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建国怎么就成了不可能？丨“双十协定”73周年特刊

中共方面希望能保持解放区的现状并掌握相当的武装，而国民党则反复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双方在原则问题上皆互不让步，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此后，再经9月27、28日及10月2日、5日的四次会谈，10月8日，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交换了意见，并于10月10日由双方代表签字，12日对外公布。这便是重庆和谈的成果“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规定：和平建国是基本方针，国共双方“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双方军队整编的问题“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但对于争执之中的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则将“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双十协定”没有解决国共间的实际矛盾，双方的军事冲突也并未因和谈而缓解。从蒋介石一方面说，他对国民党的实力有信心，认为中共没有能力与他争衡，在毛泽东飞离重庆后，他于10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共毛十一日飞回延安，彼虽罪恶昭著，而又明知必乘机叛变，将为统一之大碍，但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

而就毛泽东一方面说，他对于和谈的不会有成果也早已了然，共产党部队的行动并没有因为和谈而有所限制，此时共产党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就在和谈开始的第二天，第一支八路军部队开始进入东北。毛泽东在去重庆前曾对前线干部讲到：“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谈谈打打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你们回到前线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

在毛泽东看来，和与战是一体之两面。他在返回延安后，向各地党委作出指示：“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至于在东北的行动，“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由于国共双方都没有在“双十协定”签署后停止各自的军事行动，重庆和谈无法起到阻止内战的目的。不久之后，双方部队即在华北、东北陷入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对于国共和谈无法成功化解战端的原因，邓野在《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一书的结尾有着精辟的阐释：

“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就国家权力的再分配举行和平谈判，从本质上讲，这是武力的对比互为消长的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政治现象。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制止武力，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产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产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

和与战的这种倒置关系，加上战后美、苏两强在东亚地缘格局中的巨大影响，决定了中国还需要再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

参考文献：

[1] 汪朝光：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 陈红民：蒋介石、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判断与抉择，载于氏著《细品蒋介石：蒋介石日记阅读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9-208页。

[3]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

[4]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5] 蒋永敬、刘维开：《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6]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stein）：《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China 1945: 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