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建国怎么就成了不可能？丨“双十协定”73周年特刊

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并非职业外交家出身，对于中国的复杂情势不具备透彻的了解，他在上任伊始，便兴致勃勃地想要促成国共双方之间的政治和解，此番努力很快就遭遇了失败。赫尔利怒气冲冲地将调解失败的责任归罪在谢伟思、戴维斯在内的中国问题专家头上，他认为正是这些“亲共分子”的言论败坏了蒋委员长的形象，还提高了共产党的胃口，以至于他促成国共和解的努力不得实现。

赫尔利随即就对驻重庆大使馆的职业外交家群体展开“整肃”，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相继被调离了岗位。此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便一直维持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中：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间接的帮助与支持，但避免介入国共间的军事冲突，并努力说服两党达成政治和解。

相形之下，中国另一个战时盟友苏联的对华政策则充满了简单明了的实用主义――利用日本战败形成的战略真空，极力扩张其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秘密备忘录”的形式与斯大林达成交易，以外蒙维持现状、苏联享有中东铁路管理权、永久租借旅顺及大连港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换取了斯大林对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结束对日战事的承诺。

该项“秘密备忘录”是在中国政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蒋介石直到同年7月份，才被华盛顿单方面告知了美苏协议的内容。对于蒋介石来说，美、苏的行为无异于违背道义的叛卖，但鉴于中国的弱国地位，蒋介石不得不无奈地接受既定现实。

更重要的是，自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人数达150万的苏军越境进入东北，对蒋介石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不能及时满足斯大林的胃口，尽快与其签订条约，东北的苏军或许会与华北的中共武装连成一气，着手建立国民政府之外的共产政权，那么黄河以北就将非复国民党所有了。

▲1945年8月，进入大连的苏军坦克部队

斯大林有效地利用了蒋介石的上述恐惧心理，迫使其与苏联达成妥协。

8月14日，中方代表王世杰与苏方代表莫洛托夫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方全盘接受了雅尔塔”秘密备忘录”中苏联需索的一切要求，苏方则承诺只承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会将东北转交国军。

明眼人皆看的出，该条约中中方让渡的都是实际的权益，而苏方的许诺却并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这也为之后国共争夺东北埋下了伏笔。不过从蒋介石的角度看，他在付出了惨重损失之后至少获取了斯大林亲口承诺不会支援中国共产党，这自然能够给毛泽东一方施加足够压力，迫使其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条件，交出解放区的控制权。果然，斯大林在条约签署后，向延安拍发电报，阻止中共部队接管上海等大城市的行动，并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毛泽东照做了。

四、心不在焉的和谈

毛泽东本来是不打算去重庆的，他于8月14日收到了蒋介石的第一封邀请函，请其前往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毛很清楚蒋的算盘，蒋需要摆出一副和平的姿态给不愿卷入中国事务的美国人看，而他此时已获得了斯大林方面对国民政府地位的背书，在谈判桌上压迫中共就范显然是可行的；谈判尚可以给国军在各地的受降争取时间，如果共产党不愿谈和，国民党就洗脱了发动内战的责任，更可以毫无顾忌地采取军事行动。

于是，毛泽东答复称会派朱德前来重庆，但蒋没有放弃，于20日再次致电，邀请毛泽东早日赴渝“共定大计”，23日三次致电，表示：“唯有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

在蒋介石几次三番的电邀，以及美、苏双方的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有所让步，于次日致电蒋介石：“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7日，赫尔利由重庆飞往延安，次日，他陪同毛泽东搭机前往陪都参加和谈。尽管赫尔利与斯大林都已担保了毛在重庆期间的人身安全，不过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在其不在延安的时间里，将由刘少奇代理党主席，处理党内事务。

由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决定与中共举行会谈的，国民党并没有准备好腹案作为谈判的基础。不过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蒋即在《日记》中写下了对会谈的方针意见：“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次日又写道：“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总之，有关解放区政权和共产党军队问题，蒋介石不会作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