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头部移植手术最难的部分在于连接脊髓。所以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就想，这（Texas-PEG）应该能行。我觉得这是关键因素，是最后一块拼图。塞尔焦已经拼好了大部分拼图。但我觉得这应该能行。”

“其实我对（头部移植手术）是有点担心的。我是个化学家，不是生物学家或者外科医生。我的信息都从塞尔焦那里得来。但和其他的外科医生聊下来，我发现他们对于手术是否能成功都十分怀疑。”

“塞尔焦似乎很自信。风险在于（瓦列里・斯皮里多诺夫，第一位人类志愿者）可能会死。这是很明显的风险。但我想，不管怎么说，我发明的促融剂降低了这种风险。”

“我很矛盾。我不确定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但我的感受是，（斯皮里多诺夫）不管怎样都会很快死去，他是主动志愿参加手术的。不论我做什么，不论我给塞尔焦什么，他都会做这个手术。但我能让它更安全。我能降低风险。”

“这不是真正的科学。到了这份上，它已经越出了科学的边界。我在开始念本科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参与到这种事情中来。但后来我念了生物医学纳米技术，这一领域为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提供了许多可能。我同时还在攻克人造虹膜，它理论上能让盲人获得高分辨率的视野。”

“我对Texas-PEG在脊髓修补上的潜力更感兴趣，对塞尔焦在计划的全身移植则不那么在意。即使头部移植手术不成功，我认为这种物质也为全球数以千计的截瘫和四肢瘫痪者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我的父母都是科学家。我父亲是西三一大学（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的物理教授，我母亲是园艺家。我们就（头部移植手术）聊过几句。他们觉得很奇妙，这种物质居然有希望能修补脊髓。他们没有因为这种科学技术是‘邪恶’的就制止我去做。他们意识到，过去的人甚至反对心脏移植和输血，因为它们听起来诡异而古怪。”

“（不在实验室时）我会拉小提琴。我养蜂。眼下我正在准备婚礼（12月28日举行），婚礼的举办地点在基隆拿（Kelowna）。”

“我希望手术会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对我的事业有巨大帮助。如今我只是个博士生。如果手术成功，写在简历上会是很亮眼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