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中指”,最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使用,表示鸡奸,用来鄙视、恐吓或者威胁他人。2017年10月28日,美国女子朱莉・布里克曼骑着单车,向从身边经过的特朗普车队比了中指。随后,尽管她被公司炒鱿鱼,但是却得到了美国很多网民的声援,offer、捐款也纷至沓来。
她成为了英雄。
而对于“竖中指”的历史,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其真正起源于英法百年战争。战前,法国士兵扬言要活捉英军所有弓箭手,并把它们的中指悉数折断,让他们永远拿不起弓箭作战。然而,法国大败,英军的弓箭手全部炫耀地伸出中指,对法军俘虏表示鄙视和羞辱。因此,竖中指在西方兴起。
作为性社会学范畴的“中指”
作为性行为“帮凶”的中指,以及其在性生活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中指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性社会学的隐喻。
“当生物规律还在支配动物的性之时,作为非自然化动物的人类已不再本能地进行性行为。作为社会机构,人类的性活动必定包含了精神活动和肉体活动的协调”。
法国性社会学家米歇尔・博宗在其所著的《性社会学》中坦言,人类的“性”并非由大自然所馈赠,而是在它所处的7439环境的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其反过来又有助于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从而体现了其所包含的浓烈政治重要性和意义。
因而,控制人们的身体和衍生出来的“性”,是极权主义国家屡试不爽的行径。
位于食指与无名指之间的中指,作为人类最长的一根手指,其不仅可以作为佐证达尔文主义的鲜明案例,还承载着政治学的意义。从古至今,性在家庭、社会稳定性、及其对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小小的中指,也折射出了其对人类的既定秩序和生存规所起着重要作用。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战争中,对其它国家和民族“性”层面上的摧毁、霸占、重建,被视为是对异族的彻底征服。也不难想象,与杀戮相比,战争中最大的罪行莫过于强奸。我们可以从日本在亚洲地区以及苏联在德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窥见一斑。
鉴于此,当我们花费一秒钟向他人比了个中指,则意味着对他人暴风雨般的讽刺和侮辱性的蔑视。于是,在公众场合――特别是在镜头前对他人比中指,则是表达难以挥斥方遒的愤怒和蔑视。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伴随着悠长的唏嘘,随意向他人比中指,不仅会招来恶意,还有可能会饱尝拳脚乃至各种处罚。
朱莉・布里克曼就是佐证。
主体性独立:竖中指的流行
朱莉・布里克曼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弹出的中指,博得美国各界的声援,“为人弹冠相庆。”但是,作为一种“终极”的羞辱,缘何这位母亲会收到来自美国各地的声援和资助?
伴随现代主体性的突出,产生了性领域的独立化。从19世纪性与宗教学说决裂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此之后――至少在西方大部分国家,性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赤裸裸的政治文本,不再是政府及其暴力机器对人们的控制阀。在近代,各异的性经历和性经验,是构建主体和个人化的主要基础。
西方性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让“性”不再是神父和卫道士眼中的肮脏的字眼,不再是有罪的、有损道德的字眼,性行为也不再被冠以“生育”为任务(目的)的人类的自然活动,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主体性自由。媒介所构建和生产的性7439,无论是情色产业还是电影设级制度,已经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中站稳脚跟,并与女权主义和LGBT群体遥相呼应。
在这种并不完全的性解放与性革命当中,饱受雇主非议的同时,也赢得各界声援,二者并不矛盾,不必刻意地将朱莉・ 布里克曼置于“二元论”的沼泽之中,自设罗生门,并展开左右互搏。
相比较西方,中国人在使用中指时,特别是在和朋友们之间互相比中指时,并不代表羞辱和侮辱,而是表达一种戏谑、俏皮抑或是――纯粹为了好玩。
身体的历史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中,描绘了血腥、残忍、令人瞠目的行刑场面:刽子手用烧红的铁钳对刑犯开肠破肚,再将融化的铅、松香、硫磺浇入被撕裂的身体……在福柯看来,人们对身体的观看行为说明了,从关注“身体”本身演变为关注除身体之外的事实,身体已经沦为政治和暴力机器的载体与控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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