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西汉末年这些流民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中一大原因，便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

如此情形，导致“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大批农民破产，或流亡为寇，或沦为奴婢。

史载，汉成帝本人就“置私田于民间”。在土地兼并的道路上，皇帝一马当先，广置田产，起“模范带头作用”，大大助长土地兼并之风。

外戚、宠臣大受鼓舞，公然对土地进行掠夺，更加肆无忌惮。

汉成帝的舅舅王立，曾经勾结南郡太守李尚，强占“草田数百顷”。

这些“草田”原是陂泽荒地，属于少府的公有地，因借给农民耕种，大多已被开垦为耕地。王立眼见这片土地肥沃，当即决定强取豪夺，作为私用，不顾百姓死活。

一些出身穷苦家庭的高官，一旦身居高位，反而利欲熏心，以权谋私。

著名经学家匡衡，年轻时凿壁偷光、勤学苦读，其父靠给人帮工，供其读书。

后来，匡衡官至丞相，封安乐侯，竟然贪得无厌，利用郡图的错漏，非法侵占公田400顷。

另一个当过丞相的权臣张禹，更是饕餮之徒。

他不但在朝中享受着高官厚禄，还“内殖货财”，私下里经营工商业，财力雄厚。为将生意做大，张禹依靠权势，肆意兼并土地，“多买田至四百顷”，还都是关中泾水、渭水附近的良田。

一次，张禹看中了平陵肥牛亭的一处良田，成帝为满足他的要求，竟下令将亭所迁到别处，而把这块地赐给他。

官亭公田都抵挡不住官僚地主的强取豪夺，贫民的私田更不在话下。

张禹一人集官僚、豪商、地主于一身。这也是西汉末年高层官僚的一个发展趋势，官僚地主对于土地的掠夺，数量庞大，令人发指。

另一方面，西汉末年，又相继出现一批富商大贾，他们遍布于京师及各郡国。

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成都的罗裒，在巴蜀、京师之间来往贸易，数年间获利千万，又以获利的半数贿赂当朝权贵，放高利贷，独占盐井之利，一年之间获利一倍。

临淄的姓伟（此人姓姓，名伟），以鱼盐致富，家资数千万，闻名于齐地，当地官员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另外，还有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长安的樊嘉、挚网、如氏、苴氏、王君房、樊少翁、王孙大卿等等。

这些商贾，富甲一方，资产少的也有数千万，多的达巨万（万万）。他们“以财养士，与雄桀交”，或勾结权贵，独霸工商业。