须拥有集权强大的政府才能予以清除。

明治维新伴随着对武士阶层的剿灭

后发国家中最为成功的中日韩，无不有着威权主义的时代，日本的明治维新清除了武士阶层，加强了集权，韩国的朴正熙用军人专政发展经济，中国则在party的领导下铲除了宗族势力和地方军阀。在集权政府的带领下，东亚实现了现代化，并开始走入现代化的最后阶段民主化。而中东非洲拉美依然没能产生有权威的政府，依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挣扎。

对于还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过度的政治参与和选举只会让传统势力获得上风，进而阻挠国家的进步，正如伊斯兰世界一选举就是原教旨主义上台，非洲一选举部落势力就纷争不断，拉美一上台，毒贩黑帮支持的候选人必会当选。欧洲直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才陆续开放普选，而此时欧洲的现代化已经近乎完成。民主是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将结果错当成促进现代化的原因只会造成惨重的损失。

中东实行选举的后果就是每一次就是原教旨主义等传统势力获胜

后发国家的根本出路在于如何建立具有权威和效率的政府以促进现代化，而远不是分散政府的权力和扩大政治参与，后者是具有现代性的国家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还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提前尝及制衡和民主的甜味只会导致自身的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