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性取向能被转变吗？

利维坦按：脑白质切除术，化学阉割，厌恶疗法……史上对于同性恋的治疗可谓花样百出。而针对本文文末的“回转疗法”，即便至今仍有一些团体和个人声称在同性恋治疗上采用该疗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美国儿科协会、美国咨询协会、美国精神医学协会、美国心理学会等机构均认为“回转疗法”具有潜在危害从而拒绝这种疗法，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地方也已立法禁止回转疗法的实施。

其实，坚信同性恋可以转变的人，其内心或许会同意下面这个广告牌的文案【前同志与同志的父母与朋友（Parents and Friends of Ex-Gays & Gays，PFOX）】：

不过，问题的关键似乎是：作为同性恋的个体，除非是自己的主观意愿乐于接受性转变，而外界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去干预这种性取向呢？【反（男）同性恋的人自然会列举一大堆理由，诸如不安全性行为、艾滋病、性成瘾等等，而LGBT群体则会以人权问题和性取向自由来回击……这个问题将会永远争论下去。】

直到上世纪60年代，男同性恋在大多数国家里还是非法的。讽刺的是，第一个对男同性恋除罪化出台激进政策的国家却是当时东方集团（Eastern bloc，为冷战期间西方阵营对中欧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呼，其范围大致为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最为高压的政权之一：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Communist Czechoslovakia）。

这场1961年的政策变化举世瞩目，与斯大林主义的“恐同”声明唱了反调。当时的论调倡导人们结婚，组建核心家庭，用这种方式为社会主义提供人口和经济基础。

库布里克《发条橙》中的厌恶疗法。图源：Critical Commons

除罪化进程的开始源于大量试图彻底“治愈”男同性恋的失败案例。捷克的精神病医生们采用的是一种经过调整的“厌恶疗法”（aversion therapy）。他们给男同性恋者观看包含男性身体的色情图片，同时电击他们，或使用导致恶心的药物。他们希望，这种方式可以强迫“患者”把同***望和疼痛与恶心联系起来，以此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性取向。

厌恶疗法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精神病医师之手，最早是作为酗酒的治疗手段。到了50年代，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试图用这种方式治疗一系列“异常”行为的实验。这种对行为矫正信心的激增，大部分源于诺贝尔奖得主、苏联的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的发现。

他关于动物“条件反射”（conditioned reflexes）的实验让人们明白，外界的刺激能够极大地影响身体和行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世纪90年代，他就通过实验表明：不管食物是否存在，狗都会由嗡鸣声联想到投食，继而开始分泌唾液。

伊万・巴甫洛夫与同事玛丽亚・佩特洛娃（Maria Petrova）在一条实验用犬身上进行条件反射实验。图源：未知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一整代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在人类身上进行的实验改进了巴甫洛夫的理论。他们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条件反射可以治疗人类的精神健康问题。如果狗都能够把某种声音和食物联系到一起，那么，一个蜘蛛恐惧症患者也能将蜘蛛和放松的感觉，而非恐惧联系到一起。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作“脱敏”（desensitation）疗法。如果这种正向的情感联想能够被成功地建立，那反面的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巴甫洛夫的观点与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Watson）与B・F・斯金纳（B F Skinner）的研究结合了起来。二人认为，奖赏与惩罚在行为调整的过程中也很重要。实验性的“行为治疗”开始被用在消灭“有害的”情感与行为上，从同性吸引到飞行恐惧都包括其中。

图源：Michael Parkin

在五六十年代，消除同***望、最终把同性恋转变成异性恋的“普通人”成为了公共精神病医学的中流砥柱。有些病人自愿报名，希望自己能够与当时的社会常规协调一致，另外一些人则来自于司法系统。这些手段逐渐取缔了原始的同性恋“治疗手段”，例如曾被用在数学家、密码分析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身上的化学阉割。

科特・弗恩特（1914-1996）本人。图源：Wikimedia Commons

测量欲望

捷克精神病学家、性学家科特・弗恩特（Kurt Freund）在他的同性恋病人身上进行了行为矫正实验，并试图研究这些“治疗方案”到底有没有效果。弗恩特喜欢量化和分类人类性生活中的变量；在20世纪50年代，他发明了一种用于测量男性性唤起程度的仪器：***体积描绘仪（penile plethysmograph）。实验对象的***被密封在一个密闭容器中，弗恩特称，通过测量仪器中的气压变化，就能判断出实验者是否经历了性唤起。

***体积描绘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